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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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

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关键在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决定》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指出，“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主要职责。把握方向，就是引导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改革开放的方向，推动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谋划全局，就是站在时展的高度，从全局上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从总体上把握发展趋势，解决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提出战略，就是按照国家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任务，提出和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制定政策，就是制定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总方针、总政策和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大政策，如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策等。推动立法，就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从多方面着手，全面推进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就是通过党领导的各方面工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和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这六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方向、抓大事、管全局。

《决定》在明确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职责的同时，也明确了政府管理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即：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决定》还明确提出：地方党委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加强和改进对经济社会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确保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的贯彻落实。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决策和管理。《决定》的这些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任务、重点和机制，也明确了政府决策和管理的范围、任务和职责，有利于规范党委和政府在领导经济工作方面的关系，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13、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决定》指出：“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它精辟阐述了共产党执政与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内在统一和必然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共产党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组织和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新中国的成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推翻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第一次在中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可以说，党83年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为争取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而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直牢记自己的责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握国家发展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确保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其次，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执政没有任何超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更没有任何超乎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殊权力。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从根本上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人民民主也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只有坚持执政为民，不断推进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三，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途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通过党的领导体制来实现的，集中反映了党与国家以及人民群众关系的具体形式。我们党为人民执政，也靠人民执政。只有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领导人民创造各种有效的当家作主的形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中的作用，才能真正完成我们党的执政使命。

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是适合我国国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同时，我们党必须适应新的情况，把扩大民主参与，引导人民更多更好地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从制度上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作为改进执政方式的根本取向和坚实基础，最大限度地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总结和发现适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并进一步使之上升为民主的具体制度，拓宽人民群众依

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渠道，更广泛地组织和吸引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实践。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务必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有

步骤、有秩序、稳妥地加以推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党要在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进一步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增加党和国家的活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4、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对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意识也在逐步增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已成为密切政府与群众联系，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渠道。《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一切其他形式的具体化的国家权力，都是由这一最高权力主体产生和派生的。从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的最重要的政治方式。此外，在广泛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领域，人民实现民主的方式和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还有其他许多形式，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要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多种人民实现民主的形式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方式。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里有两个关键：一个是“扩大”，一个是“有序”。“扩大”，就是在完善现有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上，要不断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参与方式。“有序”，就是指“依法”，公民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公民政治诉求的表达要通过正常的渠道和途径展开。历史经验表明，无序的政治参与方式会使社会付出较高的发展成本，会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消极的影响。那么，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前提下，可以从哪些方面健全和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呢？

一是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选举权是公民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最重要、最直接、最广泛的政治权利。从我国现有的选举制度来看，公民直接参与选举的活动（即直选）有县及县以下人大代表的选举、城市居委会选举、农村村委会选举。今后可在一定层次上、一定范围内进行竞选试点。同时，还要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对当选人的监督和罢免制度，使当选人接受选民的监督和制约，等等。

二是健全和完善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制度方式，也是公民有序地直接参与政治的一种较好的活动方式。在广泛的行政活动领域，对凡是与公民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决策，都应该举行听证会，直接听取公民的意见，使决策做到民主化、科学化、公开化，有利于政府的决策符合民意和接近民意。这有利于政府决策的实施。

三是完善公民对立法的参与制度。近几年我国在扩大公民对立法的参与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其中最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是对法律草案的全民讨论。其次是专家直接参与立法。尤其是婚姻法修改所进行的全

民讨论，是中国立法历史上公民参与最多、最广泛的一次立法活动。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将全民讨论法律的形式逐步制度化。

四是健全和完善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申诉制度、控告制度、检举制度、信访制度、监督制度等。要使这些制度成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法律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前在我国有些城市开展的市长同市民的直接对话活动，也是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较好方式，效果也比较好。

五是健全和完善公民陪审制度，发展和扩大公民的公益诉讼制度。陪审制度是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行使人民陪审权的重要制度；公益诉讼则体现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翁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怀和关心。这两种制度都是在司法过程和诉讼领域中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制度和方式。我们应该对它们逐步加以健全和完善，使公民能够有序地参与司法、参与诉讼。

15、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决定》把“尊重和保障人权”提到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这是很有意义的。

人权观念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来的，但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党在建党之初就举起了“争自由，争人权”的旗帜。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争取人权的生动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了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采取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我国人权事业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呢？

第一，要进一步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确保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实施。列宁曾指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人权作为宪法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一切法律法规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的良好氛围，维护宪法的权威；要加强立法监督和执法监督，坚决纠正各种违宪现象，坚决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只有宪法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得到贯彻落实。

