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党的执政经验教训值得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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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看，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虽然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不同，它们的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社会基础等都千差万别，但作为执政党，这些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律。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迅猛发展，一些执政党顺应时展潮流，加大自身建设力度，取得显著成效，其做法和经验十分值得研究。

一、加强理论创新能力的主要做法

理论纲领是政党的行动指针，是政党凝聚党心、赢得民心进而整合社会的旗帜。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能否把握形势发展的特点，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纲领，事关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

1、根据形势变化革新理论纲领，以因应新的社会现实。

布莱尔在1994年担任英国工党领袖后，认为英国正暴露一系列深刻的矛盾：政府日益难以承受福利国家的沉重负担，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个人主义盛行，社会缺乏凝聚力。为了应对面临的挑战，布莱尔打出“新工党、新英国”旗号，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这一理论既不同于主张国家管理一切的老左翼的观点，也有别于过分重视市场经济的新右翼的观点，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个人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公正和繁荣的社会。正是这个新的理论，很快激活暮气沉沉的工党，使它在野18年后重新赢得大选。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苏东剧变后演变为匈牙利社会党，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等各个领域全面向西方靠近的形势下，提出党的思想理论要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要求，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该党审时度势，提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法治国家，建立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合理分配收入的人道的社会，强调立足于匈牙利国情和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继承匈牙利民族价值、左派价值和社会目标，及时更新思想理念。匈牙利社会党经过反思、调整和创新，改善了形象，扩大了影响，使得该党在1994年和2002年两次赢得大选。

理论纲领的调整与革新，通常伴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和更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博采众长，群策群力，共同学习、研讨和创新的过程。当前，一些西方政党在制定新纲领时，通常要举办很多辩论会、研讨会、座谈会、网上论坛等，发动全体党员积极参与。德国社民党目前进行的新纲领大讨论已持续数年之久，有时还邀请党外人士和国外政要参加，这就使得纲领革新成为全党思想观念更新的自然进程。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的加剧，西方许多政党提出，要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成为一个不间断的“学习型政党”。

2、在社会分化组合加快和文化发展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些政党在思想理论纲领革新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

在西方，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各种利益团体不断分化组合，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政党原有的阶级界限和社会基础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例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德国的社民党和基民盟，作为传统的左右翼两大政党，以前的得票率之和一般都会超过90%，而现在下降到70%左右。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工党努力寻求跨阶级合作。布莱尔一再宣称，他本人不仅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同时也是以人民的名义讲话。德国社民党明确表示，要邀请雇员、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科技人员、企业家等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人员流动的日益加快，现代社会文化发展日益多元化。许多执政党为了适应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选择多样化的现实的需要，纷纷研究、借鉴、学习本党的竞争对手的思想理念、政策主张和发展经验。左翼政党在经济方面吸收右翼的自由主义主张，右翼政党则借用左翼倡导的社会公正思想，那些有助于国家政治稳定，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睦，有助于经济复兴和发展，能跟上潮流并具有最大感召力的口号，往往被各类政党共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政治取向的政党的政策分野日趋模糊，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左翼不左，右翼不右”的现象。

二、加强组织动员能力的主要做法

组织结构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大潮的激荡下，政党的传统组织建设方式也受到了冲击。一些外国政党为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探索建设现代化政党的新方式。

1、扩大党内民主，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近年来，随着知识社会日益临近，社会生活更加个性化，许多社会精英远离政党和政治生活。西欧社会党认为，为了使党员结构能够反映社会组成，必须吸引足够的社会精英以及游离于政党之外的政治资源，建立更为现代化的党组织。为此，一要更加分权，即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的权利，提高上级组织的服务意识；二要更加民主，特别是加强直接民主。比如德国社民党提出，由全体党员而不是党代会选举总理候选人；三要更加多元化，设立专题支部，引进“项目党员制”，吸引更多的党员参与党内讨论和决策；四要更加开放，设置更多的论坛和对话平台，为社会精英参与党内工作铺设更多、更快捷的渠道。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也有新举措。越南共产党认为，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有助于释放党内日益增强的民主需求，有助于在新形势下开拓越共的新局面。农德孟担任总书记后，越共中央全会开始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委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集体提出质询。

