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结构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论文

导语：中国政治结构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内容简介：大国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而中央集权政治又是中国帝王精神意志的产物。中央集权政治避免了诸侯纷争，减少了地方间的战争，但集权政治不仅集中地方的权力，也集中地方的资源，一旦建立起这种机制，这个国家便具有了“虹吸管”效应，地方的资源便要向上集中。只有这种制度才可能支持一个大国的统一和存在。目前的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给予地方过多的权力，将不利于资源在全国间调整，因此还需要借助中央集权的力量来进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力量的参与，各地区间会发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国需要纠正的主要问题似乎是中央权力过于强大，中央资源过多。这种改革的结果出人意料。因此，当前真正要解决的是中央占有资源过多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虽然是强大的统一大国，但不一定是庞大的中央政府。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关系中国政治体制的大问题，如何规定两者的关系，须根据我国时代的变化制定出正确的法律框架来进行约束，同时又要考虑到历史的传统因素来进行切实可行的变革。任何盲目的照搬和模仿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紊乱，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首先要对我国的历史形成进行深入的认识。只有对这一国家和民族特性有了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效地指导今天的变革。

一、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文化传统悠久而深厚，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在现代进行制度上的变革，都要面对着强大的习惯和传统。特别是要清醒地认识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譬如同样是面积和版图差不多的中国和欧洲，为什么欧洲在历史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国，而中国却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国家的统一如何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会对东西方国家的异同有所了解，才会对中国今天中央地方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1，东西方帝王的不同精神意志，

许天田先生曾经因为写出了《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而获得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和命里注定的，而是偶然的和人为的，中国的统一和欧洲分裂都与地理无关，欧洲境内并没有大的自然障碍，而中国境内多有高山大河和天堑屏障。然而，中国还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国，而欧洲始终处在小国割据的状态。

许先生看到了人是主要因素，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许先生的分析可能还不够深入。我认为，国家不同的形成和模式，应当从东西方不同的人类精神层面上去找原因。国家形态最能体现东西方不同的人文精神，统一的大国与割据的分封小国，最终体现的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精神意志和帝王追求。

中国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方君主的帝王情怀和霸主野心，取决于东西方帝王不同的精神意志。不同的人类活动，产生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和不同的权力安排。另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长达5000年的古老民族，有着三皇五帝的悠久历史，起源于一个先祖和共同的祖先，这种同宗同族文化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对国家的统一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夏商周三朝和尧舜禹文化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础，自此以后，即便是有再多民族的参与，也不能改变统一国家和统一民族的格局。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古代帝王移山添海般的征服精神。秦国吞灭关东六国，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靠七代君王，花了135年时间，打了57场战争，才得以完成的。光是秦楚战争，整整打了一年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秦国通往楚国的道路上，运送军需的大小车辆不绝于途，这种坚韧的意志和钢铁般的征服精神，世界罕见。

2，东方的精神意志来源于圣君文明，西方的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权的扩张，

那么中国这种帝王精神又来自何处？追根溯源来自于人治文明，来自于圣君崇拜和崇圣文化。由于中国在历史上诞生过尧舜禹三代圣明君主，后来便成了崇尚圣王政治的国家，崇圣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学的核心。崇圣政治崇尚的是统治者的个人道德魅力和治国能力，尧舜禹时代都是在部落里选拔优秀人才，政治权力更替不是父子世袭，而是“禅让”给有德者。因此，从上古时期，中国尚贤的崇贤文化便出现了。

看看孔子在《论语》中对尧舜禹三代帝王的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歌颂尧帝效法于天地自然法则，制订礼乐典章，施恩德于民，取得了丰功伟绩，使人民对他无比赞美。这一时代的帝王都是大公无私的领导人，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是舜禹掌握国家大权却丝毫不为自己。

