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呼唤着新的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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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一个基本的启示就是：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执政党建设，也与解放思想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包括在党的建设上取得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成果、一系列充满时代精神的创造，从根本上讲，都有赖于解放思想。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党的建设不断汲取时代养料而始终充满活力的强大动力，是党正确地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解放思想就是党的建设的一大法宝。如果忽视了甚至放弃了这一法宝，党的建设就会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僵化半僵化的状态或者少数人满意、多数人不满意的状态。

党的建设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给党的建设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党的建设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今天党的建设已经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时展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习惯于在传统的党的建设框架中去寻找答案不行，只在传统体制内修修补补或作细枝末节的工作调整也是远远不够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党的建设新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解放思想不是政治运动，不是阶段性工作，也不是随着领导人的意志和情绪而转移的一种要求，而理应是一个动态的、没有止境的过程。一段时期以来，党的建设中的一些问题积重难返、久攻不克，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缺乏解放思想应有的勇气和实践。在党的建设上解放思想，在有些时候往往是一般号召多、具体行动少，有形无形的限制多、宽松鼓励的氛围少，基层党员的呼声多、领导层面的回应少。直面现实，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党的建设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改善党的领导。今天仍然突出存在着讲坚持党的领导容易、讲改善党的领导难、推进改善党的领导实践更难的倾向；在党的领导活动中还存在着不少明显的有悖于科学执政、民主政治、依法执政要求的问题；在一些领域（如意识形态领域、政法领域）中改善党的领导的举措明显落后于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某些党的领导的行为与党章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要求相违。一般来讲，执政党对社会事务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而不是直接管理。但这些年来似乎形成了一种观念或做法：只要认为某件事很重要，就要由党来管。以前一般只讲党管干部（这是符合执政党功能的），现在管得却越来越多，如党管大学、党管稳定、党管机要、党管信访、党管计划生育、党管机构改革……而“管”的含义又不是十分清楚，“管”的制度机制又不是很科学合理，这就容易导致事实上的党直接管理、直接干预。这是不符合党的领导的科学含义及改善党的领导的时代要求的。这些问题若不很好地解决，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就会长期处于传统的水平上。改革开放30年来，对“党的领导”的理论界定，从传统的“党领导一切”、“党的一元化领导”，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二大确立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随着对历史经验教训认识的深化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内共识的形成，又进一步发展到党的十三大确立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简称“一个领导”）；在“六四”政治风波之后由于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又重新回到“三个领导”之说。理论的导向对党的领导实践的发展影响至大。对“党的领导”的科学界定，也迫切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反腐败及从严治党。这是党内外群众高度关注的党的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是一个由来已久、久攻不克的问题。执政党正式提出反腐败已近30年，党在反腐败上也想方设法、费劲不小，但效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这就需要深刻地反思我们的思路和作法，反思在反腐败的制度机制上多年存在的缺陷。比如我们往往把权力监督的重点放在内部，但对来自外部的监督，诸如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派的监督、人民主体的监督包括建立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这样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则顾虑重重，真正过硬的措施较少，因而监督的效果较差。再如，讲了多年并载入党章的从严治党原则，在许多的党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对党内一些严重问题，一些地方该公开的不公开、该立案的不立案、该处理的不处理、该从严惩处的变成网开一面或从宽发落，从而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纵容和助长了消极腐败现象在党内的蔓延。在反腐败及从严治党上，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比较漠视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过分强调党自身的“抗体”，而忽视人性中普遍存在和难以改变的私欲、逐利的倾向；过分强调和依赖党自身反腐败的力量，而比较忽视党内既得利益势力敷衍和抵制反腐败的力量。应当说，在反腐败上仍然是需要大力解放思想的。我们理应大声疾呼“反腐无禁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也应当适用于反腐败。在反腐败上动辄问姓社姓资，是不符合党的思想路线的。

——反对特权。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普遍贫困的时代，相对讲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权现象还比较少，而现在特权现象的泛滥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告诫全党：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6—218页）应当说，邓小平1979年指出的这些情况，在今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不仅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在相当一部分党内外群众中形成信任危机，而且更会对执政党带来一种深层危机。从苏东共产党失败的根本教训来看，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要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国家防止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地方在党的建设上至今对反对特权缺乏足够的重视。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但迄今为止，在反对特权问题上，似乎既缺乏理直气壮、振聋发聩的教育，更缺乏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不少地方，特权已成为形成官场既得利益的纽带，特权现象已形成一种“臭豆腐效应”，闻着臭，吃着香，要反对特权很难。因此，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把反对特权提上党的建设的重要日程，已成为党的建设上新的思想解放的一个迫切任务。

——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时展的要求及广大党员的期望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仍然需要在一系列问题上继续解放思想。例如，党已经确立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全新理念，但真正付诸实践还很难，不仅在党内还缺乏充分的共识，尤其是还缺乏必要的制度机制的支撑，在党内多年习以为常的领导主体、组织本位等还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在党员主体直接参与和管理党内事务、党代表及党的领导干部的产生从安排性选举真正走向竞争性选举、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内公开批评制度的建立、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党务公开的实质性推进、党内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解放。

