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红乡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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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1）要完成这一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有必要从历史的回顾和现状的分析中，认清我国农村新旧乡绅的历史作用、功过是非以及今天红乡绅的地位和实力，依靠先进文化力量推动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传统乡绅与民国新乡绅的历史功过

中国历史上的乡绅，由于具有官僚、地主、商人特质的三位一体的社会性格，以及生员享有相当于九品官的免役特权，在地方行政中有一定的权限，曾经是与国家政权相辅相成，稳定与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他们在文化上传播儒教和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是培育实施君主政治的官僚或隐士的沃土；在政治上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迎合以及对其过大压力的反弹，成为乡意代言人，改朝换代时或起兵勤王或反王保境，或加速或延缓新政权建立的民间武装力量的首领；在经济上则是进行土地兼并、高利贷、垄断市场，结交官府，追求私利，以及各种地方公益活动等的农村社会的上流阶层，并分化成“升官敛财型”和“经世济民型”的两种类型。前者因包纳钱粮、恃顽抗纳、包充职役、欺压农民的恶劣行为，享有“劣衿”、“刁劣之徒”、“土豪劣绅”的恶称。后者则以“官督绅办”的“乡董制”机构，在县府指导下，经办水利、养救院、普济堂、育婴堂、义仓，以官民共营形式出资兴建和管理乡集（清初曾是可以免税的“义集”）等，在明清时代控制了社会福祉事业，享有“百姓之望”、“民之师表”，“齐民之表率”、“百姓之观瞻”、“庶民之坊表”的美称。 为揭示中国国情和把握中国变化进程，日本学者半个世纪前就根据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阶级理论和社会史理论，从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及赋役制度、社会控制、地域社会等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绅士的社会性格、社会特质、绅权的社会构造、绅士的角色功能等，最后把绅士界定为统治阶级或中间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了以研究土地、赋役问题为核心的“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以研究权力结构问题为核心的“乡绅统治论”两种意见。他们认为：绅士由现任官、退任官、未出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和有官衔者等五种人组成；后四种人为乡绅。在经济上，绅士一般是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在政治上，与满洲贵族、汉族大商业家构成统治阶级，垄断国家政权；在文化上，则处于独占地位，是儒家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承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由绅士组织领导的团练、乡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又显现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2）

中国学者则认为，近代中国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始终处在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其政治地位主要显现为：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三，通过出租土地控制农民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四，作为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捍卫儒学，以此影响着周围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五，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等。（3）

直至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时期，旧乡绅退出历史舞台后，农村仍广泛存在着一个依附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群体，并在国民党政权与乡村宗族社会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学者认为，新乡绅不是简单的国家代言人，而是社会的文化体现者和传播者。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对此有过深刻的理论剖析。其“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文化”则是指这些组织和个人、群体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诸如信仰、爱憎、亲仇等。网络主要包括宗族、市场和水利管理等方面的组织(如庙会、水会、商会等)，以及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庇护和被庇护、传教士和信徒的关系等)。（4）正是新乡绅掌握的这一权力的文化网络,构成了上世纪初主导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经济的风向标和活动范围。

然而，民国政权的转换虽改变了国家政权模式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没有改变政治文化，这使得新乡绅的行为价值观念，对新国家的理解、对权力的运用方式、对乡民的管理观念，以及对乡村文化建设与资本运作的理解等都还是旧的，难以担当时代改革家的重任。根据布迪厄关于资本体系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理论，经济资本是直接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资源，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的资源总和与社会组织，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资本,具有再生产性。致力于发“社会转型财”的新乡绅，于是合法利用象征资本积累他们自己的资源，但却偏离了正途。民国时期的阳村宗族和乡绅运用“象征资本再生产”的结果,之所以证实了民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新乡绅误解和曲解了新的“国家”、“宗族”、“革命”等概念，使新文化、新制度、新国家在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中遭到“意义”生产的失败的结果。（5）这也说明民国时期掌握了新文化解释权的新乡绅，在权力文化网络里，力图运用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来决定国家命运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文化的两面性，那就是：“当政府权力直接施诸人民身上，绅士是保持中间姿态的；当政府权力施诸绅士身上，绅士是抗衡政府的；当他们自己将权力施诸或代政府将权力施诸人民时，绅士和人民是对立的；一旦民权强大时，他们是和政府皇权一致的”(6)，这也是以往新乡绅利用权力文化网络进行象征再生产时,无法建立新制度来取代旧制度，无法建立新文化网络以取代旧文化网络的关键。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学者们有的强调近代乡绅是国家与乡村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有的认为乡绅应该与城绅相对应，乡绅就是乡居的士绅；有的指出，传统士绅的主体就是从国家获得特殊身份的地方知识精英，他们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可以说，在北伐战争以前，实际上是土豪劣绅及传统士绅这些旧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直至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旧乡绅被打倒，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才逐渐取代旧乡绅而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早在1929年，中共文献就指出与旧豪绅相区别的新豪绅，其实也就是以接受新式教育为特征的新乡绅，其主体正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掌权者演化而来。（7）

