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有新思路

导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有新思路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是典型的属于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大大过剩的情况，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一直快于农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关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量问题，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2亿多，有的学者认为是1.5亿，无论如何计算，我国农村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是不争的事实。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地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耕地和其他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将会日益严重，农民将更加贫穷。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既是我国在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农业实现新的飞跃面临的一个极其富有挑战性的难题。要解决好这一难题，需客观分析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诸多因素，结合我国产业特点和农业劳动力的特点，统筹考虑。

一、发挥资源优势，依赖农业科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和发明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着机械技术的方向进行的，例如与农业机械化相关的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新型动力的引进等等，这种创新是为了节约劳动力而进行的。另一类技术创新活动是沿着生物技术的方向进行的，如动植物品种的培育和改良，化肥农药的发明及其施用方法的改进等等。其目的是为了节约土地而进行的，结果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农业生产对于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特定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农民总是选择那种能够节约稀缺生产要素，并能更充分的利用丰富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由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禀赋不尽相同，因而这种诱致性技术变迁的途径也不一样。

我国的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特点是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所以应选择旨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生物技术以及节约土地而多用劳动力的作物种植结构，提高复种指数，在这方面，我国的台湾省较为成功。我国的台湾省具有耕地缺乏的典型特点，在发展的早期，台湾省利用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形成了少占用土地而多使用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结构，并成功出口了蘑菇，芦笋、鳗鱼和食用蜗牛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形成了自己的农业比较优势，取得了较好的农业收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台湾农业逐渐丧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随即转向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农产品，出口结构相应改变，转向出口一些具有高附加值的园艺产品。

我国政府应根据农业生产资源情况和市场需求情况，制订规划，加强宏观指导，有计划有组织地指导农民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现时期，农业部门应下大力气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多样化指数和复种指数，面对加入WTO后，国外优质廉价农产品所带来的压力，我国农业应切实注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发展绿色农业，实现精品农业，改粗放式经营为精耕细作，改追求产量为追求质量。这样既可以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劳动投入，又可以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

二、提高农业公共投资，培养坚实的农业基础，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有研究表明，由于农业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可相互替代，故增加农业领域的公共投资，如农业科研、水利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可使生产者在私人物质投入（如土地、化肥、机械动力、种子和其他物质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得到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或者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必要投入和私人成本，或者在增加一定私人成本投入的同时得到更高的产量。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单位产品的私人成本都可能降低，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提高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政府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至少有三点启示：

首先，政府应舍得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路筑桥，疏浚河道，完善市场设施等。在开展上述工程时，政府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当地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其次，农业公共投资的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生产及流通环境的改善可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对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农户而言，当农业生产的收益水平提高时，农户就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投入，从而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

最后，农业公共投资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民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而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其就业岗位的获得机会及收入之间呈现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面做详细的论述。

三、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促使农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和转移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已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有研究表明，在广东，有近一半以上的电子通讯产品的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基本上停止招收初中及高中毕业生，因为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不断在升级，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相应的要求较高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但是企业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培训成本远远高于直接从人才市场上招收高素质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成本。所以，企业对低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了，而且，对劳动力总量的需求也在下降。这一研究虽然是基于广东进行分析的，但其结论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具有普遍意义。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1985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仍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占90％以上。在农村中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也较少，以广东省为例，1998年，农村中受过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只有13.8％。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高要求，一方面是大量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以下的一组数据也许更使人们清楚农民素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相关性。有资料显示，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是我国农村人口中的精英阶层。首先，他们年轻，72.3％的农民工年龄在30岁以下；其次，他们通常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湖南省攸县农调队调查，目前攸县在外县外省从事劳务，打工的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的约占2.1％，中专文化的约占7.2％，高中文化的约占14.4％，初中文化的约占58.8％，小学文化的约占16.9％，文盲或半文盲的占0.8％。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远高于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最后，他们不少都有一技之长，48.2％的农民工在进入城镇就业前都会一门以上的技术，而全部劳动力中会一门技术的仅占22.9％。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就可能或较容易地在城镇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低素质的劳动力将会被拒绝于城镇之外。

