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监督条例党课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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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正式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不仅是我们党建党82年、执政54年来所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而且还是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条例》的施行，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们的党内监督工作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条例》的施行，是我们党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一项重大举措。《条例》的施行，对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条例》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谈话，中外媒体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均给予《条例》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们党制度反腐，制度建党的一件大事，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开党内制度监督先河的重要里程碑。《条例》的影响之大，被党内外关注之深，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史上是罕见的。

中央和省委都明确提出，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好《条例》这部重要的党内法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为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和领会《条例》的基本内容和精神，下面我结合个人的学习体会，谈三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条例》起草制定的过程和背景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条例》的起草制定早就已经提上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日程。1990年3月12日，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此后的13年里，十四大、十五大都一再重申要制定《党内监督条例》，还曾提出过制定草案或试行法规的设想，并从党的十四大之后着手起草工作。《条例》在1990年手1995年分别两次启动起草工作，这些探索为第三次起草工作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十分有益的经验。

党的十六大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列入重要工作日程。2002年底，《条例》启动第三次起草工作，在中央纪委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起草撰写，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几经修改，十三易其稿，《条例》最终诞生。《条例》起草工作，尤其是第三次起草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应当说，《条例》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是全党共同努力的结果。

首先，《条例》是我们党关于党内监督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高度重视党内监督问题。强调党要取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必须高度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包括发挥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

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执政后如何通过有效的监督以防止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更是十分重视，不仅对党内监督的重要性作过多次论述，而且就监督方法和途径提出了“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最重要的是监督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党内监督的思想。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反腐败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的思想，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法制化”这一目标。从而把“制度”作为党内监督的一个重要载体提了出来，并正式提出要制定《党内监督条例》，这使我们党关于党内监督的理论又发展了一大步。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党要依法执政的思想，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提出了加快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的具体要求。去年底，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把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目标进一步明确为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会上同志还发表重要讲话，并代表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郑重表示要以身作则，自觉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些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对权力加强监督制约的具体方向，也催生了《条例》的起草制定。

第二，《条例》是我们党关于党内监督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

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其中就有很多关于党内监督的内容。(如第四条规定，党员派到其他地区工作或到党外进行活动，必须受当地党的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在时期，我们党创立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迄今为止仍不失为党内监督的有效方法之一。但由于战争年代遗留的思维惯性，以群众运动作为开展党内监督的主要方式在建国后还一直长期沿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最重要”论断的指导下，我们党恢复重建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内容不断得以丰富，纪委的专门机关作用也日益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并形成了“三项格局”的工作局面。

随着我们党对制度建设对于党内监督作用认识的深化，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和人民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的监督”。1987年7月29日，根据这一精神，中央纪委下发了《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虽然这个规定没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但是，可以看作是制定党内监督专门规定的前期酝酿。

自1990年提出要起草制定《条例》后，运用制度进行党内监督的探索也逐步深入进行，1997年2月4日，中办转发了中央纪委《关于重申和建立党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民主生活会制度、巡视制度、述职述廉制度、党代会常任制(例：椒江)等一系列党内监督的具体制度先后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开始探索、试点和建立，这些制度的探索都为《条例》的起草制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首次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弘扬了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新风，这更是直接促使了《条例》的诞生。

第三、《条例》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客观要求。

如何通过实施监督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尤其是在党执政后，如何通过有效监督以保证党执掌的政权用来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出现四个多样化，体制改革还刚刚起步，新旧体制、机制、制度还处在激烈的碰撞和转换过程之中。在国际上，全球化的浪潮已是不可阻挡，国际局势仍然动荡不安。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前苏联、东欧共产党由于缺乏监督而丧失政权的教训历历在目。要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势必面临着转型的重大考验。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施严格的党内监督的迫切性更是显得尤为突出。

第四，《条例》也是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虽然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胜利。但是，当前腐败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在中纪委向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的对比：1992年552002年的两个5年间，全国处分党员数分别为669300和846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数分别为121500和137711人，增加13.3%；处分县处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20295和28996人，增力42.9%；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和2422人，增加44.8％；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和98人，增加25.6%。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近几年中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违9违法案件呈上升趋势；有的地方、部门和领域，尽管对腐败现象进行了严厉惩处，但“前腐后继”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在土管、城建等一些特殊岗位，出现领导干部大范围腐败的现象；在有些地区和部门甚至还出现整个班子大多数人的“集体性腐败”。正是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充分认识到监督对于反腐败的重要性，提出了要构建教育、监督、制度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然S6，现实中我们实施监督尤其是党内监督的现状并不十分乐观。在主观层面，党内监督意识虽然不断提高，但仍然比较薄弱，领导干部不想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的思想还比较严重，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更是不强，往往认为上级监督是“不信任”，群众监督是“找茬”，思想上消极抵触，对普通党员而言，主动监督的意识更是淡薄；在客观层面，目前干部监督机制规定措施虽然不少，但仍存在操作性不强，执行不力的情况，如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不到位，民主生活会制度质量还不够高，有些还流于形式等等。究竟其原因，根本上是由于缺乏权威的党内法规在制度刚性上的保障。因此，当前反腐败的严峻形势和不同程度存在的监督不力的现状也急切呼唤着《条例》的出台。

