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的新特点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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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蚀斗争，必须研究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大标本兼治的力度。

一、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特点

一是反复性。许多廉政问题抓一抓，好一阵，稍一放松又反弹，有些人边抓边犯。有时，刚批评处理一个干部，后面又有干部重蹈覆辙。出现了不可理喻的“前腐后继”、“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怪现象。

二是连带性。党政机关、政法机关及经济主管部门的腐败问题往往与企业和基层密切相关。一些企业、个体商人和基层干部要捞好处、走捷径发大财，就到掌握行政审批权、管钱管物、有权有势的领导干部中找靠山，反过来有的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用手中权力为他们办事，自己收受贿赂。房地产开发领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每一个开发商背后都有政府官员的影子。个别企业为获取巨额利润，大肆向有关的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行贿，换取他们为其违法违规操作大开绿灯。

三是群体性。从不少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往往一把手出问题，不少副职也一块犯错误，甚至中层以下也跟了一大片。我市近几年发案的拱北海关、工商局、卫检局、城监等等都这是这种情况，少则七、八人、多则几十人。

四是从众性。应该说，在日常交往中，有相当一部人主观上是不愿违纪违法的，但现实生活中却不得不盲目从众。如有些人收受关联单位的钱物后，觉得不对，想上缴，但又怕一起收受的人有意见。一旦上缴了不但得罪了一批人，而且还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一些敢于坚持原则，不同流合污的干部往往被冠之“不合群”、“搞不好关系”而遭到调整。

二、原因分析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现的新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把市场经济的规则带入党内生活中，造成权力的商品化，有的人把手中的权力作为私有财产，搞权钱交易、权情交易。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还不健全，计划经济时期造成的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个别领域还存在着双轨制。“关系就是生产力”成了一些官员的座右铭，实际上，“关系就是生产力”不外是一些人把钱权交易合法化而已。各市的驻京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是经济利益对人们思想行为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讲实惠不讲理想，讲关系不讲原则，讲人情不讲党性，有的甚至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而走上以权谋私的歪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确实使一部分人在改革开改的过程中发财致富，但从最近陆续揭露出的案件看，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靠合法经营致富的，而是通过钻政策空子，以及收买政府官员来达到快速致富。他们正是利用我国政府工作人员领着区区几百至几千元的工资，但却掌握着几百上千万元的资源这一特点，大搞权钱交易，拉拢腐蚀政府工作人员。一些腐败分子成了不法商人供养在政府的代言人或棋子。

三是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特别是思想文化观念的多样化，腐朽思想对党员干部的侵蚀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灯红酒绿等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弹衣炮弹”的攻击从来没有现在这么猛烈，在人们的思想由禁锢转向开放的情况下，有的党员干部抵御诱惑侵袭的能力减弱了，而且打了败仗。多数腐败分子开始都是从吃喝玩乐开始的，并逐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四是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如分配不公、用人不公等，使一些党员干部心理失衡，造成价值观的扭曲，进而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牟取私利。如用人不公的问题，尽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但仍有一些领导干部钻制度的空子，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买官卖官之实。空出的岗位需不需要竞岗，随心所欲，民主测评不公开结果，甚至弄虚作假。还有的利用监督漏洞，向有投票权的人打招呼、拉票甚至出钱贿选。因此，要警惕少数干部假改革，真买官，造成用人不公程序化，合法化。

五是行政行为透明度不高，监督和约束机制不规范、不健全，使一些人产生侥幸心理。现在遭举报的腐败分子本来就不多（估计不到1%），但因关系网等原因受侦查的据统计也不到10%，受侦查的腐败分子真正受到法律治裁的比例也不高。由于发案的机率极低，因此，一些人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六是对腐败现象“麻木不仁”，荣辱不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违法违纪现象，如利用职权收受红包、有价证券，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公车私用，领导干部用公款装修房子等等，大家看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有些还不自觉的跟风违纪。如果你坚持原则，秉公查处违法违纪事件人家反而说你“唔识做”。对一些东窗事发的腐败分子，一些人不是用正确的态度去认识，而是认为是运气不好，甚至产生同情心。这种荣辱不分的现象，显然对廉政建设的大环境极为不利。

