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稿

导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稿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教学对象：基层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教学目的：学员懂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关系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教学提示：可适当引用教学参考之内容；

教学时间：一个半个小时。

把什么样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一个事关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的根本问题。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件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事。它表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又实现了新的历史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展又结下了新的硕果。这对于我们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伟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印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但是，理论只有同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结果、发展了八十余年。在这八十余年里，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中国化”过程。这个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实践，又反过来被实践推动获得自身发展的过程。这一中国化过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了伟大的理论成果，分别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思想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思想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它重点解决的是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道路等一系列问题。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古老的东方大地，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思想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人民翻身得解放。同志是思想形成的主要贡献者。在他的著作中，用最形象的语言，生动地描绘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独特的文风、充满睿智的语言，至今为世人所敬仰。如“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自尝一尝”(实践第一的观点)。读同志的书，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还可以学到其他一些方面的知识。因此，今天的我们，还是应当读一读的著作。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理论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第二个伟大理论成果。1978年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命题，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做出了核心的贡献。他善于用最朴实、最通俗的语言，深刻地阐述有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引导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退居二线，形成了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以后的十三年中，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在国内，改革触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各种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国的改革是否还能继续下去，中国的未来将向何处发展，这一切引起了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深刻思考。在中国党和国家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定地沿着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这十三年里，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十三年里，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同时，也获取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结晶，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的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深刻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这种一脉相承关系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拥有共同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曾丢弃过这个思想武器，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眼光打量世界，分析世情，洞察人类发展趋势，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拥有共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来自实践，服务实践，又通过实践的推动获得自身的发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是后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都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奉若教条，顶礼膜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充分体现各个时代的要求；既一脉相承，又别开生面，充分展现着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旗帜鲜明地指出：“过去所有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少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最大公无私。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作为它们继承者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它们产生的时代各不相同，承担的具体历史任务也各不相同，但其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由于以上三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只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那种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要学习好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与深入学习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

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

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两个思想体系所产生的时代相近，都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产物，而且都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同时也都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为根本任务。这就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必然要站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之上，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定要继承邓小平理论。但是，同邓小平时代相比较，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有些问题，我们能够用邓小平理论加以解决，有些则必须用发展了的邓小平理论来解决。我们不能要求邓小平理论把所有的问题都预料到了，都解决完了。这是不可能的。真正解决今天的问题还要靠我们自己。这就要求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而丰富、发展的结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

既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关系如此紧密，那还有什么必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呢？

有些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仅仅地理解为“三句话”。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难以成为体系，无非就是那“三句话”。显然，这种认识降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看法，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同“三个代表”的要求混为一谈了。作为“三个代表”要求，确实就是“三句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宋体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说，这是很关键的“三句话”，关键就在于它们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和集中概括，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画龙点睛”之笔，但绝不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部内容。

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说的：“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一书中，也从16个方面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切足以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正是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仅仅是有关党的建设的理论。诚然，“三个代表”的最早提出，是针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了，中国的大局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稳步发展，一句话，中国的事情才能办好。所以，针对党的建设而提出“三个代表”，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当时提出来的只是“三个代表”的要求，而不是作为体系提出来的。如前所述，作为思想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有关党的建设，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同志对此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工作中自觉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很有帮助。

继承的典范，发展的典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本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正因为如此，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坚持的典范，又是发展的典范。两个“典范”，辩证统一，既形象，又深刻，充分说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但是究竟坚持在哪里？发展在哪里？或者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哪些是一脉相承？哪些又体现了与时俱进？对此，同志在“七一”讲话中用了四个“新”加以概括。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创新的成果，就不难看出，有五个方面的创新具有特别的意义。

(1)形成了“既不落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国情党情观。把现在的中国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性贡献，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同时又结合发展了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深化了对基本国情的认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过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同志从党的纲领的角度，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基本途径，这就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党情的一系列观点，更是充满新意。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经过八十年的发展，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同志所概括的这两大变化，极关紧要。一方面，这两大变化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八十年发展所取得的全部胜利、成就和进步；另一方面，这两大变化又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全部挑战和考验。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要想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可以说新型党情观的建立，为我们今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研究和解决党的问题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

(2)形成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嘱。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发展为中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同志深刻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讲共产党的先进性，讲代表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讲社会的稳定，这些都要以发展为前提。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强盛，没有全体人民的富裕生活，没有传承文明的基石，没有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之，没有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都是一句空话。可以说，把发展提升到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3)形成了“三个文明”一起抓的社会进步观。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同志在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进步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六大上，又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张。“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在对待社会进步的认识上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发展。因为世界的潮流是，人民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需求，也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同时民主的意识、当家作主的意识不断增强。“三个文明”的提出，可以说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呼唤。

(4)形成了“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建设主体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主体问题上，我们党有过曲折的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把工、农、兵视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而把知识分子归入“异类”，视为改造的对象。特别是“”期间，知识分子更被打入“臭老九”之列，严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明确提出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对于像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社会中介组织中的人员、自由职业者等，许多同志对他们还是另眼看待的。同志在他的“七一”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些人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提出应允许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不仅提高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5)形成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我们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课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反复告诫全党：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后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为此，他特别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八十多年的奋斗，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本”、“基”、“源”说，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确立了是否真正掌握、是否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重要标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但不是最后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阶段，但不是最高的阶段。作为一个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又为实践所发展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终极的真理，它仍然需要发展，需要丰富。正如同志说的：我们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突破我们。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生动体现。