至于大禹，孔子更是崇拜地五体投地，这段话最能表现大禹的伟大和崇高：“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译文：对于禹帝，我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吃的饭食非常简单，但祭祀祖先和神明却十分丰盛。他平时穿的衣服很破旧，但祭祀时穿着却极为讲究。他住在低矮的宫室里，整天在外面尽力修治沟渠水道。大禹啊，我们真的无法再形容他了。）

圣王文化和人治文化使后来的中国帝王建立起无可比拟的赫赫文治武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都是建功立业的功勋显赫的君主。在这里，东方的人文精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秦始皇的统一，到汉唐宋明清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以后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这种人文精神和思想之上。

而此时的西方，却把伟大和圣明交给了上帝和耶稣，交给了自然界的主----law。由于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使西方社会在政治权威之外，又产生了一个信仰世界的精神权威。从此西方世界成为上帝的世界和尚法的社会，而东方社会却把伟大和权威留给了帝王和个人。有神论和无神论文化影响了东西方国家的形态----东方是统一的大国，西方是分散的小国。这也是西方分权思想的渊源。西方政治的分权思想和分权制，根源来自于神权与王权的抗衡。

罗马帝国时代，欧洲出现过凯撒大帝式的帝王人物，整个中世纪再也没有一个象样的君主问世。直到近代法国大革命才出了一个拿破仑，也是昙花一现。之所以西方国家难以诞生伟大的君主，主要缺乏象东方这样的可以极大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圣君文化基础。

欧洲应当说是有统一的机会的，如15世纪到17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但在这一时期，不论是法国还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强的道路，而是在自我消弱。这不能说不与教会势力的强大有关。神权与王权的权力争夺，大大迟滞了欧洲大国的出现。而中国由于没有神权的制约，帝王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自己的扩张事业。

法国直到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时代才达到了古代中国的水平，才像古代中国一样实行了征兵制，有了职业军官，拿破仑差一点统一欧洲，拿破仑也像秦国一样，实行连横战略，但为什么秦国也有过多次大的失败最后却成功了，而拿破仑在兵败俄国之后却一败不起？主要原因是秦国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拿破仑是靠欧洲各国的钱和欧洲各国的兵来打仗，一场大败之后就不可收拾。即使法国当时征服了欧洲，时间也不会长久，并且也仅仅是一种文化上和军事上的征服，而不是政治上征服。

说到底，东西方人治文化和神治文化的差异，最终不仅影响了国家的大小，也影响了国家权力的结构和政治制度。

二、单一制集权政治和联邦制分权政治的出现

1，中国早已不是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度形成。

东方文化在政治制度上表现的最大差异是中央集权制和多州联邦制。中国的集权制最早出现在秦朝统一六国。为了保证中央政府的王权，统一后的秦朝废除分封制，实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后来汉朝的汉武帝又加强了这种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诸王的权力，收缴诸王的权力，皇帝的兄弟们可以到各地任地方长官刺史，但不再拥有封地。

可以说自秦汉以后，中国就不再是封建国家了。皇室的父子兄弟血缘关系和诸侯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皇子对父亲自称“儿臣”，这说明秦汉以后，分封的诸侯政治已经彻底结束。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服从与领导的关系。一切权力来自中央。

到了唐代，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彻底而牢固地形成，以后历朝历代也难以改变这种事实。当然，随着集权制的稳固，中国的王权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皇权专制达到极至。任何一次皇权的衰落，都会有新的皇权再度产生。从宋以后，中国再也没出现过魏晋南北朝和唐末五代十国那样的小国割据。《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实际上自宋以后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因为中国的统一性已经牢牢形成，中央集权的习惯传统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任何一个地方的封建割据都难以存在。台湾今天的情况仅仅是暂时的，这种分裂是不会长久的。

2，联邦制的分权制度。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对王权的约束和制衡，西方国家的王权专制程度很少达到中国这样高的程度。特别是在英国，自《大宪章》诞生之后，国王的权力就被贵族削弱。之后，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有的国王甚至被砍头，王权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起而代之的是议会权力、地方权力和民众权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但是，联合和统一的要求，又使地方联合起来，形成了分权的联邦制。

