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专题)

导语：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专题)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农民增收重在治本

□王利文谭炳才（作者分别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副处长）

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继去年农民增收减负政策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农民增收从主要依靠政府减免、补贴向减免、补贴与促进农业形成内生增长机制并重方向转变，昭示了国家治理“三农”问题由“治标”向“治标与治本结合”的重大变化。

当前，我省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以及建设和谐广东的新阶段，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具备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反哺农村的条件和能力，在积极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基础上，我们要结合本省实际，提出进一步落实促进我省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

增加对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财政投入

今年，我国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投资700亿元人民币，约占国家财政投资的1／3。我省以农田排灌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要调整我省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业、农村财政投入，逐年提高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等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

催生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对专业合作组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有关税费”，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鉴于目前我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缺乏政府有力的扶持和引导、很不规范的实际，建议加快我省地方法规的立法步伐，支持及规范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运作，确立经济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对这些组织所办的加工、流通实体减免有关税费，保障合作经济组织的权益。

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产品增值低关系很大。我省农业龙头企业虽较内地发展快，但农产品加工水平依然很低。因此，必须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通过经济杠杆调低农业深加工项目进入农业领域的投资成本，提高农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培育带动千家万户的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深加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供销社系统的改革与发展步伐，建立高效有序的产销体系，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

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农村科技贡献率

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科技文化素质呈明显的正相关。我省农村、农业科技支撑明显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统计，2003年我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中只有10．4％的人受过专业培训。目前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仍有400多万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法适应产业技术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无法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为此，要强化政府行为，统一规划，加大财政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和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民队伍素质。同时，要加大实用适用技术向农村转移、应用、推广的力度，加快以中心镇为重点的农村科技集成镇建设，大力提高科技对城镇建设的贡献率。

开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是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我省开展土地适度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加快步伐。其实现的途径，一是抽疏农村人口，用政府推力和市场拉力吸引农民到工业园区及城镇安居就业，转换农村人口户籍，转移农村劳动力，置换农村土地。二是调整、规范农村土地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不改变土地用途前提下，把土地承包权延长，长期稳定，吸引投资主体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规范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三是在税费、投资、用地等方面出台鼓励土地集中经营的政策。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

昨天结束的全省农村工作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会议透露，省政府决定今年起全省免征农业税。但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要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必须实施综合配套的改革，如加大撤并镇、村、校力度，精简人员，减少行政开支；加大以工哺农的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补贴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向农村地区提供农村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农村科技服务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等。目前，实施对农民减负的配套改革最重要的措施是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以工哺农最直接的体现，是增加农民收入立竿见影的重大举措，对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构建支持“三农”的长效机制

□罗必良（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点是在“多予”上做“加法”

应该说2004年的财政支农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支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补贴、减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如果说去年财政支农的重点是在“少取”上做“减法”，那么今年的重点则是在“多予”上做“加法”：

——2005年，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将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

——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新增资金主要安排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2005年国家科技投入将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财政收入中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

——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

——各级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

从今年的一号文件可以发现国家政策的总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财政反哺农民的新时期。

解决“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这表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着三个深刻变化：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到来，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将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中国将在规划制订、体制改革、工作部署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把农村的发展全面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将科学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安排，把农民增收放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中统筹考虑。

——中国将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下大力气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有效体制。

