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厅整治工作会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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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这次全国村庄整治工作会议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江西省委省政府、赣州市委市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参观点；光焘同志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大家在讨论过程中反映非常热烈而且一致拥护；来自全国的5个先行单位作了大会发言，7个先进典型进行了书面材料交流；大会公布了新一批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刚才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同志又作了重要讲话。与会全体代表再经过实地参观，通过对光焘同志所作的主题报告的讨论和学习，大家一致认为收获很大，但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值得进一步讨论。

下面，我依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讲三点意见。

一、村庄整治工作的重要性

村庄整治工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这既是我国新农村建设长期奋斗的目标，也包含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刻内涵，同时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途径。这二十字方针是目标、内涵、途径的统一，所涵盖的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

首先，从“生产发展”来讲，村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生产发展必须依靠好的环境，只有广大农民实现安居，才能乐业、创业，才能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如果我们村庄的路难行、水难饮、环境“脏乱差”，造成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话，这样的地方，人们惟恐避之都不及，还谈什么创业，发展经济和解决“三农”问题就更无从谈起。城市需要优质的投资环境，农村也需要良好的创业条件和安居环境。

其次，从“生活富裕”来讲，村庄整洁是农民生活富裕的要义之一。我们要减小城乡收入差别，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如果村庄人居环境改善了，尽管以货币计算的农民收入不比城里人高，但农村的实际购买力以及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的居住条件就比城里好，从而形成了一种均衡。村庄整治所产生的效果是让农民直接受惠、感受生活质量的富裕。

再次，从“乡风文明”来讲，村庄整治是乡风文明的载体。环境好了，文明的程度才能提高。有位哲学家就讲过，“环境能够塑造人，人能够改造环境”，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也会引起良性循环发展的。抓乡风文明，应该从看得见、摸得着，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的文明抓起。在这次参观的示范点中，我们看到了有个村庄原来有座庙，庙中原供了几尊菩萨，干部捣毁几次，农民就重修几次。在这次村庄整治中，老百姓真正看到了环境的变化，感受到了文明的好处，过去菩萨帮不了忙的，而现在共产党人却做到了。“不靠菩萨，靠支部”，百姓内心就发出了这种呼唤，所以菩萨也顺利搬掉了，庙也就变成了文化活动室。如果我们的村庄污水横流、道路泥泞、垃圾遍地，造成人畜得病，我们再去跟农民讲文明，没有环境的支撑，就很难有说服力。从历史学可知，“封建”实际上来自于农民实际生活中的许多“无奈”，迫不得已选择“封建宗法”的统治来求太平。而“迷信”则来源于先民们对众多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的恐惧。不去消除农民们的无奈和恐惧来塑造文明，往往难以凑效。

第四，从“管理民主”来讲，管理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实践，是一种农民自主从“干中学”的过程。成熟的民主体制始终伴随着永不停顿的成功实践。村庄整治是在农民自主、村民自治、自我决策过程中所形成的民主决策的新内容，而且这种民主决策直接给农民带来利益，管理民主之习惯才会真正育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村庄整治的过程，是实践我们民主体系的过程，是我们农村民主体系逐步发育、成长、成熟的过程。所以，离开这些与农民利益休戚相关的实践过程，谈民主管理往往就是空谈。

综上所述，正在开展的村庄整治及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系到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有人曾说过，“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拉力和推力的均衡。城镇化并不是越快就越好。目前，世界上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地区是非洲。据联合国统计，非洲的城镇化率每年达到3％左右，但非洲的许多国家也正是世界上最贫困、最混乱的国家。许多非洲国家由于照搬了原宗主国的土地私有制度，一遇到天灾、人祸，农民为了求生存就将土地一卖了之，继而在村庄里就呆不住，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几乎所有的城市近30％—50％的区域被贫民窟所包围，贫民窟中生存环境恶劣，传染病流行。城市本身也因贫民窟的存在，致使投资环境不佳、治安混乱，造成了经济衰退；而农村因大批农民的离开，劳动力不足，农作物产量急剧下降，导致了大面积的饥荒。所以，健康城镇化的关键是推力和拉力的均衡，是需要富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当是一个自然和谐的过程。如果城镇化不和谐、不健康，那整个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欧洲的城镇化进程历时200多年，它是把9000万人转移到南北美洲殖民地后，才实现了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它所走过的向外扩张、广建殖民地的掠夺性发展之路，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我国要走的是和平崛起之路，只能走国内均衡的健康的城镇化道路。要缩小城乡的差距，关键也是要通过整治村庄，改善生产和生活环境，加快城乡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就要先从村庄整治抓起。现代城市规划学的老祖宗英国人霍华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理想的城乡结构，就是让城市的活力和文明涌向农村，而让农村的田野风光在城市驻足”。我们所做的村庄整治工作，实际上就是踏踏实实地让城市的文明和活力涌到农村去，使农村焕发生机，从而改变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现状。