农村劳动力素质不但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而且，还直接关系着城市管理成本的大小。经济学家比尔约翰逊曾指出：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则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的抵触，而且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以及减少城市管理的成本。可见，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条件。

就如何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均进行过有益探索，总结之，其基本思路如下：1、政府应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有关研究表明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初等教育的回报率都是最高的。所以，应将发展初等教育放在农村教育体系的重要地位上。政府投资于农村教育的资金应确保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正常发展，有效降低农村学生的辍学率。2、将基础素质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结合起来。这种办学方式在我国农村的一些中学已进行了很有益的尝试，并获得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有关部门应下大力气将这种教育模式发扬推广。

四、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城市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少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进入本地市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在大城市，本地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劳动力却占据着大量的岗位，如果把由外来劳动力所占据的岗位转移给本地下岗职工，就可以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为了保护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各地对农民进城务工设置了形式繁多的限制，具体包括：1、设置“经济门槛”，提高使用农民工的成本，迫使各单位、部门不吸纳或少吸纳民工；2、按不同工种限制外来工的吸纳比例；3、城市各部门、单位招用外来民工都需要经过劳动部门批准，否则要清退、罚款。

由于保护性市场低技能劳动工资的高估，导致低技能劳动力期望工资过高，影响到其在开放性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被保护性市场排出后，要么选择自愿失业，要么再难以找到工作。保护性市场还存在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低估的情况，由此导致高技能劳动力从保护性市场流向开放性市场，最终导致保护性市场中的劳动力的“逆淘汰”，影响整个经济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将不可避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有关政府部门应转变思想，打破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对于日益增多的进城农民，不能简单的采取堵、卡、驱的限制性措施，而要认真研究农民流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结合目前的新情况，应着重以下工作：1、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向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转变；2、实行身份证管理，建立新的劳动就业运行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接轨；3、依据劳动法规等加强监管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完善农民进城落户后的社会保障体系；4、建立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网络，使农村宜流动劳动力及时获取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准确信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和成本。

五、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为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

非正规就业指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的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包括：1、非正规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这里的非正规部门指在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之外的规模很小的经营实体单位。包括三类：一类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如个体经营户，家庭手工业户、雇工在7人以下的个人独资企业等；二类是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社团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生产自救性和公益性劳动组织；三类是其他自负盈亏的独立劳动者。2、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动派遣就业、分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即“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是转型期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就业模式转变的基本方向。在现时期，我国面临着就业的巨大压力，大量过剩的低素质劳动力无法通过有限的正规部门来充分吸纳，而非正规部门具有经营方式灵活，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资金投入较少，经营条件要求简单等特点，正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就业渠道和新增就业岗位的来源。

从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特点来看，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主要模式是非正规就业。据统计，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民工中，大量选择非正规就业模式。临时性阶段性就业方式占接近50％的比重，总计有46.5％的农民工选择了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的就业方式。而在城镇单位之外就业的农民工占流动劳动力的79.4％，这部分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态或在乡镇企业就业，处于不稳定流动状态的农民工通常选择个体从业者的方式从事零散的就业，这部分劳动力构成了城镇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部分。

农民工的素质不高，并且其流动具有季节性，兼业性的特点，而非正规就业模式可包容农民工的这些特点，所以，非正规就业成了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主要模式，现时期，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还存在种种障碍。政府应本着发展的目标，制定有利于非正规就业的宏观政策，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1、从法律、政策上确定非正规就业的地位；2、打破大部分行业的国家垄断和部门垄断，降低市场进入门槛，鼓励竞争行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3、增加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从业者获取资金、技术、信息、培训、场地、市场准入等资源的机会和能力；4、加强对就业者权益的保障，降低劳动力就业的成本和流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