第二，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于执政治国的全过程，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和执政、行政各个环节之中。由于自然、历史和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还有不完善、不尽如人意之处。为进一步发展人权事业，党和政府将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十届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任期内还将安排审议近六十部法律草案，如农民权益保护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费法等，以及修改选举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义务教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等。这些法律都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密切相关。2004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提出了深化体制改革、严格行政执法、强化对行政权监督等一系列推进依法行政、维护人民权益的重大措施。

第三，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在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公民基本权利的本质是人权，尊重人权就是尊重生命。这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动地位，确保人对发展的全面参与、对发展成果的平等分享；要从制度上确保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切实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要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努力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发展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第四，要创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氛围。要在全社会广泛深入、持之以恒地开展正确人权观和人权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只有每个公民都充分认识人权的重要性和内涵，都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与权利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依法尊重他人的人权，维护自身的人权，才能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全社会得到遵行。同时，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执政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传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只有他们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确保人民的人权不受侵犯，不断提高全体

人民享受人权的水平。

第五，要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努力树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形象。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与世界各国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积极对外介绍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和实践，吸收一切有益于中国的经验和成果，不断增进国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了解和理解，进一步树立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和尊重人权的国际形象。

16、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一个新论断。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在中央文件中是第一次，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体现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的新要求。坚持依法执政，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的执政本领。

第一，坚持依法执政，要求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制定的大政方针，提出的立法建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定程序，才能够成为国

家意志，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一过程是民主的过程，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过程，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定型化的过程。

第二，坚持依法执政，要求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与坚持党的领导、服从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同志指出：“以后，党委领

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就要坚决按法律办事。”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根本保证。

第三，坚持依法执政，要求党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办事。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不仅表现在党自身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且表现在党所领导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上，表现在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

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上。执政活动就其性质来讲，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权组织来进行和运作的活动，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实行法

治，是规范和保证国家权力运行的最有效的方式。党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都纳入法治的轨道，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第四，坚持依法执政，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近年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日益为群众所关注。能否有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特别

是依法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党委要支持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维护司法权威；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司法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要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

17、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

《决定》提出：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这是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强化领导责任，减少决策失误，及时纠正错误决策和挽

回损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领导机关的决策通常涉及的都是重大事务，比如重大事项的决定、大额度资金的使用、重要人事的任免等。决策一旦失误，造成的影响往往带有全局性。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搞个人专断、一言堂，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决策失误追究责任难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地存在。一项决策失误即使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或社会负面影响也得不到及时纠正或中止，严重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给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究其原因，一是权力与责任分离，决策者缺乏责任约束；二是责任追究主体不明；三是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备。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不只是为了追究当事者，根本目的还在于减少决策失误以及当失误发生时能及时纠正。为此，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制定责任认定规则。比如，重大事项的决定，从可行性、科学性、合法性论证，方案的筛选，直到方案的选定，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者，这就要建立相应的论证责任制、评估责任制、领导责任制。重要干部的选任，从推荐、考察到讨论决定，也要建立相应的推荐责任制、考察责任制和任用责任制，一旦用人失察失误，责任一目了然。为防止"集体决策、无人负责"现象的发生，领导班子在集体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时，除干部任免外，应采用记名表决方式进行投票表决，以备有案可查。

第二，强化责任追究主体的地位。进一步落实《党章》、《党内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通过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建立党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同级党的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决策实行监督，对错误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偏差进行及时修正。通过改革纪检领导体制，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的决策监督，对违反决策民主程序、违反原则的错误决策，纪委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如果同级党委不予接受，可以报上级纪委予以纠正。加强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决策监督，上级党委有权改变或撤销下级党委的错误决策。

第三，健全决策跟踪和反馈机制。一项决策做出后，对它的实施过程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跟踪检查，并及时将执行中的各种问题反馈给决策机关，以便适时修正。跟踪者要深入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搜集信息，如实反映情况，不能为迎合决策者而片面筛选信息，或者隐瞒实情。

第四，实行责任追惩制。要完善责任追究的程序、健全处罚体系，形成党纪、政纪、法律处罚等不同等级，根据决策失误导致损失的程度和应负责任的大小，追究相应的责任。当前，应进一步落实《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关于引咎辞职的规定，使引咎辞职制对决策失误起到应有的制约作用。

18、如何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

《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

是为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政、为人民执政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成为执政党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

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并为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权力监督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难题，我们也没有完全解决好。因此，十六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再次重申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干部

都要自觉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提出要努力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

