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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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题

记得我去年十月第一次来这儿是一群人来探讨“我们能为乡村做些什么”，当时我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一个挂职副县长的自白”，主要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国情和常识相结合，就是黑板上养猪，实验室里种庄稼。一个知识分子到乡下去首先不要认为你能做什么，而是应该先谦虚反省自己，是向基层的干部和群众学习什么。后来那个文章发到了网上，朋友打来电话，说那段发言网上倒处贴，我们农大的校长和书记都看了，那么我想应该是你们的功劳啊。今天我在这里要做的不是反省，而是要更进一步。人不能在屋子里反省，因为人是反省不完的，必须在做，但是这个做不是你用理念来支配谁，而是你从外面带来的资源和农村精英们一个互动实践的过程。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在兰考用我这个外来者以及我所能调动的外来资源与农村精英们互动中产生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给予我们的一点启发，这是第一个解题。

第二个解题是我为什么去兰考？第一个原因是有个偶然的机会。是去年农业大学要和开封市搞一个“市校共建”的项目，这是为数不多的新鲜事物。以前听说过大学与试验点所在县的共建，但从来没有过一个管着“五县一郊”四百多万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市与中国最好的农业大学的联姻合作。这是一个制度创新和良好机遇。这个“市校共建”的项目中，有一个就是从农业大学选派一些所谓的德才兼备的，尤其是那些有技术才能和有项目的老师、博导、教授，到乡下挂职副县长。有这么一个机会，当时我觉得自己条件不利，当然书面上的总的条件是够格的，象“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啦，“有博士学位最好”啦，这类的东西。但我想我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我是学文科的，第二我没有几十万几百万的项目，还有我是女同志，而且年纪也比较轻。但是我要去争取。为什么要争取呢？自从我97年7月到农业大学，到去年2003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除了成家生孩子，我还考了北大的博士，应该说很不错，我还幻想着能从北大到美国去留学等等，应该说路还是挺顺的。但是我在北大听课，越听越困惑，因为我发现，很多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注重的大都是脑子里逻辑的多元性和学问的精致性，什么自由派、左派、右派。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人听过以后都会为他们所感染，但是感染以后感到的是空虚，因为他们那么多的理论流派，又会讲洋文，又聪明绝顶，觉得自己跟本就只有景仰的份，永远也够不着。我是越来越困惑，我到底是出国留洋呢，还是下到基层？我想我应该走另外一条治学路径。演讲是听不完的，书也是读不完的，我应该自己去试试，到乡下去。所以到兰考去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要走另外一条治学路径，要进行实地调查，要从国情和常识出发。我唯一可以骄傲的是我是农民的子女，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经验积累和资本。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吧，反正我就去报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挑选的，大概是觉得选了那么多工科的理科的，要一个文科的也不错。我博士还没毕业，还是个博士生，反正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去了，被分到了开封市的兰考县。这是第二个解题。

还有第三个解题。我还得从理论上讲讲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这是我在兰考搞乡村建设的一个理论支撑点。大家把纷繁的理论观点理一理，到底有哪些是对中国的普通平民有用的。凡是稍微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什么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化没法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这种以市场为主导的工业化没法成为三农问题的出路。学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工业化，它必然伴随着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生态灾难、压迫剥削和世界战争。美国不是号称民主吗？可当初就是用不民主的方式把印第安人都赶尽杀绝了才实现工业化。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展开讲的，但是我们如果以那种工业化为效仿，而且觉得现在处于转型期，没办法只能牺牲农民，那么我们要告诉有这样想法的一些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极多的、资源极少的、发展中的国家搞工业化，既不能对外殖民，也不能搞种族主义，只能靠内部剥夺，也就是第二第三产业吸取小农剩余，用这样一种办法实现工业化。政府从80年代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实现不了，就改称21世纪初，可是现在已经到了2004年也没有完全实现，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生态灾难等等，后来又有了一个说法，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如果你光看报纸，会觉得这样挺好，但是想想我们还能剥夺谁，到乡下看看。所以既要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目标，又要面对社会态的灾难（两极分化等等）和生态灾难（20年来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还有心态的灾难（大家谁还信谁呢？）；这里面存在一个张力。我们认为一方面是“歌舞升平”，另外一方面对本土三农不利的事实确实存在着，这个不利事实的存在必将影响亿万中国农民的长期福祉。总之，工业化无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现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在工业化所产生的张力中产生和暴露的。我们要打破工业化阶段的神话。有的人说这是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只要跨过去就好了，但是我想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恐怕就不仅仅是阵痛了，而是长时间的动荡。这里有一些数据。就算每年成功转移五百万，到2030年至少还有一半人在乡村，到时十六七亿的人有八亿在农村，那么我们倒要问问持工业化阶段论的人，这八亿人在城市要耗费多少能源，我们已经是仅次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这些人在城市里要排放出多少垃圾和废物？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生活在农村的另外八亿人怎么办？现在的农村已被破坏得相当严重。那些个臭水沟，路坏了没人修，老人没人管，那些被市场刷下来的妇女儿童。有的人去城市打工，现在还能挣点钱，但是那么一点根本不是钱，只有到农村花才算点钱。等到女的三十五岁，男的四十岁，只有不到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当上了老板，成了城里人。这个阵痛能不能过去？我很难说不能，但至少持怀疑态度。说工业化转移剩余劳动力使农村人口只剩下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那是在做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要打破权力的神话。相信权力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会说共产党做得太差，政策不好，认为制度、政策是万能的。但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并不是充分原因。什么制度也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少的资源，想要解决现代化所形成的张力什么制度都很难。其次还要打破市场的神话，就是认为靠市场可以解决三农问题。迷信市场的主要是自由主义那帮人，但是我们仔细看看，被市场扔掉的那些东西，难道他们都不是人吗？看看老人、妇女、农民，中西部地区这些剩下的不能进入市场的人，都是被市场扔掉的人，不是市场不够进步，恰恰是因为市场根本不涉及进步。

总结一下，一是要打破工业化的神话，二是要打破权力的神话，第三还要打破市场的神话。这样剩下来的是什么？只有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我们进行乡村建设的理论前提就是如此。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三农问题可以根除。没法根除，但是我们可以缓解，可以改良。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既不需要现代化派，也不需要革命派，我们要的就是渐进改良的乡村建设。我们并不迷信乡村建设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可以试一试。

另外还有一个解题。搞乡村建设面临着做什么的问题。首先就要城市的强势群体做出让步。第一，要免去农业税，而不仅仅是进行税费改革；第二，要将工业化过程中征用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建立土地基金，给无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第三，在免去农业税的同时，配套裁去1000万农村县以下干部，从根本上减轻苛捐杂税的困扰。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果城市强势集团也不愿意活在人人自危之中，那就必须做出让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要求乡村的精英分子站出来，成为农村自组织的核心力量，为农民利益服务。在城市化进程中，总有一批人不能到城里去，他非常了解乡村的常识，每个村庄都有一批这样的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能人，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怎样搭一个平台，让这些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精英聚到一起，想一想，他们的子孙后代只有极少数才能进到城里去，绝大部分还是要生活在村庄里；想一想，几十年后他们的经济状况就代表着整个村庄的状况……让他们仔细想一想，就能抚平浮躁的心态，静下心来，蹲下身来，来把乡村的生态改良一下，社会态改良一下，心态改良一下。这些乡村的精英分子团结起来，组建成自助合作组织。这个自助合作组织的作用，往小里说就是提高农村的经济收益，增收节支，让农村经济的增量留在农村，而不是随着市场的吸血管流向城市，流向北京上海。往大里说就是提高乡村的文化氛围，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一个符合乡村自己的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农村里的人会想我们虽然没有钱，但是有青山绿水，有很融洽的人际关系，总之与城市相比各有好处，让大家感觉到这是自己的社会，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不是麻木感、疏离感。

那么我搞乡村建设实验的方法论是什么呢？这是最后一个解题。到了兰考，我很困惑。我想我一个女同志能干个啥，县里的领导把我当成个客人，开封市领导要我能招商引资最好，不要沉浸于事务之中，也没有给我“分口”，所以我是一个最没有权力的县长。但我是一个最大的自由分子，能专心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招商引资就是希望来一个大老板办一个厂子，通过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办法，靠外来力量把本地的资源重新整合起来进入市场。但是我想招商引资之外有很多事，之内也有很多事，其效果也不是我今天在这里所要评估的。我想我搞乡村建设是要走一条与招商引资思路不同，但是目的相同的路子。我是想通过自下而上地、自内而外地激发内力来做一些事情。如果兰考的招商引资是要兰考好，我也是要兰考好。但是在方法论上，我不相信使兰考的人民就业，增加兰考的财政收入的办法就只剩下了招商引资。我是学社会学的，我不迷信单一因素能怎么着，但是我深信一群因素一起作用能怎么着。什么是一群因素？比如说人是个经济人，更是个社会人。兰考的人对兰考有感情，我不能想象一个外地来的干部，能对大李西村，对贺村有感情，但是贺村的人，大李西村的人就会有这种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从来相信人是社会人，是感情人，当然也是理性人。我这个指导方法论就是说实际激发本地人的能力，那么我就是把他上纲上线为一种不同的路数。就说过，人民群众有巨大的潜力和创造力，你得尊重基层干部的首创精神和宝贵经验。我想去发动他们，让村民觉得，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给他钱他才干什么。这是我在兰考的一个方法论指导。