教学参考之一

“三个代表”走进党章的历程

最初的思想轮廓：1993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2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纵观七十二年的历史，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联系的。这可看做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思想的早期阐述。1996年3月，在《关于讲政治》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这可以看做是他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雏形。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可看做是他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早期思考。2000年1月14日，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如何保证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经得起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这是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进一步解决好的最重大的课题，也是决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跨世纪发展中进一步巩固和充分显示优越性的根本问题。”从这段话中，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轮廓。

最初的提出：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利用在全党开展“三讲”教育活动的重要时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2月20日，出席广东茂名市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坚持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也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把党建设好。这里，已经提到了两个代表。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端。25日，继续在广东考察的在广州市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他在发表讲话时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根据目前已披露的文献资料，这是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三个代表”这一科学论断。

2000年5月8日至15日，先后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重点就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进行调研。14日，他在上海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并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穿‘三个代表’的要求”。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作了进一步的明确。

最初的系统论述：在此以后，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上的阐发更加系统。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篇讲话中，同志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这篇讲话因此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书。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三个代表”开始由一个重要论断发展成为思想体系。

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再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在“5·31”讲话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指导意义从党的建设领域向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拓展。

庄严地走进党章：2002年11月8日-14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主题报告。十六大报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灵魂和主线，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历史经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揭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个坚持”和“四个必须”的根本要求，对切实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做出了全面部署。这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此时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科学理论。在这次大会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庄严地写进了党章。

教学参考之二

“三个代表”产生的世情、国情、党情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世情、国情、党情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关于世情：概括地讲就是一个主题，三大趋势，外加一个低潮。

一个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虽然当今世界上依然矛盾重重，复杂多变，而且局部的战争不断，但从总体上讲，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当今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一主题下，国家间进行着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三大趋势：一个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世界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这多极中，美国、俄罗斯、欧盟、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组织，都会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虽然这种发展趋势不合美国人的口味，但这样的趋势无法阻挡；另一个趋势是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趋向直接流动和配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使传统经济活动走向全球化，而且带动了政治、思想、文化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和冲击。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对策，就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陷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再一个趋势是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抢占科技这个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

一个低潮：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目前仍处于低潮。由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国内的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也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世界社会主义的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究竟为什么会解体？具有几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失去政权？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把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清楚了，我们党就会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更好地领导人民在新的世纪谱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关于国情：最大的国情是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虽然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从整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但这样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小康、不完全和不平衡的小康。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我国国情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些都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关于党情：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国际国内广泛深刻的变化和党内外千头万绪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党内环境，即党情。

首先，中国共产党面临艰巨的历史任务。经过长期的发展，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其次，党员队伍的数量和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党员的数量由3500万人发展到6600多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46万人，现有党员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在党员队伍构成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虽然工人(包括知识分子)和农民党员仍占了大多数，但是，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的人甚至一些以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人也开始加入党的组织。

再次，党的干部队伍正在进行整体性新老交替。与20年前相比，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的平均年龄降下来了，文化程度提上去了，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是，这些中青年干部也有其不足，主要的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不够系统也不够扎实。另外在实际工作中也还缺乏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还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力气。

第四，党执政时间越长，越要十分警惕党的执政地位可能带来的影响。虽然党已经持续执政50多年，但同样面临着执政的考验。这个考验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二是容易滋生和积蓄既得利益。三是容易出现权力失控现象。四是容易失去生机和活力。作为执政党，必须时刻警惕这些现象发生。我们只有努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才能够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同志所说的三个“相当不少”，即“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也相当不少，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相当不少”。

教学参考之三

思想的破产催促了组织的垮台

——苏共在对待理论方面提供给我们的教训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由领导革命暴动转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面对大量前所未遇的、不可能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新情况、新问题，共产党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而不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才能适应时代要求，闯出新路，不断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这就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结合变化的实际，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惟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能富有生机，充满活力。然而正是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以来，苏共不但把领导人民夺权时的那套党建理论绝对化，而且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死的教条。这不仅使广大党员对理论淡漠，而且也使他们在长期的灌输中不知不觉地认同僵化，形成了自己不愿思考问题、消极等待上级指示的习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活力，外表强大的党，本身也就变得本质脆弱、不堪一击。这种脆弱在改革中充分暴露出来了：党的理论在与其他各种思潮的论战中漏洞百出，迅速败北，不可能被作为探索和创新的工具，于是党员纷纷放弃这套理论，转向对其他思想的信仰。所以可以说，思想上的破产才注定了苏共组织上的垮台。而这种思想上的破产，与其归罪于其他思潮和理论的冲击，还不如说是由于苏共以僵化的思维对待马克思主义导致了党的整体探索创新能力的丧失。

与理论上的僵化、教条化相对应的是，苏联党和国家的发展也陷于停顿，越来越失去了在行动上和政治上切实应对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变化的能力。其结果是，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将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最新成果用来为社会进步服务，不能及时实现从社会经济的行政命令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阶段的极端条件下、在卫国战争和战后恢复年代是有效的)向更加符合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的体制过渡。

显然，20世纪80年代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理论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是造成苏联社会停滞发展的内在原因，也试图从理论创新上实现突破。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了他的那一套美其名曰“新思维”的理论。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创新并不是从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出发，而是大量地掺和了西方的各种流行的所谓“民主”和“人道”的观点，使“新思维”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成了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越出社会主义范围。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仍然把“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可能性”作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改革逐渐变为改向，即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使改革脱离社会主义方向。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改向的标志，在这次会议上，苏共正式易帜，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苏联改革的车轮转向了以“瑞典模式”为目标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从此，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步步地走向了衰亡，直至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反面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否则，理论创新必然要跑偏，其结果必然要把社会主义引向邪路，甚至葬送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