质询制，是指对领导干部就某些重大问题的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及其责任进行质问和询问的制度。质询一般在会议（党代会、人代会和基层群众大会）上进行，质询的主体可以是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普

通群众。受到质询的领导干部必须回答群众的质询。问责制，是指在工作中出现了明显问题而就责任问题对负责的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调查和追究的制度。问责的主体是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通过调查明确

了责任，就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包括党纪处分、政纪处分、降级、免职、撤职、开除公职以至法律追究等。在2003年春天防治非典过程中，各地处理了一批防治非典工作不力的干部，就是实行问责制的一种实践。罢免制，是指通过弹劾而免除领导干部职务的制度。罢免与免职不同之处：一是前者是在党代会、人代会上通过弹劾程序进行的，而后者由党委、政府和人大常委会作出；二是前者通常是针对明显不称职或者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后者通常是针对正常工作岗位变动或到龄退休的干部。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早已实施。在党内，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立这些制度，在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次全会又再次强调。

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在我国特别是在党内还是新生事物，首先是要建立相关制度，明确规定实行质询、问责和罢免的对象、范围和程序，为正确开展质询、问责和罢免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目的是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自觉做到勤政廉政。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强化自律意识，而且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以正确的态

度来对待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的实行。要变压力为动力，努力通过勤奋工作、廉洁自律，来避免成为质询、问责和罢免的对象。

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强化监督意识。现在，有些人职位上升、权力增大以后，反而不习惯、不愿意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一听到监督就反感，认为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一种警戒，是一面镜子，经常想一想、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有什么不足和缺点，及时加以改进和纠正，对自己的成长有好处。如果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对自己身上的毛病讳疾忌医，发展下去，没有不出问题的。很多人出问题，就是出在放松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逃避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上。因此，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摆正自己在党内和国家生活中的位置，真诚和主动地接受上级组织、班子成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越是职位高的干部，越要自觉接受监督。在我国，任何人都没有不受监督的特权。

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只是强化对领导干部监督的措施之一，而要真正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还必须努力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尽管近年来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在对领导干部监督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监督工作是有进步的，但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有的领导干部原来表现很好，被提拔使用以后，领导机关和组织部门对他们要求不严和

管理不够，缺乏有效的监督，以致使问题发展成为严重错误。实践证明，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最重要的是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一定要努力保持讲党性、讲原则的同志关系，该提醒的及时提醒，该批评的及时批评，该制止的及时制止，这样做才是对干部的真心爱护。现在，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薄弱，好人主义盛行。有一部分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一团和气、息事宁人，很少有坦诚的思想交流，甚至出了问题还互相包着，既不去认真解决，也不向上级报告。这种现象必须坚决纠正。要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主动监督、事前防范，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

19、要规范党政机构设置

《决定》指出：要“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这是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而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

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执政党的领导，我们党进行了长期探索，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也有不少教训。特别是曾经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党委包办一切，造成党政不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大力推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立法、政府行政、政协参政议政的基本领导格局。但在这个基本领导格局之下，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如何划分，党委"重大决策"的范围如何界定，党委和政府职能重叠部分如何明确各自的权力和责任，特别是党委如何有效领导经济、文化等工作而又不代替政府的工作，等等，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

比如，在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中，通常党委有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副书记和常委，政府有分管文化工作的副职；党委有分管农业工作的副书记，政府有分管农业工作的副职；党委有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和

常委，政府有分管司法工作的副职，而且各自都有相应的工作部门，等等。在这些方面，党委负责同志和政府负责同志，党委工作部门和政府工作部门，在职责、权限的划分上不是十分明确，一个问题需要

多头请示、多头决策，增加了协调难度，降低了工作效率，发生了问题还无法追究责任。有鉴于此，《决定》提出要“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

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首先是要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交叉任职。党委常委会作为党委的日常工作机构，需要对本地重大的经常性工作进行决策。为了保证常委会决策的科学性，保证决策的贯彻执行，就需要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具体说来，就是要根据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分重叠的实际，将政府相应副职吸收到党委常委会中来，或者由党委常委会成员兼任政府副职。同时，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设置，实

行常委分工负责。这样，既能切实解决党政领导成员分工重叠问题，又能减少领导职数。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明确党委和政府各自的职责和权限，不是政府的所有工作都要党委决策，因而也不是政府的所有

副职都要进入党委常委会。否则，会造成党委常委会的过度膨胀和新的党政职责不分。

规范党政机构设置，还必须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在明确党委和政府各自的职责和权限的前提下，属于党委职责权限范围的工作，党委设立相应的工作部门，政府一般不设立职能

