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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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政界，公仆们渴望政绩、追求政绩、创造政绩，其心境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同样是在追求政绩，有的为群众所称道，有的却被百姓所指责；有的成为千秋功臣，有的却成为千古罪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当前在先进性教育的过程中，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党员干部首先应当搞清楚“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怎样树政绩”回答这些现实问题，是这次党员先进性教育面临的迫切而重大的课题。

政绩观是关于政绩的本质、内涵和追求政绩的目的、途径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政绩观直接反映领导干部从政立业的价值取向，是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思想指南，也是领导干部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标杆。

为官一任，须有政绩。创造政绩有两种动力：一是为百姓利益而为，一是为个人利益而做。不同的动力，不同的方式，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前阶段存在于干部中对“政绩观”的扭曲现象大致有这样三种典型，值得引起关注：

1、形式主义政绩观，反映在“四重四轻”上

重硬轻软——有些干部喜欢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经济指标、形象工程、城市面貌等，不愿去干那些既看不见又见效慢的事，比如创新体制、改革机制、发展文化事业等。

重近轻远——出于快出政绩、快立威信的动机，一些干部总把追求“短平快”项目放在第一位。对长远见效的事业感到无兴趣、无时间、无精力去决策和执行。比如：荒山植树和修建公路，上山扶贫与下海筑堤，农村整治和城市改造，两者相比，总选择后者而冷落前者。

重显轻隐——一些干部往往热衷于重视显性政绩的创造，而忽视隐性政绩。比如对教育培养了多少人才，办体育事业使多少人得到健康锻炼，搞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使多少人受益，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使社会节约多少政府管理成本等等，这些工作耗时耗力，缺乏直接的经济数据可以反映，没有搞一个开发区，修一个飞机场，建一个广场那么显眼，所以老百姓形象地说这些干部只喜欢构建“地面阳光工程”，不喜欢夯实“地下基础工程”。

重易轻难——工作有难易之分，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作决策，权衡利弊或先易后难是必要的，然而长期择易弃难，积累矛盾，会使工作局面变得难上加难，积重难返。

2、官僚主义政绩观，表现形式千姿百态

数字出“官”——由于数字有时是衡量政绩的“要件”，“产值论官衔，速度定政绩，数字出干部”。导致一些干部围绕数字做文章，以数字蒙上级，以数字骗下级；官出数字，“数”造形象，搞起数字游戏，把数字变成了政绩的唯一追求。当“政绩”只与GDP增长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引发许多怪事：重污染、高能耗的夕阳产业项目成了香饽饽；低水平项目重复建设屡禁不止；一条路挖了修，修了挖，这样产生的效益也被计入GDP。难怪老百姓说：干部喜欢GDP，我们喜欢油盐米。

好大喜“官”——一些干部喜欢壮着胆子说大话，搞一些虚假的“”、损害群众利益的“大动作”、不切实际的“在投入”、危及环境的“大发展”。现在年轻干部的竞争意识确实很强，你宣布打造世界最大植物园，我就要上马世界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好多地方不切实际的“大投入”，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目前全国竟然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目标。事实上就连北京近期出台规划，也只定位于“现代国际城市”，达不到“大都市”标准。

如痴求“官”——为什么买官卖官屡查不绝，屡禁不止关键是“官本位”意识太浓，谋官市场太火，选官规则太虚。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很难创造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相适应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建立一套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管理机制，形成一套法制完备、纪律严明、群众直选、充分民主的监督体系。于是买官谋官的种种丑恶现象就会发生、泛滥。买官卖官讲的核心就是一个“钱”，不管够不够条件，有没有能力，只要舍得花钱，舍得投入就能买到称心的“官”，如意的“僚”。

3、本位主义政绩观，实质是个人主义，主要表现：

“一个将军一个令”。有的领导干部没有作多少深入调研，喜欢下车伊始，好发惊人之语，不少地方是一任新领导，有一种新思路，有一套新政策，有一批新工程，出了一堆新政绩。等到班子一换，前任目标无人接招，干脆来个“新官不问旧事”。新人新事新政策。为凸现“政绩”，随意改弦更张，与前任各唱各的调，各画各的圈，造成一种“人走政息”的怪圈，精力上财力上的浪费莫过于此。这里真正缺乏的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敬业精神，缺乏的是一种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画到底”的老黄牛风格。