二、开展村庄整治须避免四种误区

我们分析了村庄整治工作的重要性以后，就像光焘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可能有的同志会心潮澎湃，认为大显身手的机遇已经到来，甚至认为没有条件也要上。这样一来，我们将会陷入一些误区。在这里，我想讲清楚村庄整治必须避免的四种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大拆大建。村庄整治是新农村建设诸多内容中最容易见成效的，也是其他方面取得成就的基础、条件，但又是最容易造成偏差的环节。而且由于它是一种整治和建设行为，一旦造成偏差，就难以弥补。因为它是刚性的，不是虚的东西，犯了错误后果更为严重。比如，当年农业学大寨，全党号召，上下动员，削平了多少山头，放了那么多炸药，投入了那么多劳动力，但没有造出多少高产田来，反而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山体滑坡。生态平衡是大自然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恢复，或许永久都不能恢复的。一般的村庄或者集镇，都是几百年、上千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如果随意地推倒重建或盲目地大拆大建，就毁掉了祖先创造的财富，毁掉了文化的遗产，毁掉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程。历史化名城、名镇一旦被拆，再建就是假古董，一分钱都不值，那是农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现在有不少的同志有这种大干促大变以体现政绩的想法。如许多省市的同志告诉我，现在土地指标很紧张，农民建房占地面积是每户150平方米，城里人是40平方米，包括工业、公共绿地等在内也就是每户90平方米，如果把农民的村庄全部合并，让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居住生活，土地指标就可以大大节约，就可以不需要向国土资源部要指标了，自己就可以搞土地平衡。这种信誓旦旦的纯数字测算看似很有道理，但这只能适应百分之几的大城市近郊村庄。因为这些村庄已经被城市的扩张建设浪潮中翻来覆去扫荡了好几次，村民定居点并不稳定，而且因为原来缺少规划，房子也更新了好几代。

什么样情况下，我们才需要对村庄合理地重新进行规划合并迁建？一是近郊村庄的自然形态已经消失，没有值得保护的古迹了；二是原来因为错误的规划，导致农民多次迁移，至今仍未确定永久定居点的；三是农民本身生活已经转变，这些近郊农民大部分已经不务农，生活方式已经是城里人了。只有这几种条件并存的情况下的村庄，我们才可以采用并村的办法来进行改造。那种所谓的土地“浪费”，在大部分农村其实并不存在。农民每户150多平方米或者200多平方米占地是事实，但它包括了庭院和宅基地的面积，大家都知道院头院尾、屋前屋后是种的菜地，它的产出比大块的农田还高。今天大会介绍的四川双流县的经验，就是县委、县政府引导农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村庄建设的布局太乱，应该整齐划一。但大家有没有想到，昨天我们去看的几个点，第一天参观的历史文化名村，大家是流连忘返，停留的时间特别长；第二天我们参观了按照自然形态整治的几个村，不取直道、不砍树、不填塘、不劈山、不截直河道，对这种村庄代表们也是饶有兴趣，村庄里面还保留了许多的文物古迹。但也有一个村庄另辟了一个新区，里边是崭新的别墅，没有一个代表对此感兴趣，瞟一眼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爱好多样性。自然的遗产、众多的文物是大自然和千百年来能工巧匠精雕细刻而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几个月造成的东西会因景观单调枯燥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历史的积淀是多样性的杰出代表，是符合人的审美观的，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所以说，如果要求村庄建设整齐划一，恰恰是破坏了人类喜欢多样性的天性，使村庄没有魅力。

有的同志可能还认为，保留旧房、古建筑过多，维护困难，不如推倒重建。这就犯了简单化、犯了破坏人类的珍宝而自己还认为有理的错误。我记得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就曾说过：干部是需要审美观的。