新乡绅的兴起，与国民党强化基层政权，建立区乡镇政权机构，强化联保等准权力机构，造成国家权力在乡村基层社会的扩张有密切关系。与20世纪20-30年代乡村革命所打倒的，不具官僚身份，属于一种为官府所依靠的民间豪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同，新乡绅担当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县区乡镇长、联保主任等，大都接受过中等或高等的新式教育。在行为特征上，土豪劣绅行为往往不受国家权力约束，甚至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新乡绅则代表着国民党政权力量向乡村宗族社会扩张，与国民党政权保持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形成了民族为纲而家族为目的新理念。在宗族观念上，新乡绅保持了某种儒家的政治态度，但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相号召，强调国家与宗族的连贯，甚至设计某些宗族制度改良，以期适应近展的潮流。如制订新家法，组织农业合作社，制订合作社章程，提倡新族学，担任新族学校董并使之成为新乡绅民间身份的主要标志等。这表明了在国民政府意识形态影响下，新乡绅作为乡村宗族社会改良的政治力量，以国家统一意识形态连贯国家政权与乡村宗族，以保持社会的大一统局面，实现国家对乡村宗族的有效控制的积极一面。（8）

比较而言，旧乡绅具有国家赋予的身份特权，新乡绅却多是基层政权的实际掌权者，与国家基层政权关系的亲密度远高于旧乡绅，基本上控制了乡村；旧乡绅是伦理道德的化身与代表，多有赡济宗族的行为，新乡绅则多热衷于钻营官场与敛积更多的个人财富，其乡村宗族的道义性权威低于旧乡绅。但因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新乡绅也多有着儒家家族情怀，并与国民党官方越来越浓厚的儒家色彩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痛诋新文化及其冲击下的社会变迁，主张以儒家文化重构国家家族新秩序，具有一定的统制乡村宗族的内在道义权威。（9）

二、当代农村红乡绅的构成与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可见乡绅是古代以至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重要阶层。他们的权力、资本和社会地位，不仅仅是古代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或近代国家基层政权授予的，同时也是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在上层政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补充了地方行政的不足，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打下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结果。探讨新旧乡绅的特点，研究近代国家政权力量与乡村宗族、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解析乡绅现象，解决目前的三农困境。

观察当今，农村是否存在着既近似于又有别于以往乡绅阶层的新兴乡绅——“红乡绅”？这只要深入了解农村现状就可以清楚。“绅士”的本意原是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10）如果我们综合考察新旧乡绅的历史功过，承认其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乡里的历史贡献，重视其主导乡间舆论与阐释国家政策的桥梁作用和正负后果，不受历史上对“乡绅”定义的贬义或褒义影响，只是把“乡绅”作为一种拥有经济资本、政治影响、文化水平、社会资源的优势，在当今农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具有基层的政治权力，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以及具有乡村的国家主流文化的解释权，需要予以关注、培育和引导的重要阶层的代名词，那么，红乡绅阶层的存在与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社会主义农村的红乡绅，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乡镇党政部门与村委会里有政治资本的党政干部，及其亲属；有功勋荣誉、海外关系、上层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的乡村退休官员、复退军人、知名人士、乡镇村民及其家属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受过专业训练立志回乡发展，有文化资本、独到眼光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村首先富裕起来的有经济资本的乡镇民营企业家，外出经商、创业、务工致富的返乡农民等。其共同的特征是，有中等或高等文化程度和较丰富的社会经验；有较高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一定的基层组织的权力或支配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有代表民意肯定或批评地方决策的乡间舆论话语权；有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较为一致的官方或准官方的立场。