接下来我还要再解释，为什么要在村庄里搞试验呢？因为不大自信，怕失败，也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个啥，所以搞的只是一个小试验，不是一个乡的试验，一个市的实验，而仅仅是一千多口人，两千多口人，三千多口人的村庄的实验，是个草根实验。一个说它是小范围的，小对象的；一个说是试错的，我从来没想到他会成功，是改良、渐进式的探索，也许他会失败，会不成熟。因为我这都是另类的作派，一开始也没什么人重视。后来开封市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建办的同志见我在乡下做了一些事情，答应给我五千块钱，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事。总之，我搞这事，从浅了说就是搞活动，每次活动我都低成本地搞，把这个村子里的人拉到那个村，进行村与村的结合，我每次只要给他们掏些路费，一百五、二百的，再加上大学生的参与，就是一个活动，大学生也不要我钱。从深层次说这些试验是制度创新，是发育农村组织，就是我刚才讲得那一堆大道理。再深一点地说，就是要为解决三农问题从实践中支点招。

二、案例

下面我要讲第二部分。具体地讲，是讲我在乡下挂职这一年里，在我的外引内联下，几个村庄里所发生的几件事情。其实我干了无数的事情，而今天给大家汇报主要是三方面的事情。

我们不是关心三农问题吗？“三农”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你要八九亿农民大幅增收，这不是神话就是鬼话。除非你给他构建一个平民文化系统。所以从这个终极意义上说，我认为农村的文化建设既是开始，也是归宿点。说是开始，因为熟悉农村的人知道，农村人就喜欢热闹，和城市不一样，你干啥事都要从热闹干起。说也是归宿，因为我们得从另一套对农民生活有用的文化上重塑农民。就像我们在乡下搞活动，我们的口号是“劳动光荣”。“劳动光荣”呵，这是个文化建设，现在谁喊“劳动光荣”？劳动都是迫不得已的为了生计的事情。现在是享受光荣，资本光荣。但这对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好，所以我们是“劳动光荣，文化立村”。不是你经济好就行，而是还需要一种互助的文化，团结的文化，增进村庄凝聚力的文化，我们是“开发民力，建设家园”。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案例是城关乡的陈寨村，建起了腰鼓队这一文化组织。我很自豪的，那个水平是超一流的，虽然这不是我建的，而是我们一群人建的。我去年去那个村子，可以说一点文化活动没有，现在训练以后，在兰考县是超一流的腰鼓队。我还要谈一下社会性建设，这是我们学社会学的提出来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不是讲要社会和谐吗？我想要组建老人协会。这个老人协会是属于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两个都不像，所以我们干脆把它归为社会和谐性的组织，也是在农村老人身上最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性组织。所以第二个案例是阎楼乡的大李西村成立了老人协会，这一促进社会和谐性的组织。三农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农民朋友如何团结起来、合作起来组成互助合作社，使他们有能力对接科研单位，对接市场。所以我今天还要介绍一个案例是在兰考县架子乡的贺村，成立了发展合作社这一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组织，目的就是要使一些村庄的农民尽可能的合作起来，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对接科研单位，对接市场。这是一个案例，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缓解经济问题，解决农村的增收节支问题。

下面我就以成立的先后顺序来介绍。因为你想让农民合作起来，你得让他们先有合作的感觉，要培养他合作的感觉，首先不是从经济开始的，而是从文化开始。所以我给大家汇报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城关乡的陈寨村，建起了腰鼓队这一文化性的组织。这个案例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叫《陈寨村建起了腰鼓队》，登在了《中国改革》的农村版的第四期，文章特别长，人家看了说就像看小说一样。下面我就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组建这个文艺队时一开始就是我一个人在忙着张罗，嘴巴说烂，很少有人理会。我刚去的时候，我说我可以找一个村子作为小康村的实验，于是记者就给刊登到《开封日报》上去了。那个村的支书，就来找我说，要搞试点就在我们村搞吧。我不知道这个村子基础怎么样，我想既然搞试点，就要找一个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的。而且搞也不是我要搞，而是人家要搞。既然人家支书都找来了，是人家要搞，那很好，也省得我跑到人家村子里说我要搞，村民就说这是给领导干的。现在这种情况很多。既然人家来找我，我没有考察，就说行，既然要搞小康村试点，就先搞个文艺组织，文艺组织搞好了再搞老人协会，老人协会搞好了再搞生态家园规划，然后我们村最好搞个经济联合体、经济协会，为村里的公共品开支提供一些帮助。我说不就是这么些情况吗？我当时就给他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团结合作中的经济发展；绿色生态的生活家园，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群团多元的政治文明”等等。他们听了也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我这钱也没有，啥也没有。

通过一年的时间，从去年九月到现在，能敲出超一流的水平，其实他们真正地动起来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也就是说从去年的九月到，十二月三个月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动，他们都在看着我。支书几次来找我说，何县长，你这个方法不对，我们村一没有很热心的人，二没有很有文艺细胞的人，所以说你这个文艺队建不成。他又说他在广播里播了三遍，最后才来了两个妇女，问道，你这个文艺队有没有补助？第一次我去他请我吃饭，他觉得对不起我，说农民素质太低，干点别的什么还行，干这个不行。我就给他举例子，农民跑到你那去，问你搞文艺给不给钱，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素质差。你知道我们有的大学里的老师怎么开会的吗？就是领导许诺开一次会给一百块。你说这谁的素质差？我的意思是有另外的方法可以做，你再试试看。我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我说蹦蹦跳跳最舒服，最好是搞群体性运动，不管扭得有多丑，大家一起扭就不丑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指导思想，说你再试试看。他说不成，我也着急，我知道他没招了。当时正好是温铁军老师在宏福集团开一个新乡村建设研讨会，他的指导思想是你可以请一些人来，但是自己掏路费。于是我就带上了支书，还有一个经济能人，一个女的，每年光利税就交两三万，这个村子就两个；另外我还带了其它村子的人去，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待会儿要说的大李西村的人。我去大李西村考察的时候，村里的文艺队表演了节目。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有三四十个妇女，她们跳“扇子舞”，有绣花的动作，有播种子的动作，有割麦子的动作，有晒粮食的动作，还有交公粮的、赶马车的动作，我特别高兴，觉得她们就是在歌唱她们的生活。像我这样从来不割麦子的人，就做的不形象。我觉得文艺就应该是这样和劳动结合。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艺队长，和这个村的支书，还有经济能人，都带到宏福集团去开会。你想到北京开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会开了两天，很热闹，见了很多象温铁军这样的名人。那两天在会上，那个经济能人站起来，说何县长怎么好怎么好，开展活动都站在雨里淋，我们看了很心疼。我们回去一定把这个事搞好。好了，我说会也开了——尤其是我把大李西村的文艺队长也叫来——回去就看怎么做了。他们想何慧丽把他们带到北京来转一圈，他们在火车上商量，再不做就真的是对不起何慧丽了。

于是人家回去就改变了工作方式。这个经济能人，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村子里有一对退休教师，会说，能做工作，而且在毛时代他们都学过一点文艺方面的东西，要先请到这两位。这个刘变（即经济能人）呢，改变了工作方式，挨家挨户去动员，动员了一二十个。支书呢，他也想招——他的招比我多——他把这个在宏福集团开会的资料拿去，到乡里去作汇报，说何县长要在这里搞文艺队，你支持不支持？乡书记说好啊好啊，我给你买个大鼓。很高兴。这是个转折点，他们主动去内应外联。后来这个支书——因为这个村子在城郊，城郊很多有钱的单位占了他们的地皮，所以——就自己花了五百块请他们吃饭，人家都说为啥吃饭哪？先不说先吃。吃完了就说，何县长要在这里搞个啥，村里没有钱，你们都帮助帮助，一百不嫌少，一千不嫌多。那些人吃过饭了，反正几百块钱也不算个事，郭支书就这一下“捡”了一千七。那个经济能人不仅主动一家一户做工作，而且自己也捐了500元。有这些钱，大鼓也买了，小鼓也买了，腰鼓也买了，彩带也买了。这是个铺垫。我把这段叫做从外发力量占主导，到某几个关键的内发力量占主导。比如说郭支书们，刘变们，这都是几个关键的内在力量。

