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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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包括广大青年学生中间，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唯物史观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减弱，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对唯物史观持何种态度的人对此都并不讳言。唯物史观在中国之所以地位下降和影响力减弱，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如一些人所说的是由于唯心史观的影响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而是因为中国信仰唯物史观的学者们，并没有认真地在如何发展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做到与时俱进上，真正下过踏踏实实的功夫。故而，凡涉及如何坚持唯物史观，往往是空洞的指责和说教很多，体现着唯物史观发展的、具有说服力的成果很少。所以，能够使唯物史观重振雄风的唯一途径，就是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为发展唯物史观做些有益的事情。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老院长晚年有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在此，我还想再引用他晚年的一段话：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们的伟大后继者列宁）说过的东西，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来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死于1883年。恩格斯死于1895年。从19世纪末叶到现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人类的社会历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变化和发展的具体形态和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不可能预料得到的，他们也没有试图去预料。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

胡绳老院长的话充分体现了真正关心马克思主义命运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邓小平、、等历代领导人都说过同类的话。而对于真正关心唯物史观命运的中国史学工作者来说，同样必须具有发展唯物史观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前，发展唯物史观，已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发展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已经绝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实际上，唯物史观倘不发展，其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史学观念的保守和滞后，而是对于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现实政治需求起着一种事实上的阻碍作用，因而有损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

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估计，主席曾经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强调“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和普遍适用，应当是符合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当时利益的（姑不论其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当代中国，形格势禁，攻守易势，足以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我们今天面临的是西方那种企图把西方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普世化并将西方中心主义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行为的打压。惟其如此，现在恰恰是西方学者大谈人类发展趋势和价值观的普遍性和一致性。

而出于现实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提倡“多样化的文明”、“多样化的世界”、“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已成为我国人所共知的政治理念和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诉求。这是我们在当前现实的国际环境下抵御西方霸权主义行为、保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有力武器。主席在*年访美时之所以着重强调这一点，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明我们今天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今天的“多样化的世界”从何而来，便无疑应当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和不言而喻的任务。因为，今天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多样化的文明”、“多样化的世界”、“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无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历史发展来的。既然今天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何以过去就不能存在“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道路”？既然人类社会今天的现状和发展道路有着多样化的现实，那么何以不能同样有过多样化的历史？

所以，倘若今天仍然以“坚持唯物史观”为名，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强调“社会发展形态”的一致性和普遍适用性，就不仅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是非常不合时宜了，那无疑将使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受损，也是在事实上与党中央的精神唱反调，而恰恰是投合了西方国家的需要。因为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何而来的，也同样解释不了：既然人类的历史发展道路都一样，那么何以到了今天就突然不一样了？

更何况“多样化的文明”、“多样化的世界”和“多样化的历史”本来就是客观的事实。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同一的、依次演进而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是由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但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文明形态和文化精神是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古代的人类社会也同样应当是如此。多样化的现实源自多样化的历史，而决不是凭空而降。正如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不同国家各自遵循符合其国情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世界一样，古代的世界也是一个多样化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各自依据其不同具体条件而表现出不同发展特色和发展途径的世界。

一个需要用发展的唯物史观来解释的现实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

与现实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的唯物史观予以解释的问题还有很多。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就是又一个例子。马克思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恩格斯也曾经说：“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落后国家走上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经济和在它达到了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事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阶段是人类社会到达社会主义之前必经的、不可跨越的“卡夫丁峡谷”。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显然并非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经济和在它达到了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而是由于一些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需要。

那么，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回答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一定要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尽头之后才可能产生和出现吗？还是可以作为工业革命之后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社会制度而存在（至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能够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正如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制和以小农制为基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可以在工业革命之前并存一样）呢？实际上，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惑着我们，但由于未能真正摆脱既有思维方式的束缚而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倘若我们不能使唯物史观做到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那就只能将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解释为“补资本主义的课”了。

空洞地高喊坚持唯物史观是最轻松不过的事，但这恰恰败坏了唯物史观的名声

上述问题清晰而强烈地提示我们：空洞地高喊坚持唯物史观其实是最轻松不过的事情，但这样的所谓“坚持”对于实际改变唯物史观的地位和状况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往往适得其反，恰恰败坏了唯物史观的名声，并在实际上扼杀了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要真正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焕发活力，需要做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这才是真心实意想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做的事。

那么，应当怎样发展唯物史观呢？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虽然有很多，但涉及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只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运用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分析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便不难清晰地看出：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视作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历史依次演进和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的认识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从根本上违反了这两条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所以，发展唯物史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事实告诉我们：要想真正使唯物史观得到发展，除需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学工作者持续不断地努力研究、深入探讨之外，更需要有一个宽松的、允许进行平等探索和充分说理的学术环境，并积极提倡和树立一种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