在美国，这个新大陆国家继承了欧洲的传统，又依照新大陆的特点创造出特色鲜明的联邦制政治体系。这种政治体制，既保证了地方政府一定限度的自治自由，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意志和整体利益。

对于联邦制的国家来说，各州的联合是一种自愿行为，一种自发要求，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权力空间。而对于单一制的集权国家，以省为代表的地方隶属于中央，地方是中央的附属和从属，中央的意志就是地方的意志，地方的权力空间相对较小。

总起来看，在西方国家，贵族的权力、个人的权力和神的权力比较大，国王的权力相对较弱，由此形成了神治和法治的传统。而在东方，王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强大程度。

三、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

东方的崇圣人文精神和中央集权政治更能创造历史奇迹。几千年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群雄并起，明星璀璨，这是一个可以令帝王创造丰功伟绩、施展雄才大略的国家，一个崇仰人治的国家。

如果不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诞生了美国，中国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亚洲和欧洲出现了鲜明的大小国对比。之所以东方出现大国，说到底是东方出现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文明以及可以维护大国存在的中央集权专制。也就是说，大国往往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那么，中央集权政治还有什么特点及优缺点呢？

1，中央集权政治的特征：权力集中，资源集中，地方拱卫中央，

中国为什么走上了中央集权专制的道路？主观目的只有一个，即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以统治一个版图广大的国家。从客观上讲，国家的统一是用一个权威代替了原来的多个权威，这种一权威政治可以减少诸侯之间的战争，减少战争对国家资源的消耗。

自从中国在秦汉形成统一的大国之后，这一地区的内部战争从此消失，长达五六百年的诸侯纷争从此结束。大国的统一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内部安定。这就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优点。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和一个特征，即权力集中、资源集中和地方拱卫中央。

为了达到权力的集中，秦汉朝取消了诸侯分封制，实行中央派员治理的郡县制。全国按地域划分出州、县、道、府、郡，由中央直接任命地方行政官员。

在军权方面，建立中央军，由募兵制逐渐取消了府兵制。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过因地方军队过大而导致叛乱的情况，如唐朝安禄山之乱。正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过大，“削藩”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时刻谨记的事情。

除了行政权和军权的向上集中，中央集权政治的第二大特征是经济资源的向上集中，只有有了庞大的经济资源，才能保证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权力上的强大。

以秦朝为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件最大的事情是搜刮全国的资源。杜牧所写的《阿房宫赋》中曾有这样的描述：“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贾谊在《过秦论》中也记叙到：“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以弱天下之民。”

这真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掠夺。中国的中央掠取地方从此拉开序幕。什么叫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就是中央集中地方的资源，不管是人力物力，凡是好东西，小到珠宝，大的美女，都要象虹吸管一样吸到中央来。因此，中央集权制非常象“虹吸管”效应，一旦建立起这种机制，地方的资源便要向上集中。

几千年来，中国延续了这样一种制度：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中央政府高高在上，地方资源汩汩流出，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每个朝代的建立，都是一次全国资源向中央的大集中。每个王朝资源财富最多、权力最重的地方都是京城首都。最典型的是明王朝初期，朱棣建都北京之后，整个永乐年间，是一个全国资源向中央集中的时代。朱棣不仅建起新的都城北京，也在全国各地建起了象武当山金殿和已淹没在丹江口水库之下的一座豪华宫殿等一批建筑。

2，国家往往拥有强大的国家部门，

延续这种历史再来看今天的中国，情形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奥运会，将北京装扮得如花似锦，富丽堂皇。一个世博会，将上海打造得锦上添花，繁华无比。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央集权的好处：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和配置资源，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办成几件大事。如果不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挑战了东方的中央集权大国，中国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完成一些惊天纬地的业绩，如郑和下西洋等浩大工程。