那后来为什么就成了高水平的腰鼓呢？他们在大李西村的教练两天的义务教授下，在本村张老师等人的努力下，简单地学会了几个敲腰鼓的动作。刘变是个企业家，县里有领导来检查她厂子的工作，于是她就自作主张，不管你们敲得好坏，到我厂子门口来捧个场吧。就在门口正敲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中原油田的工程师，63岁，最会打腰鼓，最会当教练，一看敲得不像样，就说你们就这水平还在大街上敲，也不嫌丢人。正好村子里管这事的一位老先生，跟他认识，也不大熟，就说你要能敲的话，你教我们，反正我们没有工资给你。那教就教。衡老师的出现是个关键。因为衡老师有着毛时代的那种人品，就是敬业，干啥事也要干好；另外他是个退休工程师，每月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那么他到村子里去教，风雨无阻，每天下午准时二点半到。一不喝陈寨村的茶，二不吃陈寨村委和村里人的饭，三不要工资。这种精神感动了那些妇女们。大家想想，不管你是专家教授，你试一试把村子里的妇女们组织起来，看有多难。农村的妇女很特殊，她们的时间被分割得很零碎，有的不愿意抛头露面，去敲腰鼓，人家都嘲笑她“上班去了？”，回来了都说“下班了？”还有呢，丈夫不愿意，孩子要上学，要养猪要养鸡，还要种地，哪里来的功夫？所以，首先是有衡老师这样的毛时代的人的存在，使她们觉得不敲好就对不起衡老师。我常常想，如果衡老师是何慧丽弄五千块聘的，衡老师有没有敬业精神？打个问号。还有，那些妇女们会不会被衡老师所感动，也打个问号。最后这个腰鼓队的效果怎么样也得打个问号。所以我把这个第二阶段叫做老师和学员心与身的投入。

从衡老师的角度，是跟大家以心交心。衡老师说，和大家在一起我不讲究，我到村子里去跟村民说，我是个农村人，从小在农村长大，只不过比大家幸运，成了城里人。人和人是一样的，我不要任何报酬，自带茶水，不让村里招待，自己备烟抽。如果大家想回报我，只要大家玩得痛快；将来在哪碰到我还认得我，还觉得我曾对他们有用就够了。衡老师说，我注意教学方法，我有教人的经验，我很守时，我善于和人打成一片，经常和大家开玩笑，大家就会觉得是自己人，就不拘束了。打腰鼓手的动作复杂，你那个弟妹动作不对，不好意思让我动手纠正，就把大方的人拉到她跟前让她看；现在好了，慢慢跟她熟了，听你了。现在我的眼睛一瞪谁，谁就知道错了，谁的胳膊也都随便我扭。每一个动作我都表演两次，张老师等人认可了，觉得大家可以学会才学的。我抓典型，万事都有头，抓住了头一切都好办。衡老师说，那二三十个学员里，它是有中心的，那么中心点，比如说刘金梅和张桂花。刘金梅当过老师，原来敲过，大家听她的，她有号召力，我要是不在，她管技术指导。张桂花上学时学过一点，掌握动作比大家快，大家也看她的。还有几个铁哥们，如桂花和凡平，她们没敲腰鼓时就是打牌的朋友，要敲腰鼓了就一块来了。我的口袋里经常装有糖果，敲腰鼓的人中有小孩太小走不开的，训练时只要给小孩一颗糖果，那小孩就乖乖地听话走到一边去。

从学员方面，敲腰鼓有无穷的动力。首先，衡老师为人干事的作风深深感化了大家。无论是技术指导的经验，还是对村民的热爱，她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外来人，对待她们就像对待亲人、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真诚。大家不好意思不学好，不好意思迟到早退。其次，这套敲腰鼓的动作花样和鼓点确实好。一开始觉得太难，后来发现越学越有学头，既学到了一门好看好玩的技术，又全身上下得到了锻炼，还感到心情舒畅，使时间过得有意义。再说，引发了人的上进心。一个村子的人，大家一起学一个东西，人都有面子，如果学不好了怕家里人、村里人说自己笨，于是就比着干，争先恐后。在学习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陈爱琴，家里养着无数的鸡、猪、鸽子、鹅、鸭，还有三条狗，小孩还要上学，爱人在炼油厂上班，还种着八亩地，农忙时每天打药十几桶。但是，一天不缺；不但自己一天不缺，还动员爱人业余来学敲大鼓，现在已经学会了。鲁巧玲，由于家里忙，小孩太小，不是每次都到，怕学不会，在家里自己练。做饭时，把饭锅搭上后，利用到饭熟的一点时间，拿双筷子敲一个桐木做的小凳，边想边敲，两个月下来，那凳子上全是敲下的小坑坑。另外，在训练期间，腰鼓队有过无数次的实战表演。郭支书也特别高兴，写个旗子叫“城关乡陈寨村文艺队”，谁家有事都叫去，乡里有事也叫去，敲得非常好。

那么敲腰鼓对大家到底有什么作用？第一，锻炼身体。里面有两个偏胖的妇女，平日里就打麻将，走路都头晕。现在这两个胖子打得都非常好，有个阶段脚都肿了，鞋子进不去，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不用吃降血压的药了，现在身体非常好。有一个人，除了打牌就是睡觉，现在没事了就想敲鼓，以前的颈椎病、腰腿病、浑身没力啦，一打起来都忘了，都不疼了。第二，改变了以前没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拆散了五到六桌天天打麻将的人，让一些平时所谓的闲人有了有意思的事做，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第三，腰鼓是个集体活动，一个人敲得不好，集体就不好看，是个艺术运动。这套腰鼓动作有武术动作，还有舞蹈动作，还有戏剧动作，非常漂亮。那么看的人高兴，敲的人也高兴。这是一种精神依托。你想想，农民从来都是看别人、羡慕别人，你想想，你把你的风格展现给别人看，觉得你给别人带来了意义，那这是什么感觉呢？那么腰鼓队的成立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农村的问题不仅是个增收的问题，农村有一些真实的需要，比如说对文艺的需要，都被虚假的需要给掩盖住了，掩盖掉了就成了郭支书跟我说的，“没有热心的人，没有文艺的人”。农民身上有很多的潜力，包括一开始只是胡扭，胡扭呢后来到二三十人就开始学敲腰鼓，腰鼓学到高水平之后，她们又会唱歌了。刚开始时，郭支书告诉我，他比我何慧丽更了解村里的情况，村里没有谁会唱戏会唱歌，现在人家就会唱戏，河南梆子、豫剧，唱起来气冲头顶，唱得非常好。还有呢，她们学会了腰鼓快板，另外我给她们带来一些歌，《团结就是力量》、《幸福在哪里》，人家唱得有板有眼，一点不错。人家现在会唱歌、会唱戏、会敲腰鼓，人家还会扭秧歌。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农民身上真实的潜力。另外在敲腰鼓过程中锻炼了他们合作的习惯。刚开始，喇叭喊了三遍，还没俩人报名；后来呢，说是八点钟锻炼，十点钟人才来齐；现在呢，说七点半到场，他七点二十就到了，这就是组织性。

我所感兴趣的不是一开始不被人理解，而是如何从以前的散漫性、没有组织性、怕被人笑话、什么也不会，到后面的非常自信地来展现自我。我很在乎这个过程。那么到底在农民合作中，哪些因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关键性的作用包括钱、人、事。谁来培育和寻找？如何培育和寻找？她们敲腰鼓呢这一半年已经赚了无数的钱，光我的钱就赚了五百。我请人家到别的村子去打，我少的钱最起码给人家路费，人家去二十个人，一个人补助十块；多的时候就是我上次搞个大型活动，在另外一个村子搞经济合作社，让她们去凑热闹，给人家三百块。有点积余的，人家除了路费还吃顿饭，高兴高兴；还有点积余的，就买个录音机，买点磁带。那么现在呢？在腰鼓队培养了农民的合作意识的基础上，我们打算在陈寨村搞经济发展协会。所以我这个小康村的标准，不是一些专家提的指标，我就是根据现实来的。农民们有些群体性活动，接下来就是要搞“陈寨村经济发展协会”。我很想以这些敲腰鼓的三十多个人为基础，小的目标就是组建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经济联合体，随便她们想干啥；大的目标就是说，陈寨村的经济能人还挺多的，给他们搭个平台，让他们赚一些钱，搞一个种植养殖方面的协会，或者是以资金互助为主的经济合作社。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人入会，我已经让她们组建一个筹委会，在搞这个事情。这个文艺队的个案的经验就是：从外发力量占主导到某几个关键的内在力量占主导的铺垫阶段，也就是说它热闹是出现了衡老师之后，但是在衡老师之前呢，那是很痛苦的铺垫过程。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老师和学员心与身的投入的具体培训和实践阶段。最后我在想，表面上一盘散沙的农民，要组织起来，要体现自己的存在，要活出自己的一种精神来，小到组建一支文艺队，大到成立一个经济联合体，这个故事也许能够给我们一点启发。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就是阎楼乡大李西村成立了老人协会这样一个促进社会和谐性的组织。