由此可见，红乡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所起的乡村发展的中坚作用已不容忽视。目前，我党的历史任务随时代的发展，人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往依靠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贫困农民，奋起推翻旧政权，分配土地，解放生产力，变成了今天依靠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益人民的中坚阶层，改革优化新政权，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伟大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好主导农村的新兴力量——红乡绅阶层。这首先需要发挥他们文化程度较高，社会经验较丰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和文化视野较宽广的优势，借助现代大众传媒的强势手段，引导他们学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国情和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理解和认同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将以人为本，科学执政的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次要发挥他们掌握了乡间话语权的优势，消除其内部对党和国家深化改革，改变农村基层腐败现象与落后观念的疑虑，坚定不移地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其三要发挥他们拥有基层组织的权力与左右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的优势，引导并支持他们由发家致富转向共同富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阶层。

总而言之，只有从“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出发，根据中国国情需要，积极培育凝聚了时代先进文化力量的红乡绅阶层，才能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11），使其带头完成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物质文明的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组织健全、政治文明的新农村等重要的时代任务；才能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能完成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才能完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任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才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才能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包括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投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开辟增收新途径（12）。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新网，2005-10-19日。

（2）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2004-12-12，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3）沈葵：《近代中国乡绅阶层及其社会地位》，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3日。

（4）（8）（9）林济：《新乡绅与近代宗族》，《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1月号，总第8期，2002年11月30日。

（5）张小军：《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6）史靖：《神权的本质》,载《皇权与绅权》,学风出版社1948年版。

（7）《鄂东巡视员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载《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10）《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07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1）要完成这一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有必要从历史的回顾和现状的分析中，认清我国农村新旧乡绅的历史作用、功过是非以及今天红乡绅的地位和实力，依靠先进文化力量推动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传统乡绅与民国新乡绅的历史功过

中国历史上的乡绅，由于具有官僚、地主、商人特质的三位一体的社会性格，以及生员享有相当于九品官的免役特权，在地方行政中有一定的权限，曾经是与国家政权相辅相成，稳定与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他们在文化上传播儒教和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是培育实施君主政治的官僚或隐士的沃土；在政治上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迎合以及对其过大压力的反弹，成为乡意代言人，改朝换代时或起兵勤王或反王保境，或加速或延缓新政权建立的民间武装力量的首领；在经济上则是进行土地兼并、高利贷、垄断市场，结交官府，追求私利，以及各种地方公益活动等的农村社会的上流阶层，并分化成“升官敛财型”和“经世济民型”的两种类型。前者因包纳钱粮、恃顽抗纳、包充职役、欺压农民的恶劣行为，享有“劣衿”、“刁劣之徒”、“土豪劣绅”的恶称。后者则以“官督绅办”的“乡董制”机构，在县府指导下，经办水利、养救院、普济堂、育婴堂、义仓，以官民共营形式出资兴建和管理乡集（清初曾是可以免税的“义集”）等，在明清时代控制了社会福祉事业，享有“百姓之望”、“民之师表”，“齐民之表率”、“百姓之观瞻”、“庶民之坊表”的美称。

为揭示中国国情和把握中国变化进程，日本学者半个世纪前就根据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阶级理论和社会史理论，从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及赋役制度、社会控制、地域社会等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绅士的社会性格、社会特质、绅权的社会构造、绅士的角色功能等，最后把绅士界定为统治阶级或中间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了以研究土地、赋役问题为核心的“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以研究权力结构问题为核心的“乡绅统治论”两种意见。他们认为：绅士由现任官、退任官、未出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和有官衔者等五种人组成；后四种人为乡绅。在经济上，绅士一般是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在政治上，与满洲贵族、汉族大商业家构成统治阶级，垄断国家政权；在文化上，则处于独占地位，是儒家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承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由绅士组织领导的团练、乡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又显现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2）