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属于政府职责权限范围的工作，由政府设立相应的工作部门，负责落实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党委不设立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凡不符合这个原则的设立的工作部门，予以撤销

或合并。

20、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当务之急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愈益突出。一方面，文化事业总体

实力不强，结构不合理，机制不健全，受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不少文化企事业单位缺乏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文化领域一些深层次问题

和体制性障碍日益凸显出来。解决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惟一的出路在于改革。《决定》指出：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

制性障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加强和改革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干部、管领导班子建设、管重大事项决定。进一步转变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健全文化行业组织，增强服务功能和自律功能，提高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

革，积极培育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文化生产主体。

第二，以增加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要增加国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在城市，要加大对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群艺馆建设的投入，加强社区和居民小区文化设施建设，满足广大群众就近、经济和有选择地参加文化活动的需要。在农村，要加强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的建设。要大力扶持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坚持在发展中搞活，在搞活中发展，不断提高为群众服务的水平。

第三，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以改革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为重点，培育市场主体，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一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国有和国家控股的文化企业。要对文化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以骨干文化企业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推进集团化建设，打造一批有活力、有实力、有竞争力的微观主体，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第四，健全文化市场体系，规范文化市场秩序。要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进一步理顺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加强文化市场法制建设，统一文化市场管理规则，实行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严

厉打击盗版、非法出版、非法营销等不法活动，进一步整顿文化市场秩序。

第五，健全对外文化交流机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有步骤、有选择地扩大对外开放。探索建立吸收国外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抵制腐朽文化，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格局。积极实施“走

出去”战略，重点扶持一批文化企事业单位，做大做强一批对外文化交流的文化品牌，鼓励具有民族特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扩大文化产品出口份额，使我国文化产品更多

地进入国际市场，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21、要完善新闻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

《决定》指出：“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这是坚持党管媒体原则，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重要举措。

国内突发的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刑事案件、公共安全事件等，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国内外舆论热点。做好国内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

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新闻媒体的信誉。近年来，国内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不断改进，较好地引导了国内外舆论。去年“非典”期间，国家通过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每天向国内外通报疫情，起到了稳定人心、加强预防的作用。但是，也存在对一些突发事件报道不够及时、舆论引导不够主动的问题。少数地方甚至出现隐瞒事实真相、阻挠新闻媒体报道的现象。实践证明，对突发事件报道及时准

确、主动引导，就能赢得好的社会效果；反之，则往往造成工作的被动。特别是在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完善新闻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正确的原则。要及时主动、准确把握、正确引导舆论，注重社会效果，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理。

第二，加强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于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应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新闻单位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和归口

管理；影响有限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在事发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由新闻单位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努力做到采访、信息报送、审核和新闻及时、准确、

有序。

第三，强化新闻责任。突发事件所在地的地区和部门，应采取必要的形式及时准确、权威的信息，优先安排、接受中央和省级主要新闻媒体的采访。对因蓄意封锁消息导致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

引导不力而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第四，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要讲究方式，注重效果。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注意报道党和政府所做的工作，报道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应和行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牢牢把握正确导向。要发挥新闻媒体的预警和服务功能，向公众宣传面对突发事件时应当注意的事项，普及有关科学知识和实用技能，增强人民群众应对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第五，严肃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纪律。记者在采访中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不得妨碍事件处理工作，不得编发未经核实、没有根据的信息和传言，防止报道失实。反对不负

责任、消极有害的炒作和渲染，杜绝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诱发不稳定因素的报道，不允许传播歪曲事实、造谣滋事、煽动群众偏激情绪、制造社会恐慌气氛等各种有害信息。对违反规定、不守纪律、自行其

是造成严重后果的新闻媒体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要严肃追究责任。

2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对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历史任务、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意义重大，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决定》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对于这一论断，应从两个方面来学习和领会。

一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我们党要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社会各方面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来。也就是说，必须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根本途径。当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应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构筑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现在已经达到了中期工业化阶段，但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对缓慢。从国际经验看，最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中间社会阶层占多数的社会。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二是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积极作用，它们不仅起着社会利益关系调节器的作用，而且担负着大量除政府职能之外的社会管理职能，是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的管理者、服务者和联络者。目前，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大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据民政部门统计，截止2003年底，我国共有各种社会团体14．2万多家（含基金会900多家），其中专业性社团4万多家，行业性社团4万多家，学术性社团3．7万多家，联合性社团1．9万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2．4万多家。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是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完成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并最终实现共产

主义，是我们党执政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仅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而且要面临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公正、共同富裕、人民内部矛盾、利益关系协调、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按照《决定》提出的各项要求，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