大家记得我刚才说过的阎楼乡大李西村有一个文艺队。当时大李西村文艺队队长是一个43岁的人叫白丽。把该村文艺队带动的除了她还有一个叫赵凤兰的。我想为了便于大家记忆，把她叫赵大娘。大李西村能有文艺队与赵大娘分不开。赵大娘今年67，也是毛时代的人。赵大娘一辈子特别坎坷。她的一个儿子成了大气候，据说是海南一个汽车公司的老总。赵大娘在农村养育这么一个儿子不容易，她儿子也觉得他妈挺辛苦的，带他妈到海南去玩。赵大娘去了，觉得怎么城里的老人就过得那么好，我们乡下的老人为什么不能跟城里的老人一样找乐？城里的老人都在公园里练太极拳，跳舞呀，农村人为什么不行？她儿子给她一些费用，她就去买了一些东西，自己就把大李西村文艺队组建起来了。当时她组建文艺队，里面有老年人也有中年人，年轻人等等，是个大杂烩。后来我去了之后，我说，赵大娘，大李西村是个桐木板材加工村，比较富。在这个富的基础上，咱是不是搞个老人协会？她特别高兴。这个老人协会是今年七月二号成立的，这个老人协会我并没有操很大的心，但是他们发展的特别好。

我就简单说说它是怎么发育的。除了白丽跟我到北京宏福集团培训过，老人协会没有一个人出去培训过。赵大娘是个关键人物，她在毛时代当了20多年的支书。她现在老了，她经常想儿子给她的钱她一个人花得很没劲，她觉得一个人富不是富，大家都快乐才是富。像她们这种人，特别热心公共事业，乐于奉献。她到我那去，我说你组建个老人协会吧，我给她讲老人协会有多好有多好，意义很大。她从我那听了一套话，就回去操作去了。第三天她就说老人协会的领导机构已经选出来了。她说她挨家挨户都通知了一下，大家都投选票，人都选出来了。《大李西村老人协会概况》里面写有会长赵凤兰，副会长白丽等一群人。我说，你怎么这么心急呢？连选举这样大的事都不告诉我。我说这个老人协会必须都是55岁以上。她说大部分人都是55岁以上。但我发现她这个机构里面像白丽43岁，我说你为啥把她弄到领导机构里？你这不是不纯粹吗？她对我说：“你做农村工作没经验。农村老人的事谁都不管，乡里也不管，村里也不管。白丽是谁呢？白丽不是支书的爱人吗？把白丽选进去，支书支持白丽就是支持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叫马三。马三这个人是个青年人，30多岁，家里很富，一天没事干。我说，这个人就更不算老人了，不能让他进去。她说：“老人呀，不是眼花就是耳聋，腿脚也不灵便。年轻人学东西快，让她进去就是让她来教大家跳，教大家唱，给大家跑个腿。”她说的很对，那我就听她的。赵大娘说她有很多想法，但一直得不到支持。她对我说：“你是个县长，虽然是个挂牌县长，但是有你的东风支持，我这个鲤鱼就要跳三跳。”

这个赵大娘，就不让我操一点心，她什么事都会做得有创造性。河南大学在开封，30分钟就可到兰考。河南大学的大学生上半年为兰考募捐了七十包衣服，我从里面挑了六、七包。我给赵大娘让她去发。赵大娘想了想，村里比较富谁需要？就发给老人。赵大娘一下子叫了一二百老人，让我借发衣服的时机召开老人协会的动员会，让大家分组讨论。这个赵大娘本事很大，下面有一群全部听她的人。比如说一个七十多岁的周大爷，赵大娘一指示周大爷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一家一户去跑，人家工作就这么做得细致呀。一下子就叫了一二百人。发衣服人家也有一套。晚上就把衣服理好。谁家真穷，谁家怎么样的，发两件还是发四件，人家都很清楚地写个单子。第二天我去，我的任务就是讲话，我就管这个，什么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啦，老年人团结起来等等。那些老人从来没见过县长，问县长谁啊，说就是那个人。就这样，第一步先认识我。

第二步是我在河北宴阳初新乡村建设学院认识了该村的米支书，问我你在兰考当副县长呢，兰考是不是乡下也有穷人，他说他以前做过生意，有三十套西服，卖不出去，过时了，反正没人穿，你愿意拿去吗？我说当然愿意。我坐火车把衣服拿到兰考，想着怎么发。我就想到最穷的村子去，把年轻人叫到一块唱《团结就是力量》，唱完了每个人发一套。我把《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词改为：“向着贫穷落后开火，让一切不合作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小康，向着新乡村发出万丈光芒”。可是赵大娘天天缠着我说，衣服给我你放心好了，我们有妇女文艺队，没有男子文艺队，我把衣服给他们，让他们也表演节目。我们村还有一些瘸子、跛子，鳏寡孤独的人，我把衣服发给他们。这样衣服就放在赵大娘家里。有一天，我们吃很好的饭，几百块钱的饭就五个人吃，吃完了我也不嫌丢人——我在兰考干过很多丢人的事——我说我要打包，人家都笑我，说这个何县长打包怎么解释呢？我打了十多个包，你想这几百块钱的菜基本上没吃呢。我就到大李西村，说你赶快把那些鳏寡孤独的人叫来。赵大娘可来劲，拿烟拿酒，出去跑了一圈，把那些瘸子、跛子，鳏寡孤独都叫来，先吃饭，吃完了饭每个人发衣服。你说那些老人，一发衣服一穿还特别合身，赵大娘说，你看像新郎官一样。

我给他们设计个“兰考县大李西村老人协会”的会标，给100多老人都做了证件。后来，赵大娘还想着让能拿钱的老人入股，说咱们要做些事情，能赚钱了搞活动就有了经济基础，还能分红。我给她总结做六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维护老年人的一切合法权益，给老年人提供一个相互关心、交流的机会和场所。这是可以做到的。找个房子给老年人，天天说说话。原来是这家老头在这家门口，那家老太在那家门口，相互不往来，不尴不尬的；看电视，儿子媳妇都看什么情啊爱啊的，老年人就没地方去。给他们找个地方。第二，开展一系列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如看戏、唱戏（歌）、跳舞等。我说你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条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现在就要头上戴花，身上穿着大缎子的衣服，又蹦又跳，最漂亮，好让他人看了眼红。这是可以做到。第三点，关注并参与村里的红白喜事，证明老有所用。在红白喜事上，我们老人协会不是有文艺队吗？如果哪家生孩子、盖房子、娶媳妇、嫁女子，去给她蹦一蹦跳一跳是可以的。白事，——因为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死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如果这家的老人死了，孝子贤孙在这，老人协会的代表去看一看，有钱的买两刀纸，没钱的绕着棺材转一圈。我想他们一定很高兴，因为这个不是给死人看的，也是给后代、活人看的。我们这些老人绕着棺材转一圈，也会想着将来我死了，也有我的老年朋友来转一圈。所以，关注参与村里的红白喜事，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第四，对村里的一些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协助村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调节工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性事务，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我说现在农村就是礼崩乐坏，谁要虐待老人，有人管吗？现在好了，你虐待你们家的老人，我们老人协会一百多人都到你们家里去。看你要不要面子。大李西村头天成立老人协会，第二天就有个老头子找来，找赵凤兰。其实他根本不是本村的，但也要老人协会管。赵凤兰很会做工作，她不去为难那个儿媳妇，她知道两个人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这边做工作，那边做工作，两边都做些退让。你要是不退让，儿子方面不退让，我没招，我又不是领导，又不能处罚你，但我让一百多个老人都坐到你们家院子里，你就受不了。村里有些地方，长满了草，根本没有人管。所以赵凤兰一声令下说咱们老年人都没有事，他们年轻人都赚钱都干活，咱去拔拔草吧。那些老年人就七手八脚地把草拔了。所以说干一些公共的事，力所能及的事。第五，尽可能的开发一些能盈利的福利性事业。比如手工艺品，造福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使老年人也有能力参与市场。所以我经常想，政策解决不了老年人的问题，市场解决不了老年人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的爱心可以解决一点。我是从别的村子的老年人的屋子里找到一串十二生肖，现在农村的许多妇女，像我们这样龄大小的人，基本上都不做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回归中国，回归农民，就必须让传统的东西复兴。它们显得那么不污染，那么人性，那么经济，那么自然。所以我拿了找赵凤兰，因为我想我还是有能力卖六十串的，就说这个东西有意义，你让老人们做，六十串以内我都负责给你卖掉。赵凤兰说，这个好办，先做了第一批拿到我那儿，说做得太差了等等。我说做得太差的有几串，她说有六串。我说一串算三十块，六串是一百八十块，这太差的我买了，你赶紧去鼓励人家，鼓励人家说这次做得不错，下次做得更好，你赶紧把工钱发给人家。赵凤兰就特别高兴。他们做了三批，第二批做了六十串，什么时候卖的，我告诉大家。第一次是老人协会成立大会，我跟县里说好了，说咱得支持人家，人家都可怜的没有钱，老太太说了，要把老头老太的生日都排成队，谁家过生日就去谁家去又扭又跳，然后送几斤鸡蛋，但是这些小事都没有钱，我们这些当官的一起去祝贺，我何慧丽买两串，你们一人买一串。他们都听我的。然后我不是带了一群学生吗？农大的学生我给他们伙食费省了二百块，我说这个钱你随便买什么。学生可能看在何慧丽的面子上，也觉得老太太不容易，就买了一些。那一天就卖了五百八十块，六十串卖了一部分。人家不仅做了十二生肖，还做了香草、小提包等等，好多东西。第二次卖是我们农大的老师去兰考参观，我厚着脸皮把他们带到大李西村，说这里不仅有板材加工，还有老人协会，老人们做个事不容易，你们谁愿意呢？人家看在何慧丽面子上买了二百八十元钱的东西。最后，我要回北京了，赵大娘就把剩下的拿过来让我带着。我其实到北京是要先到宴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院长温铁军不是讲关心农民、要进行乡村建设吗？他刚一讲完，我说我有个事，因为正好有墨西哥的、台湾的人在那儿，我就说这是农村的老人做的东西。他们不是讲究女性主义，我说这是女同志做的；他们不是讲工业品对环境的污染吗？我说这是破碎布做的，是非常人性的东西，这也是很经济的东西，不是铺张浪费，问谁愿意买？“好，我想要一个。”就上货了。墨西哥人买了四串，他家四个人；台湾人买了六串，还有许多人都买，我就卖完了，还没怎么卖就卖完了。