中国学者则认为，近代中国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始终处在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其政治地位主要显现为：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三，通过出租土地控制农民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四，作为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捍卫儒学，以此影响着周围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五，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等。（3）

直至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时期，旧乡绅退出历史舞台后，农村仍广泛存在着一个依附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群体，并在国民党政权与乡村宗族社会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学者认为，新乡绅不是简单的国家代言人，而是社会的文化体现者和传播者。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对此有过深刻的理论剖析。其“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文化”则是指这些组织和个人、群体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诸如信仰、爱憎、亲仇等。网络主要包括宗族、市场和水利管理等方面的组织(如庙会、水会、商会等)，以及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庇护和被庇护、传教士和信徒的关系等)。（4）正是新乡绅掌握的这一权力的文化网络,构成了上世纪初主导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经济的风向标和活动范围。

然而，民国政权的转换虽改变了国家政权模式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没有改变政治文化，这使得新乡绅的行为价值观念，对新国家的理解、对权力的运用方式、对乡民的管理观念，以及对乡村文化建设与资本运作的理解等都还是旧的，难以担当时代改革家的重任。根据布迪厄关于资本体系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理论，经济资本是直接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资源，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的资源总和与社会组织，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资本,具有再生产性。致力于发“社会转型财”的新乡绅，于是合法利用象征资本积累他们自己的资源，但却偏离了正途。民国时期的阳村宗族和乡绅运用“象征资本再生产”的结果,之所以证实了民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新乡绅误解和曲解了新的“国家”、“宗族”、“革命”等概念，使新文化、新制度、新国家在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中遭到“意义”生产的失败的结果。（5）这也说明民国时期掌握了新文化解释权的新乡绅，在权力文化网络里，力图运用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来决定国家命运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文化的两面性，那就是：“当政府权力直接施诸人民身上，绅士是保持中间姿态的；当政府权力施诸绅士身上，绅士是抗衡政府的；当他们自己将权力施诸或代政府将权力施诸人民时，绅士和人民是对立的；一旦民权强大时，他们是和政府皇权一致的”(6)，这也是以往新乡绅利用权力文化网络进行象征再生产时,无法建立新制度来取代旧制度，无法建立新文化网络以取代旧文化网络的关键。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学者们有的强调近代乡绅是国家与乡村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有的认为乡绅应该与城绅相对应，乡绅就是乡居的士绅；有的指出，传统士绅的主体就是从国家获得特殊身份的地方知识精英，他们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可以说，在北伐战争以前，实际上是土豪劣绅及传统士绅这些旧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直至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旧乡绅被打倒，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才逐渐取代旧乡绅而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早在1929年，中共文献就指出与旧豪绅相区别的新豪绅，其实也就是以接受新式教育为特征的新乡绅，其主体正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掌权者演化而来。（7）

新乡绅的兴起，与国民党强化基层政权，建立区乡镇政权机构，强化联保等准权力机构，造成国家权力在乡村基层社会的扩张有密切关系。与20世纪20-30年代乡村革命所打倒的，不具官僚身份，属于一种为官府所依靠的民间豪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同，新乡绅担当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县区乡镇长、联保主任等，大都接受过中等或高等的新式教育。在行为特征上，土豪劣绅行为往往不受国家权力约束，甚至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新乡绅则代表着国民党政权力量向乡村宗族社会扩张，与国民党政权保持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形成了民族为纲而家族为目的新理念。在宗族观念上，新乡绅保持了某种儒家的政治态度，但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相号召，强调国家与宗族的连贯，甚至设计某些宗族制度改良，以期适应近展的潮流。如制订新家法，组织农业合作社，制订合作社章程，提倡新族学，担任新族学校董并使之成为新乡绅民间身份的主要标志等。这表明了在国民政府意识形态影响下，新乡绅作为乡村宗族社会改良的政治力量，以国家统一意识形态连贯国家政权与乡村宗族，以保持社会的大一统局面，实现国家对乡村宗族的有效控制的积极一面。（8）