——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下决心突破一些党内多年形成的“瓶颈”性环节。这包括：改革领导干部候选人的提名方式，从多年一以贯之的由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甚至“一把手”垄断提名权的单一格局，逐步走向限制领导提名、扩大群众提名、尊重自我提名、倡导竞争性提名、实行公开提名的多元化格局；着力于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即要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这类方式的科学性和真实性（现在这类方式的一些“操作”成果有迎合领导和愚弄群众之嫌，屡屡出现“带病提拔”一类的问题）；创造党内外群众有效地参与和监督选人用人的多种方式；实行党内竞争性选举，向人大推荐任命的干部实行严格的差额选举；疏通党内外群众要求罢免、弹劾领导干部的渠道；积极探索对县级及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等等。应当说，这些党内外群众呼唤已久的改革的真实推进，没有新的思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

——肃内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是一个多年来在党的建设上被严重忽视了的问题。实际上，在党内生活的诸多弊端中，有不少东西是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而是姓“封”的。党内顽固的家长制作风、几乎无处不在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任人唯亲的不良倾向、个人崇拜及个人迷信的消极影响、愈演愈烈的封建迷信活动等等，从本质上讲，都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生活中的体现。在痛定思痛之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及时向全党提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大任务。但遗憾的是，这个重大任务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至今也未完成。多年来，我们一直缺乏对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足够重视。再不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大大落后于时代，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在对待党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态度上，迫切需要有一个大的思想解放。

新的思想解放需要有新的路径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解放思想，需要选择新的路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选择了真理标准讨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这类带有“新启蒙”性质的路径，那么，30年后一个越来越成熟的执政党的思想解放，就需要更具有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路径。

第一，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禁锢思想、压制不同意见，历来是思想解放的大敌；千人一面、唯上是从、唯我独尊、只允许一种声音，必然导致思想僵化。党的历史也证明，什么时候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什么时候党内生活就比较正常，党就充满创造活力；反之，党内就易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局面，就会积聚党内矛盾甚至引发党内危机，就很难避免党走上极权主义的危险道路，就可能给党的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面现实，今天在党内讲真话难及发表不同意见难仍然是一个妨碍党解放思想的突出问题。因此，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就成为新的思想解放的一个基本路径。这不仅需要从认识上解决多年来含混不清的保障不同意见与“保持一致”的关系问题、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关系问题、与党的工作效率的关系问题，更需要着力构建对党内不同意见的保障机制。

第二，破除既得利益的困扰。应当清醒看到的是，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来说，党内一些人是容易产生既得利益倾向甚至既得利益集团的。党内有一些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好处，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想方设法地要去维护和扩大这种利益，并为此炮制种种“名正言顺”的理由，形成种种冠冕堂皇且有利于己的政策、制度架构。党内这种既得利益倾向和行为，不仅必然要损害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而且往往成为党内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压制思想解放的顽固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党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权现象、党内监督、舆论监督、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等问题上，往往步履维艰，其中既得利益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党的建设要有新的思想解放，就不仅需要从立党为公的基本立场去正视党内既得利益问题，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去遏制党内既得利益倾向，这就包括在发展民主、强化监督、制约权力、崇尚法治、反对特权、破除“官本位”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以及下决心在权力制衡、民主监督、舆论监督、扩大直接选举范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

第三，着力于制度建设。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破”的倾向，即破除根深蒂固的传统体制、陈旧观念和“左”的束缚，那么，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更需要“立”，即着眼于在党的建设上确立适应时代要求的制度规范。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在党的建设上强调“着重在思想上建党”，既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也取得过很大的成就。今天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党员思想活动的独立性、自主性、差异性、多变性越来越强，各种利益的诱惑越来越多，党员干部对利益的追求越来越多元化，因此，制度的规范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从着重在思想上建党向着重在制度上建党转变，是党面临的现实抉择。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也理应是重在制度创新。当然，这同时需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适当的位置，并下大工夫改变在思想建设上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难以入耳入脑的状态。

第四、尊重基层同志的创造。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的呼声及最初的实践往往源于基层（包括基层干部、各界群众、知识分子），尊重和支持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常常是思想解放的先导。因此，就需要真诚地鼓励、引导、保护基层同志讲真话，充分尊重和保护敢出来讲话的少数先进分子，即使在党内讲了错话也要受到党章的保护。倡导在党建理论上有不同观点、意见的讨论和争鸣，允许对某些外党外国的有益做法进行比较、借鉴和吸收，充分尊重基层的同志在党建具体模式上的探索和创造，鼓励基层同志在党的建设上进行某些打破常规的试验，决不能一见到党内不合常规或不合某些领导部门、领导干部心意的事，就匆忙地作结论，甚至扣帽子、打棍子，使人动辄得咎。真正做到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尤其是要大力鼓励党建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着力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五、勇于实践。“一步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是要勇于把思想解放的成果付诸实践。这些年来，党的建设理论实际上已有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解放的成果，但许多被束之高阁，党建理论研究与党建实际工作“两层皮”的状态一直存在，这不仅挫伤了不少同志在党的建设上解放思想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使得一些毫无价值的形式主义的官样文章颇有市场。因此，在党的建设上应逐步形成对理论成果的评价机制、实验机制，对党内多数人看好的事情（如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对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事情（如党内竞选制）、对有利于党的大局的事情（如党员主体对党内事务的广泛参与），就应积极地有计划地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以上五个方面，对党的建设来说，既是解放思想的路径，也是解放思想的载体；既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具体任务。在这五个方面有所突破，就一定会形成党的建设思想解放的新局面，执政党的建设就一定会充满勃勃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