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发展观之哲学基础的几点理解

时间:2022-04-05 05: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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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发展观之哲学基础的几点理解

哲学角度看,科学发展观涉及四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发展的问题;怎样发展——发展道路问题;为什么发展——发展的价值目标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发展——发展的前提问题。

这四个基本问题看似十分简单,实际上每个问题中都包含着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如果不能上升到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那么这些问题很难真正解决。相反,如果我们上升到哲学高度,深入开掘科学发展观的深层哲学基础,那么这些所谓“老大难”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深入发掘作为一般发展观的唯物辩证法,有助于回答什么是发展的问题:发展是经济增长、规模扩张,还是结构转变、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见解,就是认为“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快=发展得好”,“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增长速度是硬道理”。

在某些地方,甚至由此形成了一股风、一种增长速度崇拜症、GDP拜物教。地区的排名,单位的排序,干部的政绩好坏,职务的上上下下,似乎都要与经济增长速度挂钩,甚至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最高尺度,乃至唯一尺度。

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似乎理直气壮,任你怎么强调结构转变、升级换代,也无济于事。

然而,放到理论思维的显微镜下,却立刻水落石出。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发展观,发展变化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数量增长的渐变阶段、量变状态;另一种则是在量变积累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渐变过程中的中断。

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发展,主要指的是质的飞跃,而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数量增长;而对现代化起飞期、关键期的中国来说,这种区分尤为重要。在现代化起飞期,保持5%以上速度,大体上是“八九不离十”的发展速度,这只是必要前提;而更重要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发展则是制度创新、结构更新。

在人类认识史、哲学史、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常见的发展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仅仅是数量增长,原有质态简单重复;一种是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是量变基础上质的飞跃。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本超越“发展=经济增长”的片面见解,真正把重心转向实现两大转变——体制转变与结构转变,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环节,犹如一盘活棋的“两个眼”。深入发掘社会发展观,有助于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是走单纯经济发展的“单打一”道路,还是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的全面协调发展道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历史阶段,抓住历史机遇,突出强调经济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当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还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是,在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之后,有些人向着这个方向多迈出一步,形成一种“新经济主义”病症,他们认为,只有经济建设才是重要的,实在的,见实效、得实惠的硬任务;什么政治改革、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一概都是虚的、空的、软的,不重要的,甚至是可要可不要的。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曾经相当长期地普遍存在着。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哲学基础是社会发展观,或叫社会发展理论、历史过程论、社会有机体理论,它要求把握发展在以下五个层面上的层次性、相关性、综合性、系统性、总体性:

第一层次,是经济的发展。这是整个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内在骨骼系统、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整个社会有机体再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二层次,是政治的发展。这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组织整合系统、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也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必然相互影响,发生连锁反应的,孤军深入的“单打一”式经济发展是不能持久的;

第三层次,是文化的发展。这是社会有机体的精神世界、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世界。通过创造语言符号体系构造的主观世界,虽从属于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但它在社会有机体再生产与发展过程中,常起到类似神经中枢的控制作用,因而不与社会有机体同步发展是绝对不行的;

第四层次,是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存在方式不是单独的个体总和,而是结成社会关系网络,每个人如同一个网上纽结,人的本质就在社会关系网中生成、确立与发展,因而伴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社会的发展、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五层次,是人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说,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既是前提,又是归宿。走向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既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我们应当从根本上克服“一手软、一手硬”的毛病,超越“只抓经济,不管其他”的单打一发展模式,真正在上述五个层面的总和之中把握发展,实现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全面协调发展。

深入发掘新型矛盾观与新型价值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答发展的目标问题:是继续重点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更加强调“效益公平的有机结合,不可割裂”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僵化模式下,我们一度把形式上的社会公平放在第一位,不讲效率,吃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结果是既没效率,也没公平。

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邓小平同志首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大政策,采用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大政策在改革开放头20年间取得了巨大成效,很多地区、单位、个人,迅速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起来。

与此相应,当时的提法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说:首先强调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摆在首位;至于社会公平,则摆在兼顾的从属地位、次要地位。

随着改革的深入,小平同志晚年越来越突出地思考,怎样从一部分人先富,走向共同富裕。1990年以后,至少讲了6次。1990年12月24日,他讲:“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他试着更具体地回答这个转变时机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后,曾经更殷切、更具体地关注到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大问题: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下卷第1364页)

从哲学高度来思索,劳动实践活动有二重性,是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有机统一。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是劳动实践、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是劳动实践、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和双重尺度,二者对立统一,不可割裂。其中效率侧重于生产力尺度——人与自然关系尺度;公平则侧重于生产关系尺度——人与人社会关系尺度。

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现在新出现的问题是分配不公。因而,应当在坚持改革开放大前提、大方向的基础上,对政策有所调整,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更加强调:效率公平,二者并重;有机结合,不可割裂;合则两利,分则双亡。或者说,用效率保证公平,用公平促进效率。用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保证中国走向共同富裕。

深入发掘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更好地回答发展的自然前提问题:保持怎样的发展速度,才能不破坏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前提

马克思开创的新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劳动实践活动的顺利展开、持续展开,是有自然前提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地理系统,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展速度与自然前提的矛盾更加明显、更加突出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降低速度,中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第二种选择,是放开速度,超高速度发展,不必顾及什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第三种选择,是适当控制发展速度,但仍保持现代化起飞势头,加强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强调不可破坏可持发展的自然前提。

第一种选择是不现实的;第二种选择是死路一条;只有第三种选择,才是明智的、现实的选择。

对发展速度,应当通过宏观调控,控制在8%-10%之间,也就是说“八九不离十”的发展速度。大幅度超过这个速度,势必破坏发展的自然前提,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基础,都难以支撑,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