中央集权政治还有一个特征，即特别容易与计划经济这样的经济制度相结合，计划经济可以使中央集权政治如虎添翼。中国近代革命选择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就是与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密切相关。当然，目标是为了追赶世界先进，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或伴随物，那么市场经济就是诸侯政治或民主政治的产物。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配置和大调动。西部地区的能源源源不断地向中东部输出，农村地区的资源廉价地向城市集中，建国后计划经济的几十年间，建成了一批工业基础项目。

从国防军事角度讲，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以极大地调动资源进入国防事业。建国后，中国先后研制出原子弹等战略核武器，建立起一批支持军事工业的重化工工业基地。

总起来看，中央集权体制很可能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有效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一般都拥有比较强大的国家部门。这种状态往往比较适应应对冷战的国际关系，使国家保有比较强大的动员和对抗力量。

3，中央集权制的弊端

中央集权制也带有天然的弊端。由于中央利益绝对高于地方利益，地方利益总是要为中央利益做出牺牲，由此使地方利益受到损害。例如，现在我国有许多城市出现矿竭城衰的现象。中央从这些地方拿走资源后并未能进行有效的补偿。更典型的事实是，建国50年来，中央一直从西部地区廉价地获取矿产资源，西北地区的贡献很大，但生态资源破坏严重，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由于地方官吏仰仗于中央政府的提拔和升迁，为中央利益做贡献往往就成了地方官员升迁的政绩，因此，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地方保护主义往往被中央委派的官员所瓦解。这种状况也反映在今天一些地方官员的升迁往往是由于向中央贡献了较多的税收等原因。

如果用人的肌体来形容，这种体制的国家一般具有强大的心脏和动脉血管，但毛细血管相对薄弱。在这样的国家里，往往有着赤贫的农村和尖端的军事科技，繁荣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地区差别往往也很大。

从政治和文化生活来看，这种制度不仅使地方政府的愿望和能动性受到压抑，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将中国人的个人权利要求淹没在王权专制的压制之下。集权专制还往往导致一个国家缺少个性和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这是因为在封建的帝王专制下，帝王的意志往往代替了臣民的意志。

但中国的中央集权又有着相应的文化思想来进行制约。中国既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又是一个对帝王个人修身要求最高的国家，任何帝王从少年起都要进行严格的儒家文化训练。修身、齐家、平天下是封建帝王的必修课。

当然，中央集权肯定意味着专制，并且这种专制往往是非常严酷的。这是因为，一旦放松中央的控制，地方就容易出现独立。因此，任何大国都必须具备强大的中央控制力，才能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总起来看，中央专制是为了国家统一而付出的代价，是古代社会维持一个大国必备的条件。

四，中央集权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

世界自进入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受到了民主政治的猛烈冲击。中国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王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尽管皇帝消失了，王权消失了，但我国的中央集权政治并未消失，起而代之的是党权和更加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一切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用代替了过去的帝王统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未有任何改变。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在于中央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假如中国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假如地方的官员来自于民选，中央的利益和权力便要受到削弱。正因为这一原因，中国政治迟迟徘徊在民主政治之外。但不管怎样，中国政治已经面临着下面几个问题的挑战：

1，官员出自中央还是地方?

目前摆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出自中央还是地方，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地方选举还是中央任命的政治模式。如果放开地方选举，地方官员便要更多地考虑地方的要求，听取选民的呼声。这样便在一定程度上会与中央或上一级领导发生矛盾。如果官员出自地方，便会更多地考虑地方的利益，中央的权力和利益便会被削弱，全国的统一性便会受到威胁。

当前，社会对政府异议最大的是官员的选拔方法。各级地方官员是组织任命、上级提拔，还是民主选举？这关系政治官员的公认度和公信度问题，关系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一个地方的政府首长与当地人民不发生关系，在一个全球大多国家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时代，这种做法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和疑义。如何解释我国的这种现象？我认为即使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家历史，也需要适应世界潮流。

不言而喻，在中国的传统政治里，权力的获得主要是靠武力和暴力，暴力和强权就是合法性。但在今天，面对腐败、低效、昏庸等问题，传统的中央选拔和任命、方式已经越来越远离民意,民主化的地方选举已经成为社会的迫切需求。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考虑下一步的政治改革举措。