《条例》作为我们党规范党内监督工作的一部根本的党内法规，其起草制定经历了十三年的艰难过程。这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内监督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党的各级干部的监督意识特别是接受监督的意识的培养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党内腐败现象发生发展以及如何遏制的规律的认识更需要一个过程。当我们对这些规律性的问题还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条例》是起草不出来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的胜利召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党要依法执政理念的提出，这为我们起草制定《条例》明确了指导思想和方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开展党内监督的有效经验，这为起草制定《条例》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和一些具体的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这为《条例》的出台提供了扎实的制度环境准备。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党员和党组织开展监督的意识大大增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规律性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条例》的出台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二、《条例》的框架结构、主体内容和特点

(一)《条例》的框架结构

《条例》系统总结了党内监督工作的历史经验，汇集了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在党内监督方面创造的新鲜经验，对党内监督的基本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了党内监督体系的框架。《条例》分“总则”、“监督职责”、“监督制度”、“监督保障”、“附则”5章，共47条，6600余字。《条例》通过这五章的结构，系统地回答了监督者的地位、权力，以及监督的重点、路径、办法等党内监督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

第一章《总则》共5条，主要规定起草制定的目的依据、指导思想、监督重点、监督内容等；

第二章《监督职责》共6条，主要规定各级党委、党委委员、纪委、纪委委员以及党员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在党内监督中的职责和作用；

第三章《监督制度》共十节28条，是《条例》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规定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即：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

第四章《监督保障》共5条，主要规定党内监督的保障措施和监督行为、监督人的保护措施。

第五章《附则》3条，主要规定适用范围、解释权和生效时间等。

借得注意的一点是，《条例》通篇把“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一目的和宗旨作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二)《条例》的主体内容

l、立法目的、指导思想和渊源

关于《条例》的立法目的。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理解立法目的。第一个层次是“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很多人认为《条例》是个反腐倡廉的制度，但更准确地讲它是个发展党内民主的条例。第二个层次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就是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第三个层次是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关于《条例》指导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必须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同时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这是我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还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这个指导思想贯穿于《条例》的全部内容。

《条例》的渊源也就是《条例》的立法依据。从总体上看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党的十六大所确立的一系列党内监督的新思想、新认识，这是《条例》的理论渊源；二是《党章》的有关规定，这是《条例》的制度渊源；三是各地对党内监督的制度探索，这是《条例》的实践渊源。

2、党内监督的对象和内容

《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从理论上讲，党的全体党员既是党内监督的主体，同时也都应成为被监督的对象。据屈万祥同志介绍，原先《条例》在规定监督对象时也曾考虑把全体党员都列为监督对象，中央政治局在审议时明确提出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所以最终把监督对象重点确定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

为什么把“一把手”作为党内监督的重中之重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一把手”在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决策和决策的执行都起着关键作用，负有全面责任，这种特殊地位和影响，要求把他们作为监督重点对象之中的重点。从党的法规上明确把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作为监督对象的重中之重，对于从严治党，对于治理好整个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都将会产生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实中对“一把手”的监督也的确是难点中的难点，虽然“一把手”一般都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经历许多严峻考验，我们党从来都是十分倚重的。但由于缺乏监督导致出问题的情况也越来越突出，如沈阳“慕马案”中就出现了17个“一把手”腐败这一触目惊心的例子。因此，中央是从关心爱护的角度出发对“一把手”从严要求，从而提出严格的监督措施，对这一问题我们应当作这样认识。

同样是基于突出重点的考虑，《条例》第四条规定了党内监督七大重点内容，而不是面面俱到。这七项重点内容是：第一，遵守党的章程和其它党内法规，维护中央权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决定及工作部署的情况；第二，遵守宪法、法律，坚持依法执政的情况：第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第四，保障党员权利的情况；第五，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况；第六，密切联系群众，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监的情况；第七，廉洁自律和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七项内容中并未包括决策失误、执法、司法等行使国家和社会管理职责方面的问题，其主要是顺应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党领导方式转变这一要求而确定的，党的领导要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处理好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而不是直接去处理应由国家和政府管的事情，所以《条例》也不直接对这些政务活动进行监督。

