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理论成果学习十七大报告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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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两次结合

“结合”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两次结合”，说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实现两个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首创者是。从他有关的大量论述来看，上世纪30年代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固有性质；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极大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和革命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使党和革命事业几乎濒临绝境带来的惨痛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灵活恰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二是使中国革命丰富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把中国的斗争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实现途径，一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键是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二是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关键是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要“化”出中国自己的特色，“化”出中国自己的理论。

第一次结合，是率先垂范，带领全党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实践，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接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七年间，带领全党继续探索实践，总结国内和国际尤其是苏联搞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所以第一次结合，包括民主革命中的结合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第二次结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的。*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及时地提出了再次结合的问题。他在那年4月4日讨论斯大林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同时要总结缺点和片面性，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探索第二次结合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一探索迅速见效，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不久即因“左”的干扰而中断，往后的探索渐入歧途，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以至“”的长时间全局性严重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到挫折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倒退。所以总的说，他的探索是不成功的，未能正确解决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既继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观点，又纠正晚年的错误，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解放思想，把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重新纳入科学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后又经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成功地实现第二次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二、关于两次飞跃

“飞跃”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质的变化和根本性发展。“两次飞跃”，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两次结合取得的实践成果，其标志是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

关于两次飞跃，*年党的十三大作了如下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对这个问题，有三点需要思考和注意研究。

其一，第一次飞跃的实践成果，不仅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而且应包括建国初期的三大改造，特别是用赎买政策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基本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薄一波曾指出，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的政治特性，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用赎买政策解决这个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说过的，也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没有先例的，是和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其二，十三大说第二次飞跃是“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分确切。“开始”找到仅是发端或起头，不等于完全或完成。事实上，从十三大以后又经过二十年不断探索实践，到现在方能说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已经”仍不等于完全或完成，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实践还将继续下去，还要进行长期不懈努力去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一步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正如列宁所说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是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的过程。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愈来愈深化，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其三，近几年来不少学者提出的“三次飞跃”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应当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到十三大，是一种飞跃，因为一是时代主题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我们所处的世界格局有了重大变化；二是国内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于以前的新的历史性课题；三是其间有一个纠正“”的严重错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问题。由此决定了这一转变带有根本性，党的理论和实践自然具有极鲜明的独创性和开拓性，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大多尚属首次，所以是一种质的变化和发展，是飞跃。十三大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没有变，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没有变。在这五个没有变的国内外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变化，虽然也很深刻很重要，却不是根本性的质的变化，所以不能看作一种飞跃。

三、关于两大理论成果

“理论成果”是指“结合”和“飞跃”在思想理论形态上的表现。“两大理论成果”，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两次结合、实现两次飞跃过程中形成的两个科学理论体系———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前几年，我们通常是提“三大理论成果”，即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当时认识水平下采用这一提法未尝不可，不过今天回头去看有两点不足：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确切地讲是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理论的主题和主线是同一的；其次，党的理论创新是无止境的，以后定会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那就会有四大、五大、六大等等理论成果的提法，出现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愈来愈长的现象，发生人们难于把握不易记忆的困难。

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近三十年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使三大理论成果改提为两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新命题，提出这个新命题有很大的特点和优点：一、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和研究的重大成果予以整合、集中、提炼，作出简洁、鲜明、确切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不仅指明了新时期进行第二次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还规范了第二次结合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表述方式；二、明确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弥补了“三大理论成果”提法的不足，避免出现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将愈益冗长的现象并使人们易于记忆和把握；三、两大理论成果的概括完全可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两大历史阶段相对应，即思想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相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阶段相对应；四、坚持了理论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延续性、连贯性和开放性，不但可以包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正确理论观点，还可以吸纳今后党的一切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而充分体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品质和重要特性。

为了准确理解两大理论成果，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有些同志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这一理论体系应当把思想包括在内。其实不能这样看。因为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同时还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当然是有重要理论建树的，上世纪50年代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种理论建树的集中表现。即使在他步入晚年之后，还是在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科学划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对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左”倾思想的支配下，他的理论观点往往自相矛盾，未能首尾一贯，而且有不少重大失误和错误，以致使“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的一套东西，成为他的主流观点。所以，我们既要肯定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先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始者，又不能说他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思想体系，成功地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把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观点，单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这条道路的开辟，发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建国以来最重大历史转折，根据即在于此。十七大报告把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这条道路的开辟的上限，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薄一波曾说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始于毛，成于邓”，这个评价是比较确切，很有见地的。

第二，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自十四大以来，我们党一直把系统化的邓小平的理论观点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在看来，邓小平理论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部，但仍必须把它看作是这一理论的主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中，邓小平理论居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因为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人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提出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设定者，是世界时代主题转换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最基本原理的主要阐发者，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者，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体框架的设计者和构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历史性贡献，但它们都是建立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当年在阐述马列主义与马、列的后继者（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思想理论的关系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列主义是主干，其他都是枝叶。没有主干，就没有枝叶。枝叶茂盛，离不开主干。邓小平在年一次谈话中讲到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时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与此同理，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主干，其他枝叶的茂盛离不开这个主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归根到底是邓小平理论。这样说，不仅客观地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而且如实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有助于加深对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科学性、真理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