2、吸引、选拔高素质的人才，建设强有力的干部队伍。

原苏共长期实行领导职务委任制和终身制，严重阻碍了各级领导的新老交替。在委任制与终身制相结合的扭曲体制下，原苏东国家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人治”现象极为严重，领导者个人意志起决定作用，致使许多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不称职的人混入各级干部队伍。他们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竭力迎奉上级领导而严重脱离普通群众，不仅大大削弱了党的组织领导能力，同时也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对党离心离德，对党的事业和前途漠不关心。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党的各级组织和1500万党员已很难做出有效反应，发人深省。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干部方面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其目的是将社会中最优秀的年轻人网罗在本党内。每次大选后，该党都通过种种渠道，从全国各行业中挑选出200-300名具有潜能的候选人，然后通过笔试、一般性考察、面试、中执委考察、心理测试、中执委裁决等程序，遴选出合格的候选人。通过这种机制人民行动党广泛吸纳精英，组成了一支无论是学识水平还是思想、道德方面都很突出的精干的干部队伍，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西方政党在这方面另有一套做法。它们认为，投票选举党的领导人既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也是增进政党自身凝聚力，选拔更为合格、更具权威的领导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西方政党不断加大党内直接选举的力度。法国社会党1997年把党的第一书记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改为全体党员直接选举。

三、加强决策能力的主要做法

决策是否科学，能否得到广泛认同和拥护，直接关系政党执政业绩的好坏。因此，增强决策能力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1、加强政党的政策研究，合理利用外脑。

执政党一般都有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为党的领袖和党组织提供决策草案。泰国泰爱泰党成立了分属于党主席和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两套顾问委员会，最大程度地接纳社会上层精英加入，并按照不同界别详细划分出金融、工商、农业等小组委员会，召集他们定期考察和开会，为党的领导层制定各项宏观政策提供咨询和辅助，帮助该党形成系统的宏观政策。该党还专门为有突出成就的专业人士建立荣誉党员制度，在党章中赋予他们有就党的政策直接向党主席进言的权利。西方许多政党还选择党外的思想库、咨询机构、研究所及专门委员会作为决策的参谋助手。这些政党认为，党外的政策研究机构独立运作，较少受利益因素干扰，而且具有长期丰富的研究经验，成员多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容易提出较为客观的、专业的政策建议。美国共和党极为重视传统基金会、企业政策研究所的政策建议，这两所机构有共和党“影子内阁”之称。

2、加强决策过程的民主参与，增强决策的权威性和党员对决策的认同感。

希腊泛希社运指出，政策制定不仅要依靠党的领导人或专家，而且要鼓励党员广泛参与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新西兰工党在党的政策出台前，先在党内进行广泛讨论，然后以意见书的形式提交给党的政策会议。法国社会党2002年参加总统和立法选举受挫后，在党内组织了约5000场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动员各级领导和基层广大党员深入反思败选的原因。在公开、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该党就其未来的政策主张提出5种方案，在今年5月的党代会前交由全体党员表决，最后达成党内共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断加大民主决策力度。1997年10月古共召开五大时，提前5个月公布了党的政治文件草案，供党内外讨论，全国14岁以上的650万人参加了大讨论。2001年越共九大通过媒体提前公布政治报告草案，征求党内外意见。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见尖锐指出，草案中党建部分内容不全面，对党的领导方式、党的组织结构、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党组与所在机关的关系、党组活动内容和形式、党与群众组织和祖国战线的关系、什么是剥削、党员能否经商等重大问题未讲清楚。越共对此十分重视，对草案内容逐条进行了补充修改。

四、提高发展社会经济能力的主要做法

驾驭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能力是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主要标志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安全问题。不断提高驾驭、管理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能力，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

1、根据内外经济环境和本国发展水平，寻求合适的发展模式，制定明晰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

新加坡立国之初处在人少地小国贫的起点上，人民行动党据此提出了“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决心“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近40年来，人民行动党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实行经济发展战略转轨。60年代面对严重的失业和贫困，人民行动党制定了以扩大就业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政策；70年代，在已实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制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政策；80年代，在已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制定了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针；90年代，重点发展以电子、通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新世纪初，人民行动党又提出，“为了竞争环球市场，我们必须怀着终身学习的态度，提升技能，以赶上快速前进的知识经济列车”。人民行动党根据国情变化制定合适的发展模式，使新加坡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上一个新台阶，进一步保障了本党的一党优势地位。