曾记前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说过：有些领导干部经常发表新思想，不断改变新政策，表面看来他们是“开拓创新”，其实质并不是一个好现象。时时有新思想，说明思想不成熟，天天有新政策，说明政策不稳定……这样的“新”干部，于国于民何益“歪嘴和尚念歪经”。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干部对上级政策“一拖二压三截留”，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政策贪污”，也是一种“官场腐败”现象，对此，老百姓戏称：“上面的真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

为啥有人要“贪污政策”说到底还不是为了政绩，为了自己的“小九九”、“小本位”而考虑。比如：在拆迁政策上，农民土地征迁政策上，扶贫资金使用上，降低标准、克扣挪用、雁过拔毛，等等。

“卖砚愚翁不论价”。一方干部负责一方政务，为了受到一方人的拥护，一些人总是站在地方角度看问题，站在地方立场做决策，站在地方利益抓落实，总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更有甚者，为了本位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把卖砚的本意、卖砚的价值丢得一干二净。

综上所述，种种错误的政绩观，其核心就是为了升官。形象地说，就是以升官为圆心，以虚假政绩为半径，不断画着自己的圆，圆画得越大，官升得越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会影响一个地方事业的顺利发展，而且也关系到一个干部、一届班子、一支队伍的健康成长。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摒弃政绩私有化

所谓政绩的私有化，就是把政绩视为个人财富、个人资本、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说到底，就是把升官作为个人利益的最大追求和最后归宿。

政绩私有贻害无穷。政绩一旦打上私有的烙印，就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就容易“贪天之功居为己有”，出现损人利己、与民争利的现象，有的人为了自己飞黄腾达，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劳民伤财，搞“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绩。

总理曾就树立科学发展观与政绩观问题指出要淡泊名利。只有视个人名利淡如水，才能视人民利益重如“山”。

在政绩观上，当前特别需要提倡和发扬这样三种风格：

第一是“推功揽过”的人格。做到有政绩时不忘大家，有“光环”时不忘同事，共同珍惜；有失误时，则主动承担责任，不推诿，不埋怨，共同补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许多事实证明，人有多大的包容，就有多大的事业。对领导干部而言，要有甘为人梯、放手用人，为了人好，见得人好，能助人好，把别人的成功看作是自己的成功，把部属的成长看作是自己的政绩。这种反映在政绩上的人格似一面镜，照出一个党员的“官品”高低；似一杆秤，称出一个党员的“官德”轻重；似一把尺，量出一个党员的“官绩”大小。

第二是“推贤让能”的品格。做到用人公正，有才必荐，包括推荐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人才，对事业来说，这种气度和品格，这种铺路石的精神和胸怀，其实就是一种贡献，也是一种政绩。有这样一件事使人感动，1955年，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时，感到十分不安。他给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降衔申请》说：“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四星，心安神静吗不要说同大将们相比，就是同一些资深上将比，也自愧不如，我诚恳、慎重申请，授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为大将”。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推贤让能何尝不是对政绩的一种很好的诠释。

第三是“厚德载物”的风格。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生活犹如一张网，每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作为一个干部，每时每刻都要处理同自己政绩、自己私利相关的各种关系。在处理同一件事情中人们往往采取各异的方式，其实却显示了不同的修养和思想境界，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效果和精神成果。带给人们一种和谐、诚信、友善的社会氛围，我觉得这更是一种政绩所在。

清代有这样一段广传颂的佳话：雍正年间，内阁大学士张廷玉当年在家乡建相府时，邻居与他争三尺地，官司打到县里，其弟为此事写信给他，请他求县令关照，张廷玉看后，在回信中写了首诗：“千里求书为修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其弟收到信后，立即让出三尺地，邻居见后也主动退出三尺地，于是留下了六尺空地，这就是现在安徽桐城著名的“六尺巷”。从张廷玉的处事中可以看出一种境界，一种胸怀，一种风范，令人称颂、令人敬仰。我想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能有如此之风格，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更应当体现这种胸怀和品德。

