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自律三大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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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坚持廉洁自律面临诸多诱惑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从主体的角度考察问题，基于我们的党性修养而着力打造慎独、慎微、慎欲“三大支点”，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大支点：“慎独”——如果说，腐败往往是在缺失监督的环境中滋生的，那么，廉洁自律赖以依托的则是我们的独处慎行。

“慎独”作为我国儒家的经典用语，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在独处无人注意的时候，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公务人员、领导干部单个工作和执行任务的情况增多了，有的事情因为监督不能及而确实能够做到无人知晓，权力是不是阳光运作、服务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觉悟以及由之决定的能否自我约束、独善其身。

廉洁自律，是我们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要求，既非美化自我的“形象包装”，更非做给人看的“沽名钓誉”。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两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一是侥幸心理对“慎独”防线的冲击。有的人梦幻于腐败行为“隐蔽性”特征的绝对化，抱着“反正没人知道，不做白不做，不捞白不捞”的想法，侵入党纪国法禁区，掠取不当之利、不义之财。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不到两年受贿近5千万元，日均超5万元，成为2004年轰动全国的巨贪，最后被处以极刑。李友灿何以如此为钱疯狂？就是他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始终只与行贿者单线联系，“人不知、鬼不觉”。二是阳奉阴违对“慎独”防线的损毁。有的人在大庭广众、有人监督的时候，反腐倡廉能够高谈阔论且言行非常谨慎，而在离开集体、单人独处或暂时失去组织和群众监督的情况下，就自觉不自觉地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干出一些有损于党的形象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来。黑龙江省原检察长徐发，人前、台上是一个曾多次向新闻媒体发表过独到的反腐见解、颇受国人称颂的“学习型”、“防腐型”检察长，然而就是他，人后、台下大肆收受他人钱财，扮演了一个蹩脚的“双面人”角色，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刘少奇同志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角度对共产党员的慎独修养作了新的解释和运用：“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慎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既要看到任何监督都不可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总会有其不能及的一定方面，势必造成公务人员、领导干部独处行事而缺失监督的状况，从而廉洁自律需要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又要看到所谓“独处”都是相对的，任何人在任何时空的行为过程都必然与一定的环境和事物相联系，干坏事、搞腐败或许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逞于一世，终有一天会被人们揭露出来，不可能逃出法纪的天罗地网，“多行不义必自毙”才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李友灿、徐发等人贪污受贿、疯狂敛财，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结果不都“东窗事发”，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吗？因此，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我们必须“吾日三省吾身”，无论何时何地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有无监督一个样，始终保持一个公务人员、领导干部应有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

第二大支点：“慎微”——如果说，腐败往往是在不拘小恶的基础上膨化的，那么，廉洁自律赖以依托的则是我们的防微杜渐。

慎微，就是要重视细微的或初始的事端。《后汉书.陈忠传》曰：“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见微知著，廉洁自律就应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正如同志所指出：每个党员干部都要“经常按照党章和党内的各项规定对照检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规范行为，严以律己。”

纵观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他们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般都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蜕过程，小节不保，大节尽失。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政法委原书记郑德田，曾经也是一个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作出贡献、赢得称赞的干部，但后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原谅第一次越轨，在赌博的路上越走越远，由看别人玩麻将，到自己试着玩、痴迷玩麻将；由带点“小水”的几元、几十元的赌，到几百元、成千上万元的赌；结果赌输50多万元，其中挪用公款7.9万元，最后负债累累，众叛亲离，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利用职务之便，于1996年至2004年间索贿受贿共计1113万余元，另有930多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005年4月被公诉机关建议判处死刑。那一刻，这个生于1965年、31岁便成为副厅级、35岁升为正厅级且一度“星光闪耀”的他，走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追寻这颗政坛“流星”滑落的轨迹，他从“初尝禁果”的忧心到敛财成瘾的放胆，其腐败的“过程性”同样显而易见。