2，中国要把科举选拔与西方民主选举相结合，

从历史上看，中央集权政治离不开科举选拔制度，甚至可以说，中央集权制就建基于科举制度。科举制是对世袭制的一大进步。没有科举制度，就不会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就会退回到分封和世袭制、门阀制。

但是，科举制是王权政治的产物，它不能改变既定的最高王权。因此，科举制对官吏的选拔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选拔普通官员，而不能选拔政府高级官员以及最高国家统治者。

民主政治解决了选拔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难题，改变了以往暴力武力竞争的模式，而是以全民投票的方法来确立国家和地方的最高领导人。中国今天恰恰需要引进民主政治来解决历史难题。

我们不应当拒绝外国的先进经验，就象西方国家不拒绝我国的科举制一样，正是由于16世纪之后外国传教士的介绍，中国的科举制传到了西方，由此诞生了西方国家的公务员选拔和考试制度。

今天我们要学习西方国家选拔政治首长的方法，来改进传统的中央任命制，改变人治政治的弊端，而人治政治的主要弊端是使人民远离政治，执政者与人民难以保持密切的关系，从而产生政治淡漠和疏远。因此，新形势下的中国，必须参考国外的一些先进方法，从而改善我国的政治质量，提高我国的执政水平。

中国目前的实践是，在组织部和上级领导选拔任命的同时，辅以群众评议选举。今后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在保持本国特色、努力获得人民拥护、努力提高自己执政的道德水平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渐转变权力更替的方式。譬如，可以在几个地方县市进行民选试点，总结出经验，逐渐向全国扩散，逐渐培养公民与官员的民主选举意识。中国如果将历史传统与国外经验相结合，相信会产生一种更有活力的执政方式来，中国将出现更加蓬勃、欣欣向荣的和谐社会新局面。

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方法是明晰的，那就是承袭历史上严格考试的科举制，更要把民主选举这一方法建立起来。然而实行民主选举还需要另外一些条件，这就是多党性的问题，而多党性问题恰恰集权政治最大的挑战。

3、集权政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治多中心问题，

其实进入近代社会，集权政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利的冲突。近代以来的民主社会是个人权的社会，在国家权利、元首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上升到第一位。公民的意志成为国家的意志，政治家的意志必须服从公民的权利。现代政治解决的是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公民利益的矛盾冲突。

集权政治的改革还涉及到政党权利的问题。之所以有政党的存在，主要是有社会阶层的存在。政党是社会群体利益表达的代表，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是结社组党的自由，这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今天的中国，如果放松党团的管制，社会将出现政治多中心现象。如果各政治团体能进行公平竞争，能者上，劣者下，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平稳过渡的政治转型历史时期。但目前的执政党能否开明到开放党禁？还需要社会的大气候来配合。

中国今后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是象西方国家那样的多党制，轮流坐庄式，还是一党制，政治协商式？是继续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式的地方自治制？中国政府今后政治转型的主要内涵是什么？我认为目前一阶段仍然是在一党制下的多党政治协商制，在中央集权的中实行有限的地方分权，不过要对执政党进行必要的制约和约束。

总之，中国的改革必须在平稳的前提下进行，既要保证国家的和谐发展和社会安定，又要跟上世界潮流。

五、中国的命运与选择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模式在近代受到西方的挑战，发生了推翻帝制的改革，那么今天中国传统的政治方式也在承受着西方政治模式的挑战。东西方之间两大政治模式的较量至今还未见分晓。

在这一历史时刻，摆在人们面前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这个东方的大国能否按自己的习惯和意志，坚持自己的单一制政治模式，一路走到底？中国的历史精神还有没有价值去挖掘？东方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继续下去？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没有历史上的那种移山添海般的精神意志？中国人有没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壮志？中国还有没有那种社会基础？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都需要一种思想和意志来进行指导和配合。而这一切都要从中国人的人性中去寻找。