更有一些同志认为，建新不拆旧，宅基地就无法流转。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旧的、老宅大院恰恰就是历史文化的见证，是某一时代历史艺术品的再现，不能因为我们贪图工作方便就一拆了之。那些旧的、老宅大院稍作修缮可以改成活动室、俱乐部等等。为了宅基地流动而简单的“一刀切”推倒重来的办法，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有的村庄原有道路是石板面铺的，整治时把石板面全部敲掉，改成水泥路，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保留原来的路面体现了当地的风格，是就地取材，有艺术价值又体现了资源节约。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大拆大建要不得。

第二个误区是大包大揽。我们这次村庄整治，应该是村民自主、自愿、自立，自我组织、自我觉悟、自我改造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就喜欢用传统的大包大揽方式。在历史上，我们搞、食堂、“四清”、“”、学大寨，都是行政命令下的大包大揽开路的。认真分析一下那些奉行大包大揽的理由，有的是建立在农民落后论上的，认为农民愚昧落后，但天底下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有的是建立农民无组织论上的，但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什么能够保留到现在，它主要是有效地依靠当地的农民组织、有效的乡规民约。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没有乡规民约，这些名镇、名村早就毁了；也有的认为是农民无能力论，但他们忘记了这些古村落正是祖祖辈辈创造出灿烂文化的代表，是许多外国友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产，千里迢迢来中国就是为了看这些东西，这正是对农民无能力论的嘲讽。

为什么会产生大包大揽的不良风气？除了上述这些因素以外，还有的原因就是地方、部门为了创造“现代化”形象的政绩观在作怪，但是村民没有得到实惠。因此，在村庄整治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将心比心，防止屁股指挥脑袋，一定要与农民换位思考，思考我们所确定的规划、采取的措施和扶持项目是不是农民需要的，是不是受农民欢迎的，能不能让农民得到实惠。实际上我们经常做“城市有病、农村吃药”的傻事，总是站在城市的角度来要求村庄的整治，这就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如对村庄整治，有的要求辟出一个大广场，来证明这个部门的投资是有效的；或者搞一个很大的、毫无意义的文化场所，农民还付不起维护费；有的还在村庄甚至是历史文化名村，但在村中心搞一块大草坪。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农村本身就接近自然。城里因为没有自然的东西，无可奈何才搞一些草坪来代表自然；城市里的房屋比较密集，找不到场所跳跳舞锻炼身体，就必须建一块广场；古代城市中缺少市民聚会议政的场所，市中心搞一块空地来聚集，这是广场的起源。农村到处是空地，哪还需要建什么广场去体现这个功能？！这是城市人带着自己的眼光去要求农村，这是花了钱造了不应该造的，而且破坏了村庄原有的历史风貌的格局。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是“条条”有投资，农民无需求。如有一个村100户人家不到，居然有12个各种各样的活动室，民兵有民兵的，党员有党员的，然后还有什么多种经营活动室等等。按照农民的意愿，合并成一个就行了。但是每个部门“条条”都有钱，都要往下延伸，都要留下“支农”痕迹，这样就不是整治，而是折腾了。此外，有些部门有钱，但这些钱都是指定用途的，买醋的钱不能买酱油，“一个萝卜一个坑”，结果在农村建了不需要建的，缺了农民急需的。

上述问题都是因为大包大揽造成的弊端，应该注意防止。

第三个误区是贪大求洋。盲目地追求村容的整齐划一。如北方有一个村镇，上级要求沿路新房必须盖三层楼，但盖到一层盖不上去，因为农民没钱，就被迫在沿马路的一面砌上高墙，搭个假门窗，这算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这种单片的墙，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是要砸死人的。盲目地要求建房的楼层数，盲目地克隆城市的广场、草坪、运动场，把原先风景优美的道路、河道全改成直马路、直河道；他们在修建运动场的时候，根本就忘记了农业本身本属体力产业；盲目地要求高科技含量的、城市化的污水处理厂，要用什么先进、昂贵的技术等等，这些都是贪大求洋，把城市里的形象工程搬到村庄里去的表现。这些历史的教训都值得总结。