后来，赵大娘又做了一些东西，但我现在还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卖。我说赵大娘，咱成立老人协会，为的是让大家高兴，你怎么尽钻到钱眼里去了？她说不是钻到钱眼里去了，你不知道大家有事做了该多高兴，这就算个艺术，咱们能卖就卖，不能卖就送人。（何拿出了一些老太太做的东西）我给他们设计了徽标，这是大娘们做的包。我们还把大李西村老人协会的图标放在这。我拿的还是最差的。（众人笑）我给我婆婆买了一个绣着花的小包，说你拿去装钱打麻将吧。（大笑）另外大家还可以看看，十二生肖是中国文化，现在找不到中国文化。这个是虎头，她说你们城里人就喜欢这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挂在脖子上，还可以装东西。这是虎头，这还有牛头。还有你看现在的第三代产品就非常好了（一串很精致的十二生肖），这样一串放在旧的房子里也可以，放在新的房子里也可以。我说要买就买一串，这就是中国文化。现在人不是觉得人被异化，动物被异化，动物异化了得禽流感，人被异化了得SARS。这个非常人性，和自然合为一体，有花有草的。不同的老太太在动物身上做的花样就不同。有的老太那些虱子跳蚤了都觉得那么可爱，这就是“鼠道主义”、“牛道主义”、“虎道主义”。这就非常人性，非常好。（问：“这个卖多少钱？”）小的我没拿来，小的我给它包装好，一串二十四，不是平均两块吗？大的她要卖给我是五十，我要卖给大家也是五十。

通过卖十二生肖等手工艺品，我突然发现，这个五块、十块给那些老人带来的快乐总量非常之多。因为老人是被市场涮下来的，她挣了十元、五元的，她就感到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大家看那些老人装鞋垫，一个鞋垫是两厘钱，一千双鞋垫才赚两块钱。她一天赚五块她就高兴。这次温铁军去采访，去看我做的事情，那些老人先是表演节目，唱《团结就是力量》、唱《俺们老婆子六十三》，等，还诵诗、咏词。说唱得可好了，那他就是快乐。然后就一个个登上台来发表演讲。你知道有的老头老太太活了一辈子没名字，你给她挂个牌，写上自己的名字，印上老人协会的徽标，别提他有多高兴；有的活了一辈子没有人听他讲过东西，所以话筒对着他，照相机对着他，他高兴的不得了，八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太讲话，就是高兴。他们不断地赞颂何慧丽好，我只能老实地不断强调：如果老人协会到目前还运作得比较成功，那不是我好，是“四好”。第一，感谢共产党，党组织把我派到兰考来，让我挂职锻炼；共产党给我工资，既然给我工资，我就得干点对得起党的事。我要是天天想着我的房子没有买，我的孩子，我家里的事，没有人给我工资，没有人给我收入保障我怎么做？第二，是我们可爱的大学生们好。现在看看，还有谁像大学生那样，是真正的无产者，还可以浪漫一下，到乡村进行红军路线。搞红军路线，就是说吃穿用都不打扰老乡，我认为这才叫乡村建设。只有大学生们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可爱的大学生们捐了些衣服，何慧丽才有东西送给你们，给你们村发了几百件，其它的我发给了乡村的中学生。感谢我们的大学生，我想将来出现的第一支乡村建设队伍就是我们大学生。大学生不怕丢人，热爱丢脸，享受痛苦，欢迎挫折。大学生就是这种人，还可以浪漫一把，还可以在人生有生之年让人嘲笑一把。第三，感谢温铁军教授。感谢他，因为我们的大部分串儿是在他那个会上卖的。他天天喊着要为三农怎么着怎么着，我们这些关心三农的人，我认为三农并不复杂，——或者说并不是你把政府骂一骂就行了——，并不复杂，简单到人人献一点爱心就可以缓解。感谢温铁军教授，因为在那个会上，是他学院的学生和教员买的。第四，就是感谢大家。我说，我不过是帮大家做了一丁点的小事，我不过就是把打包的菜送给大家，我不过就是把大学生捐献的衣服给了你们，我不过是干了我的份内之事，你们就又写诗又写歌又写词的，我就很感动。我当时从地上捡了一块小土，说我不过做了一点点，大家就把我记住了，所以我得感谢你们。这是大李西村老人协会这个事情。

哦，对，还有第六点，协助村里进行修订完善村志。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因为我们觉得村庄是中国大部分群体生活的载体，不管你现代化、工业化到什么地步，村庄不可磨蚀。村庄是有历史的，有记忆的，我活在那个村庄是有底蕴的。人不是今天死了明天就被人家忘掉了。我们要修订村志，要弘扬正气，要让对这个村庄有功劳的人活在这个村庄的历史上。所以说这六点我觉得老人都可以做。

关于这个老人协会呢，我还没有总结规律。一个呢，可能是我这个外面的东风来了。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赵凤兰是毛时代的人，她还可以为大家做一些事。大家不知道他们有多高兴，赵凤兰只要在村子里大鼓一敲，那些老人能跑的小跑着就来了，就知道有事了，拄着拐杖都来了。赵凤兰工作有方法，她说有钱的老太可以入股，入五十块，也许我们没准会干些什么事；没钱的老头老太不要紧，可以不入股，但是每次活动都把你们放在最前面。结果大家都争着入股啊，有的老太把她姑娘几年给的钱，塞在床底下的，都拿出来入股，说只要我不死就不退股，这下可有娘家管俺了。有的老太都卧床不起，拄着拐杖过来要入股，说人家入股了我为什么不入？赵凤兰用那个老人协会的徽章，把名字一写，到县城里去打印，其中有几个老头老太没有标志，天天缠着她，说人家都有标志我为什么没有？赵大娘工作很有办法，她还搞了个公基金，比如说一个东西卖了二十块，给你十八，我留两块。她在这里面做点文章，搞点活动，给你买点东西，哪怕是一块钱的两块钱的东西，那你就是高兴的。还有就是人家七月二号才入会，入会又入股，开始交了一百块，后来觉得不合适就又挨家挨户退了五十。到了八月二号，才一个月，何慧丽已经卖了第一批货，人家就开始分红了。那五十块还放在这，你分红可以分到五块。你说有意思没意思？第三次就是这次温铁军教授去了，他总得意思一下。我怕他忘了，说你要是没有钱我给你钱，反正你今天要买东西。他说好，买，然后说我闺女属啥的，我太太属啥的，我属啥的……，买了好多，一算，大概是一百二十五。他就掏出五百块，说剩下的是我捐给你们的。好啊，大家高兴啊，说那天没白去。（笑）高兴之后，人家赵大娘特会做事，剩下的不是三百多吗？三百多作为公益金，人家用了一百多买了月饼，又给那些入股的一家一户去送。老人们都说什么时候碰过这种事啊，又发衣服又发东西又搞集体活动的；我每次去的时候好多老人就拉着我的手说，这真是让我们多活了几年啊，你不来我们就都想你啊。反正总体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我认为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当初入会的是八十九人，现在已经达到一百五十多人。它目前可能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平时活动的不多的花销从哪儿来，这个钱本来是不应该让老太太做手工艺品的，应该是国家给一点，或者村里给一点，但现在都失位，国家很少有钱来管这事，另外就是说村里也缺位，因为村里集体是个负债或者是个零。欠了钱。村里事没人管，本来这个老人协会应该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还不是老有所用。现在是弄得赵大娘老在想，我怎么能弄俩钱，在村里老人过生日时给买五元钱的鸡蛋送。所以说这个问题反而是踢给了赵凤兰。应该是村里的事，应该是政府的事，结果现在谁都不能承担，踢给了赵凤兰。而我这个从来不会卖东西的人，现在是要厚着脸皮不惜一切场合去卖东西。这是关于大李西村老人协会的故事。