3、党内监督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有6900多万名党员。如何进行监督?各自的职责是什么?《条例》专门设立《监督职责》一章，明确了党内监督的六大主体，并把这六种主体的监督职责或责任、权利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规定的有利之处在于：一是明确了各主体在党内监督中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责任、权利，有利于各主体提高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开展监督。二是为各主体行使监督权提供了明确依据，有利于依法排除干扰和阻力。三是明确了各主体的地位、作用和关系，有利于党内监督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负其责，依纪依法按照组织原则和严格程序有序开展。四是在强化监督制约的同时，有利于保护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保护领导干部敢抓敢管、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按照《条例》规定，党内监督的六大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组织主体，包括党的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类是个人主体，包括党的委员会委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党员、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在《条例》中这六个主体在党内监督中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职责或责任、所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同的。按照《条例》第六条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在党内监督中处于领导者地位，在党内监督工作中承担全面领导责任；按照《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处于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党内监督工作地位，并组织开展党内监督工作的督促检查；四类个人主体在党内监督中都处于重要的参与者地位，同时，按照各自不同的身份，《条例》赋予其不同的监督责任，确定了不同的监督方式和渠道。

《条例》对上述六种主体的监督职责或责任、权利的规定，是根据党章关于党委、纪委职责、任务和党员权利、义务等规定，根据党内监督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规律而提出的，对于具体的职责，《条例》规定得十分明确，在此就不多作重复。需要注意几点，一是对于党委和纪委委员的监督责任，都严格限定了监督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人和事行使的是委员的监督责任，超出这个范围的就只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来进行监督或者以其他方式提出。二是对于党员，规定监督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权利，所谓权利，这是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的。而对于党委、纪委及其委员，则只是一种职责或责任，这是不能不行使的义务，不履行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是对于党代表的监督责任，由于党代会常任制还在试点之中，因此只作原则规定。

总的来说，《条例》确立的这六大监督主体在党内监督工作处于关键和基础的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能否真正发挥，他们的监督工作是否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对党内监督工作起着决定性作用。

4、党内监督十项制度的设计

制度建设在党内监督中起核心作用。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以制度为载体的民主是没有保障的民主，没有以制度为载体的监督是没有秩序的监督，而且是软弱的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必须要有制度规范，制度的可行性和约束力，决定了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条例》在总结党内监督的历史经验、根据党内监督的现实需要、着眼于解决党内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而设立了十项监督制度。

十项监督制度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党的历史上有的传统的制度，包括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民主生活会等制度。第二类是近年在实践中创造形成的制度，包括巡视、述职述廉、谈话诫勉等。这是把近年好的作法、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上来的。第三类，依据党章和党的十六大的报告创设的、目前在党内还没有实行的、探索性、创新性的制度，这就是询问质询和撤换要求及处理这二项。这十项制度，涵盖了上级对下的监督(报告、巡视、谈话和诫勉)、班子内部的相互监督(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民主生活会、询问和质询、撤换要求及处理)、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重要情况通报、述职述廉)以及联系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桥梁(信访处理、舆论监督)。

第一项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项制度的设计，就是为了解决领导班子中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条例》对必须列入党委集体讨论的事项作了明确规定，对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分别提出了要求，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要通过制定、完善、执行议事规则以严格程序。对《条例》未明确但需要集体讨论的问题，也要求在议事规则中去明确。条例中还特别规定，班子成员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

民主集中制虽然是我们党的一项根本组织原则，但在实践中执行并不十分理想，在一些地方，重大问题由一把手或者少数人说了算的现实也并不少见。我们党也对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贯彻落实进行了许多探索(例：重要干部任用的票决制)。这一次把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督制度写进《条例》，而且作为摆在第一位的制度，从党内监督的层面更深一步地理解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

第二项制度：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这项制度是保障党员和群众知情权的重要制度。实行这项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知情权的问题，这是监督的一个重要前提。

《条例》对这项制度的设计共分四个层次的具体制度：一是党组织向下级党组织、党员以及社会上通报工作的制度；二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代表通报有关情况的制度；三是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或请示的制度；四是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向党组织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制度。需要说明的是，这项制度有些内容是新创立的，有些则是原先都在做的，如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1997年1月就已以中办、国办的规范性文件下发执行，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并不十分理想。这次作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写进《条例》，大大增强了制度执行的刚性。