反过来说，现在整治得比较好的村庄，我们看到的几个示范点包括上午介绍的浙江湖州的村庄整治，都是突出了村民自主决策、农村劳动力众、整治途径多等特点。正确的整治方针体现在老百姓的一句话“与城市错位进行整治、进行建设”，城市里有的景观，就坚决避免，村庄就是土生土长的，小庭院爬满了丝瓜、南瓜，长着城市里看不到的农作物，反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正因为他们整治有方，吸引了大批的城里人，如上海人、杭州人到他们那里度周末，现在那里的农民周末经济收入就非常好。因为这些乡村特色都是城里人未见过的。如果村庄里也是大广场、大草坪，城里人会到你那里去吗？！所以整治一定要以师法自然来取胜。

第四个误区是急功近利。我们确实有传统的突击运动的不良习惯，也有干部任职期限较短造成的种种弊端。一般的县市长实际任期也就两三年，一听说整治工作要十年、二十年，就说别干了。有的同志对两三年干不出什么、对升迁没什么影响的项目都不感兴趣。不少干部也有急着出政绩的强烈欲望。这些因素汇聚起来就会使我们的干部容易犯急躁病，急躁就会冒进，冒进就会使整治的效果大打折扣，造成历史的遗憾，不仅不能留芳千古，反而遗臭万年。从农民这一方来看，要改变上百年的习惯有一个过程，要有一个实惠、可行的示范引导的过程，是急不得的。改造农村的环境，也要量力而行，滚动发展，要年年迈小步，年年不停步。筹集改造的资金更要分步走，要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在整治过程中，我们要力求避免以上四个误区。农民要的是经济实惠，不要空头口号；农民要的是长效机制，不要刮风突击；农民要的是节俭办事，不要奢侈浪费；农民要的是良好的环境，不要仅有光鲜的外表。这些要求都是农民朴素的愿望，很值得我们认真换位来思考，多去想想农民喜欢什么，才能使村庄整治工作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

三、开展村庄整治必须做到五个“先行”

这四个误区我们分析了以后，有的同志可能会认为，目前他正在做的可能就是这四个误区之一，如果一纠正就会兴趣索然，没事可干了。其实要做的事情还多的是。这里，我就讲讲开展村庄整治必须做到五个先行。

第一，编制村庄整治规划和落实管理机构要先行。曾培炎同志在讲城乡规划时提到，“规划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规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没有规划的村庄整治，就是瞎整治；不编制规划的建设，就是乱建设。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科学地编制好规划。这个规划与城市规划要有所区别，区别性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要城乡统筹。村庄整治规划是城市文明涌向农村的桥梁，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蓝图。二是要因地制宜，注意有针对性地解决所规划村庄的大部分实际问题。三是要延续特色，延续文脉，保护整体景观。四是要节约用地。五是要体现生态优先。生态是三农的命脉，不仅关系到当代人，还关系到下一代人。六是要群众参与。规划编制必须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倡导和鼓励农民自治。七是要简单明了，让农民看得懂。这次赣州规划部门为农民制作的村庄整治规划图，是电脑制作的立体图，而且成本低廉，只需8000元费用就把整套规划全部编好，让村民一看就清楚未来的村庄是怎么回事。八是突出重点，明确建设的时序。规划一定要尊重自然，因为村庄是与自然相依为命的；要尊重历史的传统文化，只有文脉的延伸，才能带来村庄的活力；要尊重普通农民的利益和愿望，不能用城里人的观念来编制农村规划。好的村庄整治规划和实施机制，就像浙江湖州介绍的那样，就要适度超前编规划，量力而行搞建设，先易后难来整治。规划要适度超前，因为规划要管十年，甚至管永久；搞建设要量力而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村庄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深山老林中资源条件非常贫乏的村庄，现在许多已经消失了。那么这些村庄数量要根据村镇体系规划适当地裁减。如果仍然搞“××通”，到后来就浪费了。韩国实践中就产生过许多“无人村庄”。这些问题都要认真考虑。没有规划的整治是万万要不得的，否则就是瞎整治、乱整治、白整治。