接下来说架子乡贺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的事情。

贺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真正的成立是在八月二十六号到八月三十号。当时我们搞了一个培训，为什么挑选架子乡的贺村的人呢？因为去年大学生下乡的时候，找的就是这个村子。河南大学的志愿者在贺村搞了个信息站，站长就是王德显同志。大学生搞了个信息站，王德显买了些书买了些报纸，里面有一些政策条文、科技信息等。我曾把王德显等几个村子的经济能人带到晏阳初乡建学院去培训。他去了以后回去就把三个自然村的热心人召集到一起开会，他有个卖农药化肥的店，后面有个房子原来是信息站，就在那里开会。当他觉得有一二十人热心这个事的时候，我想就可以搞了。因为我想得慢慢来，农民几千年都没有合作起来，现在有一二十人听你的，是不是可以先搞起来。后来不知怎么的就搞大了，一个可能因为我是副县长嘛，另外我借了温铁军那儿的人，刘老石，他在很多村子都搞了，有一套教材有一帮人马，就借用了他的人。还借了河南支农社团的一些人，他们跟我都是老关系了。还有我第一年在兰考村子里认识的一些人，像赵大娘他们，还有县城里的一些朋友。我这些本土的人才，和河南大学的义务志愿者，加上刘湘波那边的人，再加上其它一些人，王德显这里的合作社我想就可以成立了。

当时我们有教材，就叫《新乡村建设培训资料》，前面是理论部分，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再就是政策解读，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缺陷，全村人联合起来是多么好。第二部分是一些案例，八个案例，三个合作社五个协会，接下来是我们的口号和歌曲。除了教材，刘相波建议，可以请一些其它地方的农民，就是那些早搞合作社的理事长、农民。他帮我请了三个合作社的理事长，另外刘相波去了还带着北师大研究生陈江华，很会做工作；还叫了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帮着做。农民来了四个，其中三个理事长，有个理事长还带了个人。这三个同志，一个在项目上指导，一个在选举上指导，一个讲课很会讲。另外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像赵大娘，还有县城人大副主任，很会讲，觉得三农没有招了，可能还有合作社是个招，还有县政协秦副主席，还有两个人，上次和王德显一起去宴阳初新乡村建设学院培训的，其中一个是支书，另外一个自发搞协会已经有四年，人家跟河南社科院的专家挺熟的，人家给我请了几个河南的专家来。就是这样一帮人吧，围了一堆，搞了个培训。这个培训特别感人，我这有个材料，叫《兰考县贺村发展合作社成立了》大致可以描述这个过程。

这个培训中间是一波三折。你要搞培训，农民当然就很高兴，每次都一百多人，把小教室都挤满了。培训每次大家都愿意来，我们又唱歌又喊口号的，大家都鼓掌啊。我们这个培训采取的是交流路线，农民是主体，而不是农民是对象，所以非常热闹。但是关键是你得让他入社交社费。你让他入社他就愿意入吗？现在农民的特点是怀疑一切，钱被卷走了怎么办，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朝夕相处的本村人。所以关键点是在第三天上午得说服人家，要入社，入社得交钱。你们知道去年兰考遭灾，农业结构调整没有调整过来，村民卖什么都卖不到钱，而且马上九月一号小孩子要上学，你要让他拿钱入社，客观上他也有难度。因为我们达成共识，你要让他入社，不拿钱来约束他就不听话。我们说可怜农民热爱农民，但是农民有些事也是让人觉得特别辛酸，所以得制约他。到底是交五十还是交一百，反正得交会费，还有股金。后来想以后大家干什么事，同意再入股，现在先交会费。会费到底定十块、三十、五十，还是一百？由他们来定。那天上午呢，我们走的是理智路线加感情路线。村民里头就有人说，要我何慧丽验明正身，说哪有何慧丽这样当县长的。上次开封市有人来看我都干了啥，我就把我做的钥匙串、鞋垫什么的都拿给他看，后来他们就说何慧丽虽然干的不是招商引资，但也是对农村有意义的事，所以副秘书长答应给我五千块，说拿去搞培训。就这样有人问，你拿钱来培训我们想干啥？我们虽然相信你，但是你不总是在这儿的，你选举出的一些人把钱卷跑了怎么办？还有就是说，你总是有所图的，你是不是想在这边搞个政绩，回去你升官发财？你得验明正身。反正是女同志嘛，走感情路线。我就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我很自私，那是因为我是农村出身，因为我现在的研究领域是城乡关系和农村发展；如果说我很自私，那么我想看到老乡脸上的微笑是最大的自私。我想大家总觉得现在没有这种人，我要告诉大家不仅有，而且不止我一个。只要大家高兴，这就是我最大的自私目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奢望能解决你们的根本问题。但是，只要我何慧丽在贺村一天，只要你们今天下午感到高兴了，快乐了，高兴一小时就一小时，高兴一天就一天。搞这个事情也是没路中的一条路，从理论上说我真替你们着急，因为现在农业部已经在找专家论证合作化道路，财政部打算每年发五千万给合作社，农业部也要发两千万，我是急啊，咱们兰考一直以来都是走在人家后面，我要让大家走在前面。大家如果信任何慧丽，而且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坏处，你就可以试一试。接着赵凤兰大娘来了，就说，何县长没有错，她把我在那边干的啥啥都给说了。她说完了后面还有一堆兵来说，说得我都不好意思，说得大家都掉眼泪了。然后组织者就借机说，大家愿不愿意当发起人，说“愿意”；说愿不愿意入股，说“也愿意”。赵凤兰还有一招，担心大家回去一说有变卦的，就说不仅愿意当发起人，也愿意叫亲戚朋友来入社的来签个名字。留在黑板上的有四十九个人，到下午入的有五十个。到第二天有外县的人打电话来说是想加入，我说我也想你加入，但是这是以村为单位的，你不能加入。反正后来有六十多人，中间也有一些退社的，现在是六十多名。总体是这样一个过程。就这样，我们一个是培训，一个是交流，一个是入会，一个是选举，热热闹闹地过来了。王德显被选为理事长。我叫王德显把那个山东的史存义（一个经验丰富的合作社理事长）多挽留两天，帮他把一些规章制度制定好。最后我问他你要不要标志，他说要，我想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回去赶紧找我那些搞文化的朋友，设计一个社标，可好了，中间是庄稼，上面是两个手握在一起，表示团结，上面还有一个钻石。

还有一点得向大家强调的是：我们搞的这个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经济组织，民间组织，不管我们成立什么协会合作社，村里的支书必须是独立监事，合作社社长干了些啥事必须向人家定期汇报。搞合作社是严格按照中央的一号文件精神来的，一号文件精神说：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机制和制度创新。这个道理是我得反复向县、乡、村各级党组织不断说明的。

虽然八月二十九才成立，到现在才二十多天，他们做的至少我到现在还很自信，也很感动。他们做了一些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在赵大娘和她的那帮人、以及陈寨村两队员的支持鼓动下，搞起了一个腰鼓队，已经买了腰鼓，现在正在训练。这个村子原来信教的信佛的都不在一起，但在我培训期间，由于赵大娘等人的细致工作，使该村信教和信佛的走到了一起来搞文艺，所以到现在我认为第一个成绩就是贺村有了自己的文艺队；第二个，由于成立了合作社，就和县里的一个种子公司签合同种了七十亩的洋葱。明年至少保护价收。第三件事就是：秋收要来了，村里的路坑坑洼洼，根本没有人修，于是村民骂干部说干部不管，干部又骂村民说我们没有钱，让你们谁去干也都要钱。于是合作社的人去，有力出力，有车出车，就把路修好了。另外还有个事情，山东那个史存义，说帮忙帮到底了，说他认识哪个肉联厂的，需要鹅，而兰考又适合养鹅。于是就上了养鹅的项目。还有其它的事情，现在运转基本比较良好。我们合作社的第一个口号是：“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我们的第二个口号是：“在合作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改变自我”。我们唱的歌就是《团结就是力量》，改的歌词刚才也告诉大家了。另外我们还唱一首歌，叫《合作洪流不可阻挡》，农民们好象一点音乐细胞没有，可是唱这歌可有劲，可标准。

