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艺与科学发展观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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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和实践，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推进，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相当活跃、收获颇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文化建设、唯物史观与当前文艺创作、文化研究、生态文艺批评、网络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关于底层文学的理论探讨都是近5年来提出并取得很大进展的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现就一些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做一疏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编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

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它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它就不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盲点。当我们把它放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进行学科反思时，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它存在若干明显的不足，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纠偏补弊。我以为如下几个方面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第一，加强对当前中国生态文艺创作的批评与研究。生态文艺创作是生态文艺批评的基础。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对当前中国生态文艺创作现象的批评与研究，改变目前存在的生态批评滞后于生态文学创作的现状。我认为可以分为生态报告文学、生态小说、生态散文、生态诗歌和生态文艺媒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批评与研究，其中生态报告文学和生态小说是重点。像徐刚的守望家园系列、李青松的绿色森林系列、王治安的长篇报告系列、陈桂棣的农村社会生态系列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生态报告文学，像哲夫的《黑雪》《毒吻》《天猎》《地猎》《极乐》等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沙狐》《大漠魂》《沙狼》等草原生态系列、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狂犬事件》《松鸦为什么鸣叫》等神农架生态系列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生态小说。第二，重视对中国文学史上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批评与解读。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也留下了许多包含生态意蕴的优秀文学作品。但是，我国当前的生态批评研究对这方面内容的涉及显然是不够的。今天，当我们建设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时候，就应该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重新进行解读，发掘其中蕴涵的丰富生态意蕴。像对我国三大民族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中的生态意蕴解读，对《西游记》《聊斋志异》“三言二拍”中的生态意蕴解读，对现代文学作家沈从文等人作品中的生态意蕴解读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三，突出对中国当前文化生态的批评和研究。随着大众传媒时代和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化生态问题日益凸现出来。然而，我们的生态批评对这一领域产生的新型审美文本研究远远没有跟上节奏。与传统的审美文本不同，在大众传媒时代，“只需要找到特定时空范围内别人还不知道的事件，把它投放到日常生活中，让每个人以此表达人生在世的种种关切和愿望，表达缠绕在人们起居之间的人生情绪——

一个审美文本的诞生和阅读便告完成。”因此，超级女声、网络恋情、电子游戏、韩剧之类的新型文化审美文本便会以其容量巨大的情绪样态改写我们的“文化生态场”。这就需要我们的生态批评发挥积极的文化引导与规范作用，对大众传媒中广为传播的虐待动物、围观强奸、江河污染等有违生态伦理道德的文化现象及时展开切中肯綮的批评，促进社会主义精神生态的和谐，进而在鲜活的时代文化中撒播生态文明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