第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要先行。在大整治过程中，一是要抢救性保护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资源，此时不抢救，更待何时？！我们所做的工作就好比建设三峡工程中的先把有关文物发掘保护起来一样；二是要弘扬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丰富农村的多样性。这也是农村生活改善的一个主要方面。三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发展无烟产业，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我在浙江金华当地委书记的时候发现，下辖的兰溪市有个诸葛村，在明末时诸葛亮的一批后裔聚居在这个村庄，这个村庄基本保留了当年的形态，布局像一个八卦图。记得当时从省里只要了80万元，把村庄整治了一下，原来连县级文物都不是的村庄，后来成了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现在每年村民光门票的收入就有360万，而且收益每年递增30％，这80万元的整治就起到了这么大的效果。所以说，村庄整治只要科学规划、方法对路，就会“四两拨千斤”。如果当时我们用推土机开路，把村庄拆了，就毁了宝贝。而且这些都是世世代代增值的资源，只要守住这个，就会财源滚滚。所以，发展经济应该有不同的思路。我曾调查过苏南两个镇，一个是毁掉旧镇建筑，引进一个大型的计算机组装厂，产值100个亿，但当地村民只得到包括农民工资在内的2亿元的收入；另外一个镇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每年的游客带来的收入就有3个多亿。前者毁掉了大片的土地，留下来的是很多的污染，说不定明天这个厂一关门，那2亿的收入就没有了。而后者会越来越兴旺。因为一个是不可持续的，另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是资源浪费的，另一个是集约利用的；一个是说不定明天就倒闭的，另一个是世世代代增值的；一个是给少数农民带来利益的，另一个是给大多数农民带来利益的，最后的结果截然不同。

要搞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首先一条是每个县、地市、省都要建立名镇名村的评选机制。现在有的省没有推荐一个名镇名村上来，就是因为自身没有起建立名镇名村的评选机制。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评选，应先有县级的，然后才有地级的、省级的，最后才是国家级的。不要认为我国已经评选出近百个名镇名村数量就很多了，像英国这样面积不大的国家就有30万个历史文化遗迹，而且成为了巨大的旅游资源。我们国土面积这么大，文明史如此悠久，起码应该好几倍于英国才是。另外一个，一定要编制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规划，在整治规划中一定要突出保护历史风貌，防止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体现传统风貌的村落被拆毁。文化遗产的保护要讲究整体性、可持续性、原真性。这几点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与村庄的整治工作密切相关。

第三，自下而上明确整治重点的工作要先行。农民是非常朴实的。示范点中有条标语我还记得，“走平坦路，饮干净水，上卫生厕，用沼气炉”。根据农民的意愿，我们提出了“三清三改”。但在整治之前，定下“几个不”更为重要。像赣州市提出来的“不劈山、不砍树、不填池塘河流”，后面还要接上去，“不拆优秀的传统文化建筑”、“不破坏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风貌”、“不改直道路”、“不截弯河道”。这“七不”应该是选择村庄整治项目的底线。

第四，确立长期行动计划和试点示范要先行。村庄整治本身是开创性、探索性的工作，是紧密结合实际为农民创造利益的工作。不能像过去那样突击刮风，从上到下高压下去。必须通过编制整治规划的过程来明确整治的重点、时序、组织领导的方式和费用分担的模式，所有的整治内容都必须由农民自主投票决定。成功的试点说明采取“自主申报、集体投票、动态管理”的办法是可行的。要通过示范点总结评比、提炼、分析，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展开。在试点过程中，恐怕有三类整治项目是投票机制难于解决的，要注意引导：第一类是生态的保护。比如地下水源的保护非常重要，往往农民不能直接看到后果。现在很多地方直接在浅水层打井，一旦地表水被污染，整个水源就毁了；第二类是村庄的安全防灾。这也比较容易忽视，如防灾、防洪、防泥石流等等，需要通过规划的布局和合理建设来确保村庄安全；第三类是历史文化建筑保护。这也常常不易被村民所认识。在看到许多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后带来众多游客时，村民们才会认识到历史文化建筑是值钱的，但之前就将历史风貌破坏了，就会后悔莫及。除了这三类要在规划上加以强制性明确，其它的整治项目都应由自主申报、集体投票、动态管理来确定。

第五，形成部门联动、上下反馈的制度要先行。我们现在苦于许多单位各吹各的号、各下各的令、各拨各的钱，令出多门，农民难以适从。所以国家各个部委下去检查投资的“政绩”，基层乡镇也有对付的办法。今天××部来人了，就把该部的示范点牌子挂上去。明天其他部的人来了，又将挂另外部的示范点牌子。有一次一个部委的同志下去，因牌子太多，乡镇插错了牌子，该同志就大发雷霆，第二天，乡镇赶紧重新插牌子，其实都是一回事。实际上应该在规划的统一协调下，凝成合力，形成上下部门联动支农的局面，这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仍属弱势群体。他们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分散。有些农民长期受各种“声势大、无实惠”的政治运动所冲击，已经“见怪不怪”麻木了，更不愿向干部提意见。他们非常善良，在被欺负时往往保持沉默。所以在整治过程中，要形成下情上达的信息渠道，时刻听取他们的意见，形成纠错的机制，这点尤为重要。我们过去有许多运动出发点是好的，但搞到半路就出问题了，一个小的决策错误到了底下就放大成一个大错误，如果得不到准确的反馈信号，周而复始就形成恶性循环，到那时再纠正就困难了。