好像讲到这为止，但是前几天呢，温铁军老师来到郑州召开一个全国性的粮食会议，我说您能不能来做一下指导推动。我既不是愤青，也不是现代化类的，也不是革命类的，我只是希望能为党做一些事情，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发育一些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有利于乡村社会稳定的民间组织。所以发育一种民间组织其实是一种改良，是新时期党的领导下的一种乡村建设，我就希望能给我验这样的明，正这样的身。8月14号，温老师去了，县委书记作陪，第一个看的就是腰鼓队，腰鼓队员打的是最漂亮的。这是腰鼓队，在这个基础上，温老师给大家讲了一通“以人为本的”的道理，很多话不仅学者、干部能听得懂，农民也听得懂，不知不觉就过了十二点，大家都不愿意离开。上半天看的是文艺队，下半天看的是合作社。当时那一流车过去，先到合作社的办公室看，我没想合作社的理事们弄得那么好。我们想的就是不管是多么乱脏的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低成本的房间，他们就天天来这儿商量全村的大事儿。就是说村里的发展不仅是干部的事儿，也是村民自己的事儿。一进去看一下还真是不错。王德显把那个徽章放大，放在最显眼的地方。然后还弄了一个章子，凡是盖了合作社章的报纸大家都可以参阅，还有报纸还有书。把他们开展活动的照片都放到那儿，然后有名单，有什么什么，弄得井井有条。到那儿我们的县委书记一看就特别高兴，说真是替党作了一件大好事儿。后来，因为那个村子没有大的地方，只有那个小学是个大的地方，我们就到小学的空地上开了揭牌仪式，进去以后，腰鼓队员们不会敲，（刚买的腰鼓哪会敲），我那高级志愿者衡生喜同志就临场来指挥。他说不管你会敲不会敲，你就叮呤当啷地敲吧，只要统一节奏就行。结果腰鼓队排在两边，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然后小车子在热闹中进到小学。揭牌仪式是温老师跟我们县委书记一起揭的，揭完了以后大家都要讲话。温老师说得很感动人，说你这个合作社不能违法，说了五条原则。县委书记当时就表态：说哪个部门都不要干预合作社。他们两个讲的都非常让人激动，下面有的农民都听得掉眼泪啊！农民也表现很好，由合作社社员代表讲话，合作社的理事长讲话。最后，我们县委副书记左宪安同志激动地说出这样的振奋人心的话语：让我们大家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把我们兰考的农村建设搞好！让合作社的星星之火燎原兰考大地！

三、总结

下面我还要说一些从试验里得出来的教训和经验，就是第三部分。

以上这些个案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我总结了五条。

第一条：如果要搞乡村建设必须有外在的力量或者资源对内在的活跃分子或者积极分子进行激发。这种激发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外出培训，一种是深入宣传和发动。外出培训必不可少，深入地宣传发动必不可少。你得让农民知道这是咋回事情，那就要让积极分子们不厌其烦的、深入的、细致的发动。

第二，如果真的要搞乡村建设，没有哪股力量比大学生更重要，所以说大学生资源必须利用好。就要教育锻炼他们，因为现在的教育有问题，你看现在教育怎么着怎么着。我也认为现在的教育能教育出要赚钱的人，很难能教育出民族的精华和这个民族的脊梁。现在好像我们干这个事情是为了乡村建设，其实也是想让这些中国的未来们知道我们的根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既是教育锻炼他们，也是造势。我马上要组织一个由五十人组成的大型的乡村建设合唱团，就是到这些有合作社的村子去演唱，去唱响新乡村。

第三，农民的自我交流和自我培训的重要性。重要的是靠农民自己交流，把他们的潜力开发出来。包括外地农民与本地农民，本村农民与本县精英农民，本村积极分子和本村普通村民间的交流互动。我们最终希望全县的乡村建设的力量团结整合起来。互相借鉴，共促发展。总之，就是说让农民来培育自己教育自己，激发他的潜力和活力。

第四，两个整体性发展。首先，如果你要搞村庄的经济建设，你必须和文化同步发展。就是文艺活动和经济合作组织同步发展。其次，合作它不仅是个经济组织，它是一种文化。因此我们要喊口号我们要唱歌。就是说要把合作团结的文化宣扬出去。这就叫两个整体性发展。一个是文艺活动与经济合作组织同步发展，一个是合作不仅是个经济组织创新同时是一种平民文化氛围的塑造。让农民觉得有安全感，又自信感，有力量感，除了合作没有别的道路，除了合作文化来武装它没有别的道路。

第五，如果想要让这个事情可持续，不只是何慧丽天天帮着卖几个串儿；我想要让这些东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要可持续，我得培养内源性机制，就是村、乡、县、市纵向资源的综合利用。这包括政策资源，扶贫资源；还包括市里和县里党校资源的利用。这次温铁军老师去了，我刚好也把开封市委党校的两位老师也叫去了。温老师就说你这市委党校，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一切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等这些任务的宣传贯彻你责无旁贷。这些中央党校刚开了会，接下来就是市委党校、县委党校的任务了。你说吧，你愿不愿意当志愿者，那党校老师说哎呀我愿意当志愿者。另外还有乡村的民间精英之间的互动。你比如说我迟早是要走的，但是贺村的合作社它要发展下去，而三义寨乡的南马庄村也要成立合作社，仪封乡的胡寨村也要成立，我希望他们在各自成立的过程中锻炼出一批人，培养一批人。要他们本土上的人们凝抱成团。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它们之间的结合比跟我的结合还要紧。所以我把这个叫做村、乡、县、市纵向、横向资源的整合力量。

今天我就讲这些。第一个是个开题，就是前面我的解释，包括来龙去脉的解释和理论解释；第二部分就是简单的三个案例的简单的介绍；第三个呢我认为就是我的这五点经验和教训。

四、问题交流

问1：您从事新乡村建设试验，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

答1：比如现在温铁军先生搞的新乡村建设学院，有一些资源。如果在兰考能干这些事情，其中有一点，就是我分几批带出去了一些人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培训。他们回去都多少做成了事儿。我第一批带去的人都是我的人，我干啥事儿都帮我，这些新乡村建设学院不管现在做得好还是坏，但是他理论上是基本成立的，就觉得现在这套发子不行，迟早要出乱子。包括昨天我看的一份报纸，就是丁元竹做的一份报告，说是盛世危言什么的，希望在那个危险的时候来临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想过，还有一些人做过别的事情。新乡村建设学院那是个外来资源。此外，一些专家学者的理论观点是可以不断利用的资源源泉。我是啥资源呢？我以前啥也不是，不就是一个高校的小老师，反正吃喝是不愁的。但想着人不知是像这样活着，这样活着实在是没劲儿。成不了一个大的教书的人，成不了一个大的实践者，更成不了一个大的思想者。我说的是理论根源，真正的资源是温铁军、曹锦清、贺雪峰等人，这些人是真正正视中国国情和常识的人，他们的观点和理论是源源不断的理论源泉。那这个是根本性的外在，由它武装了我们，我觉得其它的都可以发现。还有，一些体制内的资源，如包括政研室的人，包括搞民政的，搞扶贫的能借鉴就借鉴。另外，我发现了大学生资源。

问2：我是当兵出身，退下来以后搞个协会——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现在挂在北大搞一个北京市郑和下西洋研究会，明年刚好是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家也在搞，我们也在积极的搞活动。郑和是我们伟大的航海家，纪念郑和，弘扬郑和精神的意义非常重大。在明朝来讲我们国家是非常发达的，是世界一号国家，要从海军力量，我们海洋的进步和航海的发展那都是世界一流的，当时我们就有两万七千多人的船队到非洲去，哪个国家也没组织这么多，船只是六十多艘，又一百来艘，那个时候我们的造船技术现在都是没法比的。那时我们可以造一万多吨的木船，那我们现在就不行了。纪念郑和在证明我们不是不行的，我们是厚望舶来的，我们是自己起家的，不是象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是掠夺资本，所以当前的国际形势也需要弘扬郑和精神。

当然刚才听何教授谈的一些我是非常感动的，甚至感动得都要淌眼泪。我们年轻人能这样做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目前的问题是很多，农村问题尤为多，谁来解决我们的农村问题。很多专家学者说要当步行学者，这精神是可嘉的。他理论上那么讲，但实际怎么做，何老师讲的是实际的做法，在农村你怎么办？各级领导都感到束手无策，我们现在的一些副县长到地方就是把中央的资源想尽办法带到地方，向上面要钱。副县长是解决这些问题，仅仅是资源的支持不行。那就要从他的内因来解决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启发他们自己积极进步，精神方面的，物质方面的，办法方面的。刚才这些让我很感动的，我们大学生就应该这样，过去我们曾经让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下到农村去。过去我们讲的共产党要和群众团结起来也是这样的，要启发群众觉悟，你看我们国际歌里也讲了这个问题，“让思想冲破牢笼”嘛。群众他如果不觉悟，他永远是处于落后状态。那需要谁，需要我们知识分子去启发他们，启发他们他们就有了力量。就像刚才老师讲的：外在力量，外在力量和内在力量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农村搞起来。所以刚才何老师讲得我又感动又很受启发。将来不仅是我们年轻人要这样做，我们很多老同志退下来了，根本没事儿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财富，应该把这个资源也利用起来。对我们的农村能起一点积极作用。但就我们城市来讲也存在这个问题，怎么使我们的精神水平更高一点。有的老教授说我这儿书很多，我二十几个书架的书，我总在想我将来这些书干什么用。是不是应该办一个图书馆，让周围的人都能看。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谁去组织，谁去弄它，好把这些社会力量很好动员起来，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农村，都能做不少工作，你们的这种精神非常令人感动，谢谢你！

