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评选“最差企业”昭示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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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电子期刊评出了××年度美国大最差企业。这些企业入选的原因包括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和营销失策等（××年月日《参考消息》）。

按国人固有思维，“山姆大叔”评选公布包括家美国最大企业在内的“最差企业”委实有点不近人情，其评选标准似乎尤加令人费解甚至不屑。从报道看，如果说拜尔化学、波音、迪拜尔德等公司因涉嫌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产品瑕疵等而上了“黑名单”乃咎由自取的话，公司的开发研究“似乎徒劳”、畅通通信公司“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文化上的支持”、哈利德公司对驻伊科美军“伙食费报价过高”、公司要求允许重新销售隆胸用硅胶填充物被拒、塞夫韦超市连锁公司“因削减参加罢工员工的福利待遇”而上了“黑名单”则多少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其实不然，从以上文中我就读出了老美评差之举的高明。评差满足了公众（投资者、消费者）的知情权，换言之，作为一种预警和提示，事实上也是对公众权益免受侵害的保障；此其一；其二，对“最差”的界定不仅涵盖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等明显违规行为，还涵盖营销失策这些“准商业秘密”的行为，彰显了其价值理念的前卫和先进；其三，作为激励企业诚信守法的激励因素，在施以评选“强”、“最优”之类正面激励的同时，辅以评选“最差”之类负面激励，体现了双向并举、正负齐下的科学激励观。美国是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评差”非但未能撼动其“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地位，而且全球“强”排行榜照样是美企连年唱主角。事实胜于雄辩，评差“效应”究竟若何，答案岂非明摆着？

国内也不乏针对企业的评比公布活动，比如“百强企业”、“驰名商标”、“某某奖”、“纳税大户”、诚信等级等等，可谓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对评比的作用和功效我一向不敢恭维。有这样一组数据为证：商务部企业信用体系研究课题结果表明，我国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亿元。审计署对家国家控投企业的资产损益表分析后发现，％的企业财务报表存在严重不实，违纪金额超过亿元。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如是感言，“目前我国企业的信用基础薄弱，信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冷静反思，上述难道与我们长期以来的评比作为不无干系吗？首先是评优不评劣。评“百强企业”、“驰名商标”也好，定“纳税大户”、“诚信企业”亦罢，名称不同，实质一样，一言以蔽之，只评优不评劣。遑论“评差”，就连污点企业也不敢点名曝光。其次是标准不统一。主评部门多如牛毛，评比标准政出多门。比如企业信誉等级评定，就有税务、工商、金融、消协等部门各行其是，莫衷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同为一家企业，不同部门评出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有的严重侵害员工合法权益的“欠薪大户”，门口居然赫然挂着不止一块的诚信招牌。再则是缺乏公信力。不客气地说，评比现今已异化为某些行业协会创收牟利的工具，畸变为某些监管部门“牌钱交易”的手段，只要拿钱来，人的帽子照样戴到狗的头上，某国家级行业协会不久前被“安乐死”开除球籍便是佐证。

评比作为一种外部激励手段，既应客观公正，更须正负并举，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谁也无有“豁免权”，此即美国评选公布“最差企业”给我们留下的昭示。我的观点是，作为一种科学认知和先进理念，评选“最差企业”值得国内的“裁判员”和“运动员”们借鉴和效法。评企如是，评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