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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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不仅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而且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并且再次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阐述了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以人为本是贯穿十七大报告的一条红线，它丰富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乃至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成为十七大报告的耀眼亮点。

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道路的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用一句话概括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写的一封信里说，如果要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未来新社会的特征，那么最合适的就是这句话。马克思更多的是用这样的概念来指他们为之奋斗的新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他还在《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中，按照人的解放程度，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主要代表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概括为：到那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始终把人类的解放程度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尺。这充分表明，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思想，它与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内在统一的。

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使美好的价值追求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制度是价值的外化、价值的躯壳，而价值是制度的灵魂。制度失去了价值理想就会“失魂落魄”，失去意义，徒具形式。坚持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就是要以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具体利益冲突的最小化作为价值目标来改革和设计制度，制定政策。建设一个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人享有美好生活的和谐社会，这正是世世代代社会主义者所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

二、国家本位的价值定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一度曾陷入国家本位的误区，即把国家利益、国家权威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忽视了它们对于人民利益、人民权力的从属地位。这个认识误区来自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误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给社会主义国家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定义经过列宁的强调，更是由于第二国际的主要成员党未能像俄国共产党那样抓住机遇夺取政权的教训，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实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这个定义的阐述明确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记住了它的后一层意思，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和阶级统治职能，而忽视了它的前一层意思，即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性及其权力的有限性。由于20世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建国后都一度面临尖锐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国家政权组织既是巩固革命成果的强有力的手段，又是集中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赶超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手段。因此，执政的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国家的专政职能和强制职能，注重运用国家权力来改造社会，组织生产，国家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国家本位”成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个基本思想却被遮蔽了。

这个基本思想就是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第三版导言中所说的：“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对国家的迷信”，指出：“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列宁认为，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和公社以后20年的全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于这种“对国家的迷信”的批判，“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列宁选集》第3卷，中文第三版，第177页）由于此后第二国际所犯的错误，加上在20世纪上半叶打碎剥削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关注的焦点，所以不少人认为，恩格斯所批判的，只是对剥削阶级国家的迷信，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读。其实在这里，恩格斯批判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国家的迷信。

恩格斯之所以把国家称为无产阶级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就是因为只要国家存在，它就必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就有可能脱离社会乃至于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的一般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公职人员同样有可能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之所以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就是因为它采取实际措施来防止国家及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国家当然是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但国家并不等同于统治阶级，并不等同于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人民利益、人民意志更加具有根本性，处于更高的层面上。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需要在认识能力和价值选择两个环节上长期努力、不断解决的问题。而“国家本位”的价值定位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无条件的代表，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的、具体的利益来宣传国家利益至上，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来谈论国家的权威；重视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忽视对国家权力的必要制约，甚至把这种制约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与提高国家管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对立起来。这种价值定位的偏差在实践中一是导致国家包揽一切，垄断一切，形成了行政一元化的管理体制，党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实际上都成为一元化的社会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政府和国家化的执政党成为社会中唯一具有主动权的主体，单纯依靠国家权力和行政命令管理社会。其结果是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难以发挥，社会缺乏活力，管理效率低下。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易遭破坏，人民利益被抽象化，不少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遭到忽视。三是一些国家机关把自己变为特殊利益群体，搞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利用国家权力谋取小团体的私利。一旦这种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产生示范效应，管理者凭借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形成动力机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就会蜕变，它的合法性也会逐步丧失。苏东剧变的实质和根源就在于此。他们的私有化是从国家权力私有化开始的。这一系列深刻教训充分说明，人民利益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的根本依据和根本标准，国家利益必须是经过整合的人民利益，国家意志必须是经过整合的人民意志。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

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不仅要认清国家利益、国家意志的派生性，而且要充分认识国家职能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恩格斯指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二版，第755页）我们过去对这一经典论述的理解过于机械，认为这是遥远的将来实现单一全民所有制、从而完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以后的事。其实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日趋有序，国家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必将在各个不需要强制的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逐步被社会自治和社会协商所取代。改革开放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它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三、以人为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思想得到高扬，直至被置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地位。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尖锐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页）这段振聋发聩的话跳出了长期以来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直接感受，抽象地谈论制度优劣的迷误，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引入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抓住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也抓住了执政党合法性的根基。我们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富民政策，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使改革迅速取得了造福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成效，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也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本位”的思想。首先，他把“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提到建党八十年来三条最基本的经验之一的高度。其次，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概括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坚持人民本位必须处理好的三个基本关系：“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第三，面对“人民”这个复杂的集合体，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意识的强化和具体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讲话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原则，强调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同时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尤其是要求党员干部正确处理权力与利益、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第四，讲话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里突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之一，要求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阐明了满足人民需要和提高人民素质这两个方面的本质要求的互动共进关系。

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申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把它置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位置，并在实践中积极贯彻这一执政理念，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依靠民力，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保障民安。十七大报告对“以人为本”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报告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的全面部署中，都突出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思想。报告抓住利益问题这个根本，反复强调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期待，要求“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

在着力改善民生方面，十七大第一次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写入党代会报告，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概括了社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要求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改善民生的要求，这些内容充分反映了当前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且要求十分明确，每一句话都可以化为具体的政策法规，体现了我们这个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同时，对大力发展民主，切实保障民安，十七大报告也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举措。如强调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对扩大人民民主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报告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希望社会稳定的共同心愿，要求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此，报告要求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强调要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这些都进一步凸显了人民本位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