瑞典社民党累计执政已有70余年，该党一直认为，发展经济是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社民党1932年上台执政后，大力倡导“混合经济模式”，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经济在40多年内持续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瑞典模式”，为该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随着近年来科技革命、新经济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社民党感到瑞典经济的未来在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将再创新的经济业绩作为执政的关键，对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比如，适度减少国家干预，加强发挥市场作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瑞典经济注入了活力，如瑞典的爱立信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全球近40%的移动通讯市场份额。由于瑞典社民党经济政策调整有方，在当前欧洲政坛政治风向右转的情况下，该党则岿然不动，在2002年大选中实现了三连任，成了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

2、制定和完善社会政策，实现利益平衡。

政党是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但成为执政党后，必须考虑如何保持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南非非国大1990年2月获得合法地位后，于同年9月发表了《经济政策讨论文件》，强调通过重新分配和国家干预来改造南非经济。1994年大选中，非国大提出了《重建与发展计划》的竞选纲领，将社会重建、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放在突出地位，以赢得广大黑人选民的支持。但在非国大掌权后，出于对南非现实的战略思考，于1996年推出了《增长、就业和重新分配战略》，首先把经济增长置于优先地位，以此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它强调先将“蛋糕”做大，然后再谈公正分配，缩小差距。这一战略为南非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增强应对突发危机能力的主要做法

在当今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的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各国国内的社会思潮、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各种国内外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局势也变得难以预料。任何负责任的执政党，必须建立和强化危机防范与处理机制，努力提高自己驾驭复杂局面、应对突发事件和化解重大危机的能力。

西方国家执政党及其政府均十分重视危机管理，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危机管理体系。首先，建有应对危机的专门机构。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直属总统的国土安全部，日本也在首相官邸建有“危机管理中心”。其次，初步形成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如美国有《国家安全法》、《全国紧急状态法》和《反恐怖主义法》，日本有《灾害对策基本法》、《武力攻击事态对应法案》等。再次，制定了各种应对危机的预案。美国制定了长达300余页的联邦应急计划，明确规定了联邦27个部门和机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在各种不同灾难情况下的主要职责和任务。“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就是按照该计划，进行了比较迅捷的处理。此外，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十分倚重情报部门搜集和传递信息，注意寻求国外尤其是国际组织的帮助和合作，并及时公布危机管理相关情况，以稳定人心。

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应对危机方面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日益重视探索应对危机的机制建设，如印度就设有专门的“危机管理小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也在加强危机应急机制，古巴的内政部、警察局联合保卫革命委员会等群众组织，组成“统一监护体系”和“快速反应队”，以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

六、加强对外交往能力的主要做法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政党正日益走出国门，在世界大舞台上积极活动，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吸取其他政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并增强自身的国际战略能力。同时，通过积极的党际交往，也有利于宣传政党的政策主张，树立政党良好的国际形象。

1、通过党际交往宣传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国际战略能力。

社会党国际自1951年重建以来，组织不断壮大，从“欧洲白人俱乐部”扩展到“小联合国”，发展成为拥有168个成员的世界最大的政党国际组织，增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各国的影响。在社会党国际的扶持下，西班牙工社党、葡萄牙社会党以及拉美的一些中左政党得以诞生。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借助其在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在中东欧、北非乃至全世界都增强了影响。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西班牙工社党等都设有相应的政治基金会，利用它们进行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讨、人员交流和政策磋商。由于社会党在对话中重视实效，强调进行平等、灵活的探讨交流，其对南北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等问题的分析相对其他政党而言更为深入、全面和超前。

2、利用方便、灵活的政党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的交流和探讨。

政党交往无需承担义务，较政府间机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能够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交流和探讨。比如，在前几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一些政党领导人提出，亚洲的政治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并不符合亚洲的现实，不一定能够解决亚洲的问题。亚洲政党不能只为掌权去搞恶性竞争。亚洲各国必须结合本地区、本国实际，首先关注民众的迫切需要，致力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等，创造出具有自己特点的政治文明和政党政治模式。

世界各类执政党的上述做法表明，执政能力建设涉及很多方面，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做出决定，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境界，必须从战略高度科学规划，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全会《决定》不仅科学地阐明了执政能力的内涵，而且系统、全面、具体地提出了加强五种执政能力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各个方面，这在世界共产党乃至其他政党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相信在全会的推动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们一定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结合我国的国情党情，借鉴世界各类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开创新世纪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