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成本、福利产出与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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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是这样定义的：执政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国、建设国家的本领。用经济学的语言归纳，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施政效益的高低，其核心内容是执政效益，效益是成本与收益的统一体，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根本利益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福利，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体系包括的内容是执政成本与福利产出。

一、执政成本与福利产出的内涵

成本原是经济学中的生产费用，即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支出。与生产过程一样，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希望在执政过程中，通过最小的要素投入实现其执政目的，因此，执政也存在产出与成本，执政成本就是执政党为了实施政党意志主张、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需要采取一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制度来施行政策方针，其过程中所耗费的物质的如人力、物力、财力以及非物质的如信息、时间等内容的总和。

执政成本包括战略实施成本与战略机会成本。战略实施成本，指执政党在实施其大政方略时所付出的实际投入成本。譬如，实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国家需要组织专家评审考察、投入资金与资源建立战略储备体系以及储备体系的维护费用等等，都是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成本；战略机会成本则是相对与实施成本而言的，任何一项选择意味着放弃另外的选择，施政措施的一种方案意味着其他方案的放弃，这样，其他方案可能带来的福利产出就是战略机会成本。假如国家在选择战略石油储备计划时还有另外能源开发计划，但由于资金有限，只能选择战略石油储备计划，那么，其他能源开发计划可能为国家带来的福利就是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机会成本。

战略实施成本不是简单的经济数据，而是包纳了经济、信息以及其他各种形态的资源在内的综合。其内涵中，首要的是执政党内部的信息传递与控制成本，然后是执政党与其他执政团体之间的政治协商——交易成本。执政成本的外在表现是会计成本，是为了保障政令畅通、制度落实，而消耗的经济数据。

福利产出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宏观概念，对个人来说，福利主要是效用，体现对个人的满足程度。福利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如经济学教科书中饿汉与富翁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样，于富翁而言，一元硬币的效用非常之小，而对一个饿汉，一元硬币至少能够买上两个馒头，以解决其饥饿之急。这就说明相同的物质形式给不同群体带来的福利是不同的，执政党的每一个执政措施，给不同群体所带来的福利有所差异，执政党追求的目标是福利帕累托最优（即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策，以使得所产生的福利得到增加），而社会福利是个人效用的累加，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党福利产出最大化的基本条件是让尽量多的人口感受到尽量多的效用。因此，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多的福利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二、树立“执政成本”观念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

执政党往往重视执政成果，而忽略为之付出的代价、成本。而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执政党能否保持青春活力，能否持续发展，重要的因素是其党的经营理念。企业家的经营理念是不断减少成本、追求最大的利润。中国共产党拥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党，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理应通过各种努力降低执政成本，减轻人民负担，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大的福利。缺乏“成本观念”，执政党就会走上“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盲目地、一味地追求政策的落实，体现的是低水平的执政能力。

“执政成本”首要表现是执政党的信息传递成本与信息控制成本。信息传递成本是党的执政意图在各级组织传递而产生的成本。政府决策信息在组织结构中传递，经过不同的节点与不同的层次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变、弱化，复杂的组织结构会导致信息弱化程度加速，成本增加。信息在简约的组织结构内传递迅速通畅，成本消耗小。信息传递成本过高，意味着执政效率低下。信息控制成本是党组织进行信息反馈而产生的成本，信息反馈是组织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反馈途径与组织管理层之间的障碍条件越少，所产生的费用就越少。因此，政党的组织结构是影响执政成本大小的非常重要的主观条件，很难想象一个机构臃肿的组织机构会有高效的管理能力,同样难以想象一个杂乱无章的集体能够产生出强大的生产力。信息上传下达成本巨大是我党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传到下级机构就变了味道，上级要求抓教育要落到实处，下级模糊应对，勉强交差，大量的信息流失，成本巨大。有些单位工作效率低，时间观念差，相同的工作需要数倍的时间来完成、下级组织向上级汇报情况，不及时、不具体、不准确，使得基层信息无法传递到上级组织，上级无法判断组织运行状况等等都是信息反馈成本太高的表现。

执政的交易成本高低意味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寡众。随着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参与国家管理与建设的政治团体也越来越广，执政党为了贯彻自己的执政方略，需要更多的群众基础，更多的政治支持，任何缺乏广泛的民众与政治支持的制度措施都难以得到实施。与民众及其他政治团体之间的沟通所付出的交易成本体现了执政党的支持基础，反映了执政党的政治协商能力。