第三项制度：述职述廉制度。这是一项新的制度，也是领导干部比较关注和敏感的问题。《条例》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中央纪委常委会向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报告工作。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分别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报告工作一次；设常委会的基层党组织的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分别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报告工作一次。《条例》还对省部级以下党组织的领导班子成员直至党的支部的负责人的述职述廉作了明确规定。

对于我们浙江省来讲，述职述廉工作已经有了一段时期的探索(例：宁波、绍兴情况)。去年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从执行中看，这项制度还要进一步规范。有的单位只是笼统地报告没有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有的单位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把领导干部的“家底”亮给群众。所以，要真正发挥好这项制度的功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完善。

第四项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民主生活会是我们党内发扬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的一个主要载体。但个别地方、部门好人主义盛行，开展党内民主生活会，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成为一种形式。使一些本来通过民主生活会，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解决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在违纪违法道路上越走越远。这项制度效果不明显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这项制度不好，而是在于执行得不好造成的。为此，《条例》抓住主题确定、主要负责人责任、情况通报、群众意见处理等民主生活会中的关键环节作出明确规定，并规定，党内民主生活会必须符合规定要求，否则将被责令重新召开。

第五项制度：信访处理制度。设立这项制度的目的是要求各级党委和纪委重视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并用制度采保障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这项制度实际上是把党员的监督与人民．群众的监督转化为党组织的监督。如果群众反映的问题，有关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没有按照《条例》的要求，妥善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那么就必须启动监督保障程序，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六项制度：巡视制度。巡视制度是近些年来党中央为加强对地方各级党委班子尤其是主要负责人进行监督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条例》规定了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巡视组，的权限和禁止事项(如巡视组不处理所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等内容。按照《条例》规定，巡视制度目前要求中央和省、市、区这两级党委建立。对于巡视制度，《条例》只是作了比较原则的规定，对此，中央还将要专门制定工作条例。

我省对巡视工作十分重视，目前正在紧张地准备之中。省委已决定设立四个巡视组，每一组负责对几个市和部分省直机关进行巡视。按照省委要求，每个巡视组由七人组成，组长在刚离开领导岗位尚未离退休的正厅级(第一组为副省级或正厅级)老同志中选任，副组长为副厅级(第一组为正厅级)领导职务，每组还配一名副厅级巡视专员和两名处级巡视员，均明确为领导职务。省委还设立巡视工作办公室，为副厅级机构。巡视组的组建要求四月底完成，下半年正式开始巡视。

第七项制度：谈话和诫勉制度。这项制度是在总结了一些地方经验(包括浙江省)的基础上设计的，目的是上级党委和纪委为了加强与下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沟通联系，了解情况，加强教育，对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给予提醒和教育，防患于未然。对这项制度，《条例》确定了日常谈话、任职谈话和诫勉谈话三种形式，并对各自的目的、使用范围、手段等作了比较明确的规范，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我们省对这项制度的探索是比较早的，省委组织部早在1996年就已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干部诫勉制度，1998年省纪委也建立了领导干部谈话诫勉制度，近几年来，《条例》确定的这三种形式的谈话均已普遍推行。

第八项制度：舆论监督制度。舆论监督是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设立这项制度，就是既要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把舆论监督作为监督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一个有效手段，作为联系党和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桥梁，又要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对于这项制度，主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舆论监督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二是舆论监督途径要按规定和程序进行，即通过内部反映和公开报道两个渠道；三是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并接受舆论监督，要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自觉和主动地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各项工作；四是党的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正确导向，保证新闻舆论监督的健康开展。要在把握好这四个基本要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第九项制度：询问和质询制度。这是根据党的十六大的要求，参考国家法律关于人民代表大会询问和质询的规定，确立的一项新制度。对于这项制度，《条例》作了如下规定：其一，询问和质询只适用于地方各级党委和纪委；其二，明确询问和质询的内容范围，限定为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日常工作中的问题)则不属这个范围；其三，明确询问和质询的方式；其四，明确质询只能在对询问答复不满意情况下才能进行；其五，为防止党内串联等非组织活动，没有规定联名提出询问和质询。

第十项制度：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制度。罢免和撤换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考虑到党组织的特点和当前党内的实际情况，《条例》只对这项制度作了比较原则的规定。一是为了稳妥起见，只规定在各级地方党委和纪委中实行；二是对提出罢免和撤换建议作了严格要求；三是罢免和撤换要求应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上级党组织负责受理和处理。