用长效机制打造农业核心竞争力

应该说，给农民一些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暂时增收，相对容易做到。但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让农民持续增收，就必须实施制度创新。新的一号文件出现了大量的“试点”、“改革”、“制度”类字眼，并明确提出将立法让国家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彰显中央正积极探索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第一，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一国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小，正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强弱决定的。在去年我国农业出现重要转机的背景下，中央正着手建立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如果说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着眼于让农民直接减负增收，以“两减免、三补贴”为抓手，启动了城市资源施惠农村的历史转变；那么，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则立足于使农业强身健体，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手段，开始打造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建立稳定增长的支农资金渠道。中央提出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要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文件提出将抓紧制订农村金融总体改革方案，明确金融机构在县及以下机构网点新增存款，用于支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比例。同时要求县域吸收的邮政资金要回流农村，等等。这些新政策，无疑将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建立“三农”发展的制度保障。总书记在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温总理在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一个重中之重，从执政党当前的中心工作出发，提出了执政兴国、富农兴邦的新任务；第二个重中之重，解决了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侧重并突出“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第三个重中之重，把“三农”问题列为了政府的核心工作。“三个重中之重”，充分体现了“三农”问题在全国经济、政治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具有历史性的坐标意义。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创新资源配置战略思维

□王冰（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部教授）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主导，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要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根本的措施是要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小规模农户发展的“瓶颈”是资金

目前我国农村占主导的生产方式是土地在集体所有的总框架下农户使用和农户生产经营的小农生产方式，劳动力大量过剩，并且在近期内难以转移，即使在2020年农村实现小康，农业就业人口只占20％的情况下，农村就业人数也高达1．5亿人，劳均土地也仅有13亩，与发达国家人均数十亩以上的耕地规模比起来仍然达不到规模经营，仍旧难于取得规模经济效应。这样，小规模农户经营将会是我国较长时期内不得不认可和采用的农业经营单位。小规模农户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其缺乏资金。从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上考察，结论是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缺乏可持续性。而在小农经济规模难以在近期内消除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的缺乏是形成小农长期势单力薄，难以抵御风险和难以发展的致命弱点。如何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的增长机制，就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

农村资源配置与农村经济作用不协调

在我国，财政对农业长期投入不足，产生政府当年重视，当年农业投入就增加，否则就减少的现象。农业投入的时起时伏，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我国产业资源配置扭曲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的导向下，农村只能是资源流出，不能资源流入，结果农村资源配置与农村经济作用不协调。就拿广东省来说，2002年广东农业加上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全省社会财富的27．13％，上缴的税收大于1／4，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农业和乡镇企业得到全社会金融机构的贷款仅为3．85％，得到国家及有关部门的扶持资金占全省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为2．47％，两项加总为6．32％。广东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与其资源配置是严重不对称的。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标志着政府新的资源配置战略思维的建立。与此同时，2004年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对农业推行了“三补”政策，“三补”资金近150亿元。但这些政策措施缺乏较长的时效性。

通过法律手段把国家的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

如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投入缺乏可持续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基础设施脆弱的状况，就不能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更不可能谈到农业、农村的发展。

要逐步建立稳定的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机制，其关键在于通过法律的手段，把国家的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使政府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并防止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盲目性、随意性和波动性。因此，各级财政部门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增加农业投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内每年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每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要高于上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另外，还要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对其不仅要在投资存量上作适当调整，而且要在增量结构上向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倾斜。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逐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科技进步是根本出路

□张长生（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而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从发达国家来看，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农业生产率就逐步提高，农民数量减少，农民收入增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省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传统农业的痕迹依然明显。从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来看，发达国家为70％左右，我省为50％。从农业机械化、灌溉来看，发达国家已全面实现机械化、水利化，我省目前机耕率仅为33％，有效灌溉面积占常用耕地面积的62％。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来看，发达国家为60％～80％，我国为30％左右。正是由于我省农业科技水平低，造成农业竞争力弱、农民收入低。结合我省实际，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必须深化改革，增加投入，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科研投入、农业技术推广、种养业良种、农民培训等四大体系。

科研投入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体系。一是要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改善农业科研机构设施条件和装备水平，搞好农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要推动建设区域性的农业科研中心，推进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二是要增加农业科研投入，不断提高政府科技投入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仅为农业GDP的0．44％，低于1％的世界平均水平。