执政的会计成本，主要指用于维持执政党进行各种活动的经费总和。会计成本体现执政党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会计成本越高，纳税人所承担的成本分摊就越大。执政党本身不创造财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政党，没有任何政治捐赠），其所有活动的经费主要源自纳税人的劳动成果，用人民的财富为人民谋福利。如果把国家比作企业，人民是财富的所有者，是最大的股东，执政党是资产的经营者，必须为财富所有者的资产保值增值，执政成本的多少应该与福利产出挂钩，脱离成本谈利润是不可以思议的。执政党执政的会计成本，能够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党为人民负责的责任心，是关系到党在人民心目中形象的重要表尺。200*年中国审计风暴，所揭露出的庞大数字，在客观上已经体现出我党执政成本过于膨胀的现实，遏制这种腐败膨胀现象，严格控制会计成本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三、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经济学途径

(一)评价执政能力必须坚持“两点论”

执政成本与福利产出是对偶的概念，成本反映执政过程中的投入，福利产出则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福利。在衡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时，必须要将“执政成本”与“福利产出”两点联系起来分析。

如上所述，执政成本与福利产出是执政效益的两个基本因素，任何方面的失衡将会改变效益状况。与厂商生产不同的是，执政党的执政成本是隐性的，难以通过会计成本核算，而执政党的福利产出是显性的，可以通过对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得出结论。因此，人们往往会形成一个误区，认为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就是要评价执政党是否为百姓带来了福利。反驳这种观念的实例有许多，典型的代表就是政绩工程现象，如果以是否有福利产出来评估该政府的执政效益，那么可以肯定政绩工程的正确性毫无疑问（因为多少还是为当地的某些群众增加了福利），但是如果用“两点论”来分析，政绩工程相对当地的经济状况成本是否过高，是否为当地最多的老百姓带来了福利，很容易认识到，相对成本太大、福利产出不高的政绩工程体现出当地政府执政能力的低下。

很显然，如果用微观的视角来看待国家，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好比工厂管理层与工厂，所有厂商决定是否投资的核心内容是能否获取至少比平均利润还要多的利润。同样，决定执政党执政效益的核心内容是其执政所带来的福利是否与其成本相称，如果执政成本非常巨大，带来的福利产出却很小，整体的效益就不好，即使带来的福利也比较大，但是在除以成本基数后数值比较小，也可以说执政的效益不佳。

分析执政成本与执政能力的关系，应该考虑执政成本的构成——战略实施成本与战略机会成本，战略实施成本要求执政党在施政工程中要注意控制成本大小，提高国家资源利用率，战略机会成本则要求执政党在施政之前进行详细周密的战略研究，寻找最佳方案，而衡量最佳方案的标准是唯一的，即能否为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富有强大执政能力的政党，总是能够在众多战略选择中选择出最优方案。

因此，必须将成本与福利产出综合考虑，这样才能有清晰的视角来看待执政效益，才能科学认识执政能力。

(二)制度建设与成本效益挂钩，是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要问题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途径有许多，首要的应该是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制度的作用，好比汽车与公路，要让所有的车辆都走得通畅、快速，仅仅有好的车辆是不够的，在布满石头的公路上，奔驰还没有拖拉机开得快，好的公路、好的路标，比好的汽车更能减少交通事故频率。好的制度，就如同一条优质的公路，能够让执政者按照各种路标安全驾驶，而不会迷失方向。制度与成本效益挂钩，从根本上规定了制度的内容与性质，指出了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成本与效益体现出的为民执政指导思想，将在制度建设里成为一条硬的规定而落实下来。成本与效益是制度建设与执政能力之间核心的纽带，既反映了制度为谁所定，又展示执政党的领导决心与魄力，是执政能力的高层次体现。

中国经济建设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中蕴含着的基本道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民谋福利的理念始终保持不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好的制度是提高执政能力的现实基础，然而，建立怎样的制度、怎样建设制度是全党正在面临而且亟待解决的重要路径问题，要将执政为民理念落到实处，就要将执政成本与效益（福利产出）作为制度建设的基本标准，因为好的制度，是可以最经济地规划与运筹人民的财富,是可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最大的福利。

(三)理清“执政主体”与“经济主体”区别，清晰执政基本任务

执政主体与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许多功能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间所包含的范畴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执政主体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的顶层设计与运行管理者，属于宏观层次的概念，经济主体则是微观层次的概念。在追求的目标层次上，二者尽管都追求既定成本下的利润（效益）最大化，但是执政主体的成本与利润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福利，是包含人的各种需要的综合体现，而不是简单的货币收入。因此，当执政党的主体地位发生认识上的错位时，就会把自己的宏观角色变成微观角色，在这种错位的角色中，显然无法体现出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就必须要明确执政任务，时刻将自己放在宏观的层面来思考问题，用经济主体的逻辑来思考问题，用顶层设计者的理念来解决问题，始终把自己的执政资源放在最需要的领域，这样，党的执政能力才会充分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