三、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对策

根据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特点，加强反腐败倡廉工作要做到标本兼治。

（一）抓教育机制改革。现在每年集中一、二个月时间开展教育活动，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也能让各级领导重视一阵，但这种运动式的教育方法效果并不理想，它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七、八月份才是搞学习教育活动的时间，其它时间可以不学习。实际上由于时间相对集中，日常的业务工作又必须完成，往往制订的学习教育计划由于与上级部门的工作安排和日常业务工作的硬指标相冲而无法落实。明朝朱元璋对贪官下手是够狠的，凌迟、抽肠、剥皮等法子都用上了，但是贪污之风还是屡禁不止。与朱元璋的“剥皮填草”之类令人不寒而栗的酷刑相比，如今的听庭审、看监狱之类的警示教育，其效果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每月规定一天为“廉政教育日”，教育的时间将容易落实，因为在同一天大家都在学习，不存在上级的活动挤掉下级的计划的问题。这样才能做到警钟长鸣。

（二）要制订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有效机制。据广东省纪检部门统计，*年至*年的10年间，广东省查处的1747名违纪违法的县处级干部中，大大小小的“一把手”有968名，占65.67%；被查处的146名厅级干部中，“一把手”有118名，占81%。由此可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尤其重要。往往“一把手”廉洁与否对班子和单位的影响非常关键。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中共广东省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特别强调：坚持执行“一把手”不直接管财的要求，经费开支要按规定逐级审批。其实，包括人事、业务审批权等等“一把手”都不应该直接管。因为在各级强调“一把手”、法人代表作用的情况下，“一把手”在一个单位基本上是说一不二的。“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能”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如果“一把手”不直接插手人事、财务和业务审批权，而由副职具体分管，这样“一把手”就能发挥监督的作用。反过来，副职也能发挥制衡的作用。同时，上级对一个单位领导班子的分工，以及单位的财务、业务审批等应该有统一的明确的制度规定，而不是由各单位自行规定，否则，有的“一把手”长期不进行明确分工，就是分了工也可不执行，或者“无利可图”的事就让副职去做，自己大权独揽，这难免不发生腐败的现象。

（三）要抓教育，增强党员拒腐防变的能力。首先要抓宗旨教育，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廉洁自律就有了根基。其次要教育党员干部把市场经济原则和党内生活原则区别开来，发展经济要放开搞活，党内生活要管住管严。再次就是要运用好反面典型，搞好警示教育。警示教育要有针对性，尽量用发生在单位附近的案例，找一些普通党员干部的案例来教育广大群众，不要一讲案例都是领导干部的。否则，一些党员干部以为领导才可能腐败，特别是一些省部级领导的案例在普通党员干部中放映教育效果并不好，给人领导得病、群众吃药的感觉。第四就是要加强对新提拔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教育。在给他们讲邓小平理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他们讲明人事、财务纪律，廉政规定。

（四）要从严惩处。对绝大多数党员来说，主要是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但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般的违纪现象不要掉以轻心，一般的腐败分子开始都是从吃吃喝喝，拿红包等小问题开始逐步滑向深渊的。因此，一开始发现有违纪苗头时，就应给予严肃批评、纪律处分，这样才能防止他们走向犯罪。同时，也教育大多数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当然，对于极少数的腐败分子则要从法律上从严惩处。没有对极少数人的惩处，就没有对大多数人的警示。目前对贪污、受贿在刑律上适之于宽的现象不得不令人担忧。刑法规定，受贿5000元就可判二年以下徒刑。但现在受贿几十万元，判个二、三年，贪污受贿几千万，判个无期或死缓。事实证明，对贪官的贪欲光靠教育是不行的，对他们心慈手软，“前腐后继”这种情况就将难以杜绝。

（五）要加大治本力度，从源头上治腐。首先要建好制度，抓好落实。任何改革措施出台之前，有关部门一定要考虑周细，出台有关的制度和措施，不要使不正之风蔓延开了才出手治理。如：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全民走私”、“全民经商”、“全民炒股”等等，这些不正之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是极坏的。现在我们各类制度可谓不少，从吃、玩到收受红包等不一而足，但多数制度制订后便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因此，有关部门应主动出击，检查督促，不要等待群众投诉，或抱着“民不告官不理”的态度。采用不打招呼抽查，找有关群众了解情况等办法，及时掌握有关制度的落实情况，而不能停留在听听领导汇报这样一种形式上。现在各种检查组可谓不少，但多数下来后，吃好、住好、玩好，听听领导汇报后便“满载而归”了，其检查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是要加强对职务消费的治理。在国有单位“能花百万，不能发一万”，这种消费和收入不对称的怪现象是腐败的一个源头，职务消费问题必须下决心进行改革。再次要加大对行贿的惩处力度。从法律上讲，行贿受贿都是犯罪，但现在的做法是抓收的多，抓送的少，判刑的更少。因此，助长了行贿的行为。此外，还要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接受群众监督。严格党内生活，探索党内民主的新途径，如党代表常任制、直选党委书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