探索农业技术推广的新机制新办法

加快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一是要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加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力度。国家的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主要承担公益性服务；一般性技术推广和经营性服务，要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要积极发挥农业院校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鼓励、支持农业科技型企业发展，积极培育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探索农业技术推广的新机制和新办法，对农技推广项目实行招投标制度，鼓励各类农技推广组织、人员及有关企业公平参与技术推广。二是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财力支持力度，扩大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认真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扶持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辐射带动能力，要增加引进国外先进农业技术的资金。

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目前我国农作物商品良种只能满足常年用量的30％左右，农作物的育种工作基本上仍是建立在“近亲繁殖”基础上。今后要重点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完善种养业良种培育、选育、引育系统，推进良种繁育、推广应用的市场化进程，构建政府扶持与市场推进互动的种养业良种体系；要继续组织实施农作物种子工程、畜禽良种工程和水产良种工程；要继续引进国外优良品种。

造就观念新、技术好、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

美欧等发达国家规定没有农业专业的大学文凭是不能经营农场的。我省的“小学生农业”、“初中生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农业”的巨大反差决定了我省农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巨大差距。因此，要提高我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其竞争力，必须以提高农民素质为基础。为此，一是要全面开展对现有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各级财政要大幅度增加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制等方式，努力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造就一大批观念新、技术好、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二是加快农业科研院所的发展，加快农业各类人才培养。三是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条件的地方逐步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体制。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

全面提高农民福利

□贺雪峰（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如何用好新增事业经费及各种中央转移经费来造福农民，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应拓展到提高农民整体福利上来

当前学界及政策研究部门的“三农”研究，大都围绕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文章。农村税费改革六个字“多予、少取、放活”，归结起来就是要让农民增收。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旨也是“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因为农业长期被忽视，在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粮食短缺引发农产品的大幅度涨价，农民收入连续两年有较大幅度增加。不过，因为粮食增产很快就会改变供求关系，农产品涨价的空间有限。税费改革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大为减轻，减负的空间也已不大。从长远来看，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还是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减少农民，扩大农业规模经营。但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农民增收的速度，将长期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

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尽可能缩小农民与整个社会收入的差距，就应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但是，也正是因为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局限于农民增收，而应该拓展到提高农民整体福利的思路上来。

农民福利来自农民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

收入水平无疑是衡量农民福利最为重要的尺度，但农民福利最终要落实到他们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与农民的人际联系、村庄认同、精神活动等关系密切。质言之，农民福利来自农民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这样，我们就有较农民增收多得多的增加农民福利的办法。

在农民增收以外，提高农民福利的途径很多。择要说来，如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加强农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提高农民精神生活的质量等等。当前农村最为富余的是劳动力，最为缺少的是现金。如果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调动农民的合作积极性，我们就可能由富余农村劳动力来做出也许不会被统计为农民收入、却可以提高农民福利的事情。

物质层面以外，可以组织农民开展与健康有关的文体竞赛，重建自己的文化生活，而不是让农民去观看电视中演绎的城市小资生活。这就可能让农民感受到自己作为自己生活中心的价值，让农民的主体性得以体现，让农民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美，而不是去羡慕城市有钱人的生活。

农民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

不仅要让农民有以自己为主体的健康的文体活动，而且应该满足农民价值性的需要。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地方，也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他们未来人生的寄托所在。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人生需要永恒，只有有了历史和未来，人们才会产生长远的人生预期，才可以应对漂浮的生活。中国农民的永恒是很物质化的，如果由老年人协会来主持编写村志，来记载村庄每天发生的故事，由村民在节庆纪念自己的祖先，有机会展望自己的未来，就可以为农民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找到一些稳定感，并因此提高他们的人生价值预期，增进他们的主观福利。

当李昌平说农民真苦时，今天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高。农民真苦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苦。除此之外，农民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苦于他们不能合作起来，增进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彼此欣赏，他们不能在变动的世界找到稳定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一句话，他们不能使用集体力量来获得属于自己的生活。

当前农村政策部门在考虑农村政策制定时，切切应该拓展思路，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使用到包括农民增收以外的诸多增加农民福利的事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