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导致了村级负债 农村税费改革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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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省为统计单位的村均债务超过100万，一定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惊讶与不解。一个村，一千多村民，一年负担的税费总额还不到10万元，如何可能有百万元以上的债务？如何承担得起百万元以上的债务？何况还是以省为单位的村均。整个社会也一定因此关心，这么多的村级债务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村民、村干部及乡镇干部在干什么？

我不太清楚全国村均债务的具体数字，也没有人搞得清楚。但我知道，以省为单位的村均负债接近甚至超过百万元的不是少数。这些负债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积累，用了10年的时间，到目前基本控制住了进一步增加的势头。

自1990年代以来，自上而下的各种文件，要求地方完成各种达标升级任务。最下面一级的乡镇被要求到：“采取什么措施我不管，政策不能违背，但任务必须完成，否则追究领导责任(乡村干部们称之为“九十年代在全国乡镇流行的最‘经典’的县市领导语录)。”最终自上而下的各级任务都被完成了，但后遗症却留了下来，其中之一就是，乡村为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而不得不想办法加重农民负担，变卖集体资产及向各方面高息借贷，以得到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金。

乡镇的上面各级不清楚也不太关心村级负债，而乡镇一级则很清楚村级负债的原因，因为其中很多村级负债，简直就是由乡镇一级设计出来的。乡镇究竟如何使村级负债的呢？为了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任务，乡镇不能不加重农民负担。加重农民负担终会引起农民的反弹，即便是农民不去上访告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节目，村民也都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即使要向农民收取正当的税费，都会受到质疑，何况乡镇的确希望在正当的税费以外，加收更多的钱以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达标任务，村干部便要为此付出格外多的代价。于是，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借茬不缴税费，或指桑骂槐，或躲着不缴，甚至将村干部的草垛烧掉、耕牛毒死等等。村干部工资很少，而且还是由村民选举产生，他们却要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风险帮助乡镇收费，村干部的积极性于是成了大问题。

乡镇知道村干部的心思。面对必须完成的任务，为了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乡镇不得不默许村干部借乡镇下达的收费任务，向农民搭车收费。有些乡镇甚至将村干部应该搭车收费的百分比都计算好了，一并下达到村，村干部收费后，将搭车的部分留下来作为奖励。

而一旦村干部可以从协助乡镇收费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好处，他们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村民的不满也会增加。村庄社会被是一个半熟人的社会，村民不可能不知道村干部收费可以获得的个人好处。村民因此更加抵制村干部的收费，加之农民负担越重，村干部收费越难，而收费越高，村民越不满。各个方面相互叠加，事情就终会有个了断。这个了断就是：越来越多的村民拒绝交费，村干部越来越不能完成乡镇下达的税费收缴任务，乡镇越来越以完成税费任务作为评价村干部工作好坏的惟一标准。因此，那些可以从农民那里收上来税费的狠人、恶人陆续当上村干部，而对于可以收上税费的狠人、恶人村干部，乡镇本能是予以保护。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着。到了1990年中后期，地方到了乡村两级，再增加农民负担的空间已经没有了。这时，可以想出的办法有二：一是将村集体财产拍卖变现；二是以村集体的名义贷款、借钱，只要能借，多高的利息都行。而无论以上哪一种，只要村干部还有办法可想，乡镇就会要求村干部首先满足税费任务的上缴。而乡镇要让村干部将想办法弄来的钱上缴，就会进一步默许甚至诱使村干部借想办法的过程捞取个人好处。将集体资产变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容易捞到好处的过程。笔者在2000年的农村调查中发现，村集体借贷的高息一度达到月息五分，即年初借1万元给村集体，年终还本息1.6万元。常见的利息大多为月息2分，年息24%。

一旦村干部不能及时收齐乡镇下达的税费任务，而不得不总是通过变卖集体资产或借高息来上缴税费时，村级财务就会越发混乱。而终有一日，村集体所有资产已经卖完，村干部无论如何再也付不出高息借贷的利息时，村集体的信用便会破产。乡镇下达的税费任务便无法完成了。

正是这个时候，农村形势的拐点出现了。上面各部门发现，无论多么巨大的压力，农村都无法完成达标升级的任务(最让乡村干部苦恼的任务是所谓教育的“普九达标”)。乡镇以前一直以为可以指挥得动村干部，现在发现已指挥不灵。村干部以前以为好处多多，现在发现基本工资都无保障，最糟糕的是，巨额村级债务突然出现，村民因此愤怒，乡村因此尴尬，村庄因此濒于破产，而农村的税费改革因此终究要历史性地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