民心如海，滥取一滴，就起狂澜；纵权如山，错施一分，就易崩塌。恶小亦为恶，它和大恶一样，从本质上都是损害和侵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腐败的一般过程总是从容忍和宽恕自己“第一次”违规开始的，继而染成恶习，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勿以恶小而为之”，廉洁自律必须牢记这千年古训，做到防微杜渐。为民书记郑培民身居高位，始终保持着慎微的公仆本色。有一次，他从长沙去湘潭开会，休假在家的儿子想搭便车去湘潭大学。谁知郑培民一上车，硬是毫不留情地把已坐在车里的儿子“轰”了下来。辽宁省原书记郭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2004年生病住院期间，他主动谢绝亲朋好友和领导干部探望，明确提出不收慰问金、保健品等“六不”要求。搭次便车、收点慰问品，事情的确“小”；但正是把这些“小”事看作不可破的例、不能越的坎，才造就出勤廉为民、受到群众衷心拥戴的郑培民、郭峰。社会学家胡星斗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已进入高风险期，权力监督尚未制度化，人们的道德、是非观念还存在误区，“贪渎文化”的遗毒，都是盛产“贪官”的主因。我们的公务人员、领导干部唯有象郑培民、郭峰那样，于细微处显精神，方能“拒腐蚀、永不沾”，树立起勤廉为民的光辉形象。

第三大支点：“慎欲”——如果说，腐败往往是在放纵私欲的背景下酿成的，那么，廉洁自律赖以依托的则是我们的理性制欲。

“慎欲”，是指人们能有效地以意识、意志等掌控自己的行为，防止人性中与社会相冲突的动物性、野蛮性的冲动发生。做到这一点，对于廉洁自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或贪权、跑官买官，或贪财、利令智昏，或贪色、放荡形骸，无一不是被个人欲火所焚、欲水所溺。

其实，人都是有欲望的，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其动力主要来自人们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但是，欲望是把双刃剑：积极向上、与社会和谐发展相一致的欲望，是个人、家庭、大众之福；消极低俗、与社会和谐发展相矛盾的欲望，则是个人、家庭、大众之祸。广州市工商系统系列违纪违法案中的主角之一、专业市场管理分局经济检查科原科长皮建清，在笔记本里抒发了他畸形的人生追求：一是票子，二是车子，三是房子，四是孩子。为此，他不择手段，成了金钱的奴隶。2005年3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在北京开审。马德视绥化为他的“自留地”，将权力私有化，把各种“官帽”当作商品买卖，先后收受贿赂、礼金、礼品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酿成了这起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透过马德“官帽”市场的繁荣，我们不仅看到了卖官者的钱欲泛滥，同时看到了买官者的权欲横流。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邪生于无禁”，“欲炽则身亡”，贪欲之门一旦打开，便会在邪恶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我们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诚然，作为自然的人、个体的人，我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也会有自己的欲望，有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个人的利益。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个人欲望和个人利益必须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两者相矛盾的时候，更要能够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思想行为的依归，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考验。明朝中叶以后，贪赃枉法之风骇人听闻，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海瑞，令人肃然起敬。今天，虽然社会上仍存在个人欲望至上的现象，但是大多数公务人员、领导干部是能够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层出不穷的英模人物如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等，他们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有着海瑞也不能比拟的崇高品质和伟大精神。司马迁说过：“自胜之谓强。”尽管我们都不是神仙圣人，都有认识与道德发展的局限性，谁都难以保证自己在追求个人欲望、个人利益及其与社会需求相融合时永远不出差错，但只要我们做敢于战胜自己的强者，坚持“两个务必”，常思贪欲之害，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能够把这种差错降至最低点，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一些个人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

慎独，慎微，慎欲，从而实现对自己思想行为的正确调节和引导、主动约束和控制，是达到廉洁自律要求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证。铸牢这三个支点，既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