比较而言，旧乡绅具有国家赋予的身份特权，新乡绅却多是基层政权的实际掌权者，与国家基层政权关系的亲密度远高于旧乡绅，基本上控制了乡村；旧乡绅是伦理道德的化身与代表，多有赡济宗族的行为，新乡绅则多热衷于钻营官场与敛积更多的个人财富，其乡村宗族的道义性权威低于旧乡绅。但因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新乡绅也多有着儒家家族情怀，并与国民党官方越来越浓厚的儒家色彩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痛诋新文化及其冲击下的社会变迁，主张以儒家文化重构国家家族新秩序，具有一定的统制乡村宗族的内在道义权威。（9）

二、当代农村红乡绅的构成与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可见乡绅是古代以至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重要阶层。他们的权力、资本和社会地位，不仅仅是古代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或近代国家基层政权授予的，同时也是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在上层政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补充了地方行政的不足，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打下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结果。探讨新旧乡绅的特点，研究近代国家政权力量与乡村宗族、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解析乡绅现象，解决目前的三农困境。

观察当今，农村是否存在着既近似于又有别于以往乡绅阶层的新兴乡绅——“红乡绅”？这只要深入了解农村现状就可以清楚。“绅士”的本意原是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10）如果我们综合考察新旧乡绅的历史功过，承认其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乡里的历史贡献，重视其主导乡间舆论与阐释国家政策的桥梁作用和正负后果，不受历史上对“乡绅”定义的贬义或褒义影响，只是把“乡绅”作为一种拥有经济资本、政治影响、文化水平、社会资源的优势，在当今农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具有基层的政治权力，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以及具有乡村的国家主流文化的解释权，需要予以关注、培育和引导的重要阶层的代名词，那么，红乡绅阶层的存在与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社会主义农村的红乡绅，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乡镇党政部门与村委会里有政治资本的党政干部，及其亲属；有功勋荣誉、海外关系、上层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的乡村退休官员、复退军人、知名人士、乡镇村民及其家属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受过专业训练立志回乡发展，有文化资本、独到眼光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村首先富裕起来的有经济资本的乡镇民营企业家，外出经商、创业、务工致富的返乡农民等。其共同的特征是，有中等或高等文化程度和较丰富的社会经验；有较高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一定的基层组织的权力或支配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有代表民意肯定或批评地方决策的乡间舆论话语权；有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较为一致的官方或准官方的立场。

由此可见，红乡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所起的乡村发展的中坚作用已不容忽视。目前，我党的历史任务随时代的发展，人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往依靠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贫困农民，奋起推翻旧政权，分配土地，解放生产力，变成了今天依靠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益人民的中坚阶层，改革优化新政权，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伟大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好主导农村的新兴力量——红乡绅阶层。这首先需要发挥他们文化程度较高，社会经验较丰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和文化视野较宽广的优势，借助现代大众传媒的强势手段，引导他们学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国情和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理解和认同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将以人为本，科学执政的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次要发挥他们掌握了乡间话语权的优势，消除其内部对党和国家深化改革，改变农村基层腐败现象与落后观念的疑虑，坚定不移地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其三要发挥他们拥有基层组织的权力与左右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的优势，引导并支持他们由发家致富转向共同富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阶层。

总而言之，只有从“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出发，根据中国国情需要，积极培育凝聚了时代先进文化力量的红乡绅阶层，才能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11），使其带头完成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物质文明的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组织健全、政治文明的新农村等重要的时代任务；才能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能完成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才能完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任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才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才能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包括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投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开辟增收新途径（12）。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新网，2005-10-19日。

（2）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2004-12-12，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3）沈葵：《近代中国乡绅阶层及其社会地位》，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3日。

（4）（8）（9）林济：《新乡绅与近代宗族》，《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1月号，总第8期，2002年11月30日。

（5）张小军：《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6）史靖：《神权的本质》,载《皇权与绅权》,学风出版社1948年版。

（7）《鄂东巡视员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载《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10）《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07页。

（11）《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新华网2005年10月11日。

（12），《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2005年10月8日。

（11）《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新华网2005年10月11日。

（12），《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2005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