2、衡量政绩标准化

把握政绩的衡量标准，是一个导向问题。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在政绩行为上出现偏差，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机制的因素。因此，要真正引导树立政确的政绩观，就必须对政绩的衡量标准作出界定。

①“为谁创政绩”是核心。田纪云曾在接见欧洲议会代表团时，坦诚地说过：你们的市长怕议会，议长怕议员，议员怕选他的选民，我们这里市长、议长不怕选民，主要怕上级领导。这就充分反映了一个为谁创政绩的导向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绩理所当然应该充分反映党的宗旨。功无大小在于经久，事无大小在于利民。说到底，创造政绩是为自己升官，还是为群众谋利，这是判别无产阶级政绩观与非无产阶级政绩观的分水岭。为群众谋利益，为群众办实事，为群众解忧愁的政绩，才是我们党的事业需要的政绩，才是党的先进性需要追求的政绩。

②“创什么政绩”是关键。现阶段正确的政绩标准，关键是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看符合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最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考核干部政绩的五大绿色标准，很有参考价值。一是当地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提高了没有二是能源资源消耗速率下降了没有三是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了没有四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了没有五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没有把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为创造政绩的工作目标，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资源利用从资源消费型经济向资源节约型经济转变；环境保护从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增长转变。只有这样的政绩，才是群众期盼和拥护的政绩。

③“怎样创政绩”是水平。衡量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其外在的结果，而且要算其内在的成本，更要看其造福于民的“盈余率”有多高创政绩需要成本。而我们追求的政绩，是力求“施政成本最小化，群众的实惠最大化”的政绩。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经济速度不顾经济效益，甚至牺牲生态效益的畸形政绩，不仅不是政绩，反而是灾难。因此应该设置政绩的成本标准，把发展中付出的成本高低作为判断和衡量政绩的标准之一。

中国的改革探索有一个规律，叫做“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先由地方试点，摸着石子过河，时机成熟了，中央再表态。我们热切地希望在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能破解这一难题。

3、考评政绩科学化

有什么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就引导干部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当前自上而下的考核体系，是中国政治体系的固有模式，其暗藏的规则就是唯上是从，必须彻底改革。

对干部的考核要建在科学严谨的基点上。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上，考核的主体应当形成群众、专家、上级“三位一体”的格局，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协调考核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立体考核”综合评价模式，总原则应当是坚持群众路线和因时因地因人而宜。

考评方法是否科学，决定着考评工作的可操作性和考评成果的真实性。为此提出“五个结合”作为完善考评方法的一种探索：一要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测评相结合，加大定量测评力度。尽可能使考评结果定量化、直观化。二是坚持集中性考评与经常性考评相结合，加大经常性考评力度。拓展领导干部考评的工作圈、社交圈和生活圈的范围，尽可能使考评工作经常化、立体化。三要坚持领导考评与群众考评相结合，加大群众考评的力度。让群众说了算，把衡量政绩的“尺子”交给群众，尽可能使考评实权掌握在群众手里。这样干部就不会“围着领导身边转，而是想着群众干”。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党委领导下的实行法制监督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力量，他们来自于群众，又在政治层面上代表群众意愿，让他们更大程度地参与考评工作，可以使考评工作的群众性、民主性和广泛性在实践中得到更好地体现。四要坚持组织与中介考评相结合，探索社会中介机构考评的方法，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强的专项工作。要加大借助专家、专业机构的力量来搞好考评的力度，尽可能使考评工作具有正确性和公正性。五要坚持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相结合，加大现代化考评手段的运用力度。可以探索运用计算机统计分析技术、情景模拟、心理测验、专业调查评估等现代考评方式，尽可能使考评工作更好地体现真实性和时代性。

这样通过科学考评，使“无能官”难过“上岗关”，“混混官”难过“考核关”，“太平官”难过“群众关”。真正让那些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有成就感；让那些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干部有安全感；让那些弄虚作假、投机钻营的干部有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