今天我们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研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主要着眼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照顾好各地方的经济利益，给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力空间，二是如何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至于出现地方独立和分裂主义，三是如何在地方建立起民主政治，四是能否利用这一体制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强大。无论如何挑战依然是严峻的。中国文明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人的因素能否再度发挥作用？历史的天平会倾向传统的人治还是法制？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考察。

特别是我们还要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目前的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发达程度拉开了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给予地方过多的权力，将不利于资源在全国间的调整，因此还需要借助中央集权的力量来进行地区间的调整。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集权时期拉大的差距，仍然需要集权体制来解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力量的调整，各地区会发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国需要纠正的主要问题似乎是中央权力过于强大，中央资源过多。这种改革的结果出人意料。因此，当前的中国，真正要解决的是中央占有资源过多的问题。中国改革不能在防地方分权的同时，改出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

历史告诉我们，物极必反，这是当前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

六、改革为什么总是加强中央集权？

面对今天越改越大的中央政府，我们发现了中国古今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每次改革都是对政府权力和利益的一次加强；每次改革都是对衰弱政府和危机政府的一次挽救；每次改革都是一场政治经济利益在政府官员间的一次重新调整；每次改革都是对民间资源的一次聚敛；每次改革都是一次政府腐败的加深。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改革甚至是加速王朝灭亡的前奏。

曾有人对宋代王安石变法发出过这样的疑问：“改革为什么会帮腐败的忙？”而今天的改革不仅帮了腐败的忙，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看看王安石当年变法的实质，那就是使国家的财政税收大增。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了金银绢段，只好再造库房。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抵抗北部民族侵略。这样的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不好听叫聚敛。在那个年代，只不过是剜得心头肉，医得眼前疮。

但当变法将民脂民膏吸尽之后，宋朝不久便衰亡了。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初，皇帝被掠走）。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后不过五十多年。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说到底，是透支国力的结果。如此看来，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如同吃激素：暂时把人吃胖了，吃壮了，但这些激素过早地调动了人肌体内的潜能，过早地消耗了北宋社会的民力，到一定时候，终于使社会早衰。天的中国也要特别注意吃激素式的改革和经济增长。看看当今我国的改革，似乎也是一次国库聚敛，从1994年到现在，中央财政税收连续增长了13年。现在国库已经富得流油了，政府开支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和当年的王安石变法时非常相似。经济增长也是如此，连年10%的高增长，时刻提防经济过热，这种状态都不一定是好兆头。公务员之家:

如果说当年宋神宗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抵抗北部民族的侵略，那么今天中国增加政府财力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今天有北宋那样的边境压力吗？应当说中国今天的外部环境要比北宋时好得多，但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如此不遗余力的增加GDP和财政收入？显然是过分的政治追求。如果这种追求不加以收敛，中国下一步最大的危险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由此导致更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紊乱。

过分追求国家的发展，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来说是过早地透支国力，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过早地透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因此，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把握好一个度。

中国的改革是要藏富于民，还是富国强兵？是发展地方还是发展中央？这是关系到国家长久发展的战略大计。当今的中国，很多政府部门都在以改革的名义搞腐败。因此，今天中国的改革要警惕宋朝变法的后果----无限止地扩张中央的权力，无限止地耗用民间和地方资源，结果拔苗助长，不旋踵便灭国。

剩下来的是分裂和混乱，于是分裂成了抑制中央集权的唯一手段。难道今天的中国还要靠历史的地方分裂来抗衡过分庞大的中央集权吗？如果不是分裂，那又是什么方法？

参考书籍及文章：

1，许天田（VictoriaTin-borHui），《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

2，仲大军：《中国的第三次政治选择》，2007年，1月。

3，仲大军：《对中国政府执政方式转型的思考》，2005，5。

4，王思睿：《被绑架的宪政：党国与邦联缠绕政体》，2004，1。

5，仲大军：《王安石变法对当今改革有什么启示？》，2007，3，

6，李毅：《西方国际社会学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