答2：我也非常谢谢你！你说这些话我忽然想到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其实我总是在挫折和酸楚中做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操作中跟理论不一样，理论中可以国情共识派、左派、右派。而操作中无时无刻不面临些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些既不求名也不求利的人，现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是极端地要重视自己的利益的。但是有一批人，包括毛时代有一批人，就是说五十岁以上，他们的名利就到此为止了，那么如果说他吃喝共产党给他有保障的话，他完全可以做一个对它自身有意义的志愿者。这就需要奉献，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苦恼，那这事儿没法做。作这件事我就有一个名言，就是当你做这件事进入一个状态，人家觉得你是傻冒，但你却在这种傻冒的状态中感到莫大的幸福。我们的那个名言就是：“热爱丢脸，欢迎挫折，享受痛苦。”我们这些最先在农村干这个事儿的人，人家看着觉得怪怪的，你必须拿这个作为名言。而我的幸运是有温铁军先生到那儿去推动了一下工作，县委书记表态，知道何慧丽在干正事儿，我是比较幸运。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在乡下干这个事情，他们是多么的苦恼啊！

听众：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人不理解。

问3：您现在在农村搞这个集体化试验，你是不是借鉴了我们国家78年以前搞的集体化的经验教训的资源呢？

答3：这方面我没有做对比，我只是就事论事，从实际来说呢，它们又一个区别。你问能不能借鉴以前的，我不知道具体如何，我只知道有区别。区别呢就是以前的那个集体化是为了城里的工业化的集体化，是因为城里的工业化需要一些东西，没法和一家一户的小农打交道，因此呢才走的集体化。因此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不同。但是有一个关联就是老毛在搞集体化之初的初级互助合作，那个是有资源可以利用的。老毛的初级互助是成功的，现在我们二三十个人一起搞一个事儿，其实就是和老毛当年搞的初级互助差不多。但我要说的就是现在要搞这个事情，从理论上来说是温铁军先生要搞乡村建设，再大一点说就是大家在一个村庄里面，被市场腐蚀掉了，人人没有安全感，人人自危，把村庄当成是一个自己生存的地方，这不是一个事儿。所以这是理论上的资源，那我实际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来说，我们现在叫新合作社，这个是实实在在可以解决新问题的，比如说确确实实在增收体制上做文章。现在在增收节支的这种问题上，除了合作社和各种协会以外，难道还有别的资源吗？为什么现在乡村出现一种情况叫做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问题就在于农民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就在于一家一户的小农互相的竞争和残杀。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既不是从历史来的，也不是从理论来的，虽然说他们可以借鉴，但我更多的是从现实中来的。实实在在来说，一个村庄有几千亩地，一年不知道用多少化肥农药，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到厂子直接定呢？一确实是真货，二也可以免去中间盘剥。你知道每家每户都要翻地，每家每户都急着找机耕手，机耕手也不知道今天翻完了明天还翻不翻，他也不知道。你就天天找他，他也就处于一个无序状态。你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排个序，然后找机耕手，今天给张三，明天给李四。这样机耕手也不着急了，农民也不着急了，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想我这样回答。

问4：刚才您提到了农村的建设需要文化，那我想问问您农村的法制建设应该怎样呢？

答4：这是今天的题外话，总体来说今天的法是移植西方的法，现在的法缺乏社会基础。第一个意思就是，农村大部分的事不是靠法制来解决的，也是不能靠外来的法制来解决的。现在农村有种情况就是许多农村政策制定者没有走群众路线。我的意思就是说法律下乡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我认为现在基本上法制在乡村的推广是不成功的。它有作用，但它的作用不是乡村建设的作用，我是指一部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搞乡建时我借用了法，因为我用现在的中央一号文件，但是我主要是借用了传统资源。传统资源包括习惯包括惯例，还包括民间的一些方式。当时成立这个发展合作社，那时大家都说：“愿意愿意”你愿意了你就给你的亲戚朋友都说一说，她自己发动了六个女的，都是他的姐姐嫂嫂什么的，这是利用传统资源。你这个问题比较大，但我总体上就认为中国目前这种法制这条路就不对。当下的问题，大部分埋在海面以下的问题不是靠这个法制能解决的。第一，法制可能不合情，不合乡村的那个理，第二，法制解决需要高成本。它最好通过民间的一些自制性的组织，民间自治性的力量来解决，这个可能是个正路。

问5：何老师，你说这种组织的存在需要文艺性以及对人的培养来保证，但是像经济合作社这种现象怎样能够持久？

答5：四条，第一条，合作社的理事长和社长必须是乡村的经济精英，如果选一个老好人，或者选一个像支书这种人，这就麻烦了，所以说这人必须是有力量的，包括项目的力量，金钱的力量以及他的这种智慧，这是第一条。就是说领导机构这些人必须是村庄精英。第二条，我正在探索，我们把一个村庄的这么多人凝聚到一起干嘛，有个啥要干，我想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接科研单位，我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可做。虽然我从来不奢望它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科研单位有一些项目，但看不见农民。那如果我们某个社的社长跑到河南省社科院，去说我们有一些地，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推广的，这样它可以对接科研单位。我觉得这里面有东西可做，另外可以进行规模化。现在并不是市场不需要，它需要一些东西，但他就是找不到农民。你比如说种一种瓜，你种个几亩，那根本就不值得运到上海运到北京。但是大家合起来。那么批发商就看得见他们，他们也看得见批发商。运输买卖上就划得来。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就是他的正常的科学的运作，总体上他是个经济活动，我想在农民的增收上和节支上做一些事情。那么我们的最高目标就是让入社的人感到骄傲和自信，让他感到骄傲和自信就是让他觉得合作社是有组织的，是能让他得到实惠的。大致就说这么多吧，反正在探索。

问6：今天这个主题大家都已经看到：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再充实一些。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是何老师是副县长，我觉得这个前提一定不能忽略，如果何老师不是一个副县长，她没有权，那不知会怎样。我知道何老师是要回来的，可能还要回学校，大家知道挂职最多就是两年。那回来以后这个组织会怎么样呢？这里的几个组织情况还不一样，腰鼓队和老年人协会无论如何持续下来问题不是太大，但这个合作社是一个经济组织，它不仅要遇到一个市场问题，他是一个经济组织，那么它发展起来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基层的政权，这些矛盾是要面对的。那何老师走了以后这个东西会怎样。那么再说这种实践有没有普遍性，周围的这些乡县是否有蔓延或受影响的趋势。

答6：首先，我一直强调，搞合作社是个民间的经济组织，是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农民的需要。合作社必须受党的领导，这是不可置疑的。您说它发展起来多少会影响到基层的政权，我觉得至少现在我没觉得有负面影响，不但我没觉得，我们县委书记和乡里的书记也没觉得，都觉得是个建设性的大好事。

其次，关于试验的普遍性。这个推广的意义，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五点经验教训。另外我是个县长，而且是个挺自由的县长，我想瞧那个村儿就瞧那个村儿。我想就我自己来说，我先说我的普遍性。我愿意以现有的资源，在明年八月份我要离开之前在每个乡都搞一个，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他们能抱成团我就高兴了。我觉得可以在兰考复制，由于我这个县长的存在我培养了一批人，你知道这次我大前天把温先生一送走我也回来了。我二十多天没回来，我这儿还有课，那天南马庄村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明天要选举了，何县长你在冬天不太忙的时候给我们找些人来做培训，但是选举不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们要选举了，你赶快来吧。”我说不要我一离开你们就干不成事了，让赵凤兰，秦君芝去，还有那些一起去乡建学院培训过的人去你那儿给你捧场。他还真有本事，他把他们乡的书记、乡长都叫去，书记乡长觉得这是个大事，赶快把电视台也叫去。反正在我不在的时候也是热热闹闹的搞，而且搞得很好，当天就有48户入社。另外开封市委党校的那位同志已经答应要做志愿者，他们领导也觉得这是开封市党校的一个任务。说如果何慧丽在兰考搞啥事儿你就去了，我就说我们搞得是很不起眼的事儿，你自己愿意做志愿者你就周六、周日来，不能影响你的正常的工作。他说我们领导可重视这个事儿了，领导同意了，将来可以派车可以怎么着。我现在高兴的是，最起码在兰考可以普及。

至于能不能在外地我不知道，但是有其它人在这么做，包括那个刘相波，天津科技大学的一个老师，也就是前几年在那儿跟着温先生作大学生培训，他培训培训大学生，他在乡下就扎住根了。他有一帮农民精英。他给我说他搞活动也是直接到村，乡里领导来了也不反对，因为这最起码不是坏事儿，把农村弄的热热火火的。他们在湖北搞的，他们好像除了我们兰考还在全国其它十多个地方搞。他们走得就不是县长书记的路线，走的就是农民精英的路线，因为现在的农村太散，我觉得好像农村乡村建设的空间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