总之，在村庄整治开展之前，要坚定清醒地认识到村庄整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行条件，是重要的抓手；要坚定清醒地认识到要及时总结试点的经验教训，切实防止种种错误思维而步入误区；要坚定清醒地实施规划的编制、风貌的保护和部门的联动，以及五个方面的“先行”。

四、整治过程中要同步建立五种新机制

要及时建立“农民自主整治养护、多方持续帮扶”等多种长效机制。因为村庄整治的过程不仅是一揽子的整治项目，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农村公共品提供的机制。为什么城乡的差别会越来越大？因为城市有集中的二三产业、高额的税收，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有成熟的市场机制与国内外投资，而农村恰恰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机制，所以才有盖新房没有新貌，才会出现生活环境条件越来越恶化的问题。要在整治过程中创建新的机制，从根本上来弥补现在农村面临的种种公共品短缺。

首先，要建立农村基础设施、公益事业改造维护的长效机制。要通过农民自立，村庄自治，村民自筹，上级补助，乡规民约管理，理事会决策，公开账目，让农民相信这次村庄整治是完全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农村、农民、农业的复兴。这不仅涉及村庄公共品的提供，而且还涉及到每个农民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正如湖州经验所介绍的要通过村民自治达到“七有”那样，村庄整治过程中要实现有“目标、制度、队伍、经费、督查、奖励、无害化垃圾处理”。

第二，要建立统一规划、各方参与、城乡联动、持续帮扶的长效机制。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其实是城市政府和企业反哺“三农”。这除了传统的筹资机制以外，还要发动鼓励政府机关、企业帮扶农村，比如“一企一村”、“一局一村”长期帮扶，防止短期行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韩国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如三星公司有30多个子公司帮扶了195个村，去年一年投入相当于人民币4000多万。各部门和企业应有钱出钱、有技术出技术、有物资出物资、有信息出信息，促进整治、促进发展。

第三，要建立村庄整治从规划、建设到管理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协同机制。城乡规划应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要实行规划编制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个法。一方面通过规划的编制，建立一种机制，把规划、建设、管理和整治有机揉合在一起，而不是零敲碎打；另一方面要通过规划来捆绑各种渠道的资金和物资，投到关节眼上去，投到刀刃上去，让有限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而不是“天女散花”。要通过规划明确“七个不”的底线是不能侵犯的，要注意保护好各类不可再生的资源和节约搞整治。要运用规划统筹城乡协调公共品的提供和优化服务，比如垃圾、供水、公交等，这些都要通过规划来统一协调。

第四，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城乡财政转移支撑的投入机制。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是一个规律性的大趋势，是农村工作创新性转折，这就必须要通过建立制度来落实。对农村的公益事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营运等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一步到位来解决。市场机制是从城市发源的，许多在城市都无法实施的市场机制，要在农村去实施，近期是难以办到的。市场机制也是一种经济文明，也有一个从城市到农村逐步扩散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苛求农村能立马引进市场机制。记得以前朱镕基同志到金华考察农村时，有一个县委书记汇报说农村建立什么股份制来代替联产承包责任制，朱镕基同志就说股份制在城里有的人都没搞明白，农村能搞明白吗？！在市场机制不足的情况下，就要通过长期稳定的政府财政转移的投入来补偿。

第五，要建立科学、稳定的、分阶段的奖励评价机制。这方面做得好的单位一般都把资金进行捆绑，然后以奖代拨、以补促投，以政府的补贴来促进社会的投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不能沿用老的体制。

总之，希望大家通过这次会议，既要摆正村庄整治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明确自己的责任．抓紧编制科学合理的整治规划，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不可再生的资源，又要克服急躁情绪，防止步入四种误区。要及时做好五项先行的工作，在试点建设的过程中还要着重抓好五项长效机制的建立，尽快使整治工作步入良性循环。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