(三)《条例》的几个特点

从以上这些内容上看，《条例》体现出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1、权威性。《条例》作为中共中央的规范党内监督的基本党内法规，其效力仅次于党章，虽然名称叫作“条例”，实际上其效力相当于“准则”，是处于第二位阶的党内法规制度，具有极高的党内权威性，是开展党内监督的“尚方宝剑”。

2、民主性。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党内监督的基础。重视发展党内民主，重视在党内建立一个非常健康、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进而推动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条例》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贯穿整个条例的思想主线。《条例》不仅在立法目的中明确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主题，而且在十项制度中，对发展党内民主这一精神，从内容到程序上都有明确的规定。

3、针对性。针对性也是《条例》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条例》通篇就是针对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针对党内监督的的重点部位和重点内容，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管用的监督制度。

4、可行性。《条例》的有关规定注重从实际出发，重点解决时机成熟、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求解决所有问题。《条例》所确定的监督制度都是现实中证明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普遍起重要作用的制度，对一些制度时机还不成熟、还需在实践中继续完善的制度，就没有写进《条例》。如财产申报制度。

5、系统性。《条例》作为党内监督的基础性党内法规，构建了一个多层面的、各种形式的、相互配套的相对完整系统的党内监督体系。《条例》中既包括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也包括了下级对上级的监督，更包括了平级之间的监督。既有党内监督的主体内容，也体现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精神，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监督网络和体系。

6、创新性。《条例》中有许多观点和提法等方面在我党制度建设历史上是首次明确提出的：如首次提出关于对中央政治局的监督内容；首次正式确立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首次明确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监督职责；首次就舆论监督在党内法规中作出规定；首次把有关监督办法上升为党内法规制度。

7、开放性。《条例》作为党内监督的基础性党内法规，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有待于在今后的党内监督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条例》所确立的党内监督制度，只是目前实践中比较切实管用的制度，还需在今后的的发挥余地和空间。

三、学习和贯彻落实《条例》的几点体会

在学习《条例》的过程中，还有以下几点体会，供大家下一步深入学习时作一些参考。

(一)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好《条例》，首先要充分认识《条例》的重要意义。

一是要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我们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一高度充分认识《条例》施行的重要意义。《条例》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性的认识，早在延安时期，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就已回答，我们找到了一条道路，这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我们党从执掌全国政权开始到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学习探索和艰苦努力，我们党在怎样把我们党建设好，怎样才能切实有效地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方面，已经探索出一条基本的思路，总结出一些有效的办法，这是一个过程，一个很长的过程。期间有很多经验，也有很多教训，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就是这些办法、经验和教训的产物。因此，《党内监督条例》不能等同于反腐败条例，我们可以说，《条例》是一部反腐败的重要法规，但同时《条例》又不仅仅只是一部反腐败的法规。我们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条例》和其所体现的立法思想，倍加珍惜这部法规，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从对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精神，来遵守和执行这部法规。

二是要从密切联系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一高度来认识《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党每年都要处理一大批违纪的党员干部，当然个人原因存在很大因素，我们还必须从体制、机制、制度上来寻找原因。既要加强教育，又要从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加强国家法制建设方面，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样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二)学习和贯彻落实《条例》要强化制度意识、民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制度在实践执行中能否真正落实到位，关键还要靠人的自觉性。因此，强化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这三个意识，对于学习贯彻《条例》采说十分重要。

一是制度意识。《条例》所构建的党内监督体系中，把制度建设放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这是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就早已指出了的。随着我们党对制度建设重要性认识的逐步加深，制度建设必将涉及党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条例》的出台就是我们党实现制度反腐、制度建党的重要标志。贯彻落实好《条例》规定的各项制度，强化制度建设是关键。有了这种意识，才能更好地自觉遵守和执行好这些制度，使党内监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民主意识。党内民主是实现党内监督的基础。因此，前面也已经说过，《条例》把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加强党内监督，既要着眼于发展党内民主，又要着眼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二者不可偏废。只有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加强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才有生命力，才是健康有效的，才能使党的活动符合全党的意志和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只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才能将发展党内民主的成果转化为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因此，把握好这样一条主线，是我们学习这部《条例》的关键。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处在党内监督的各个关节点上，既是被监督的对象，又是监督的主体。因此，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一方面要树立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要把充分发扬民主作为自己的职责和义务，鼓励广大党员干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勇于监督。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对组织和他人的监督是自己的民主权利，增强权利意识和勇于监督的使命感，在自己的范围内起带头表率作用。

三是责任意识。《条例》通篇贯穿了责任与权利相一致的原则。除明确各监督主体的监督权同时又是监督责任、每一项具体监督制度都提出责任要求外，还专设第四章“监督保障”，作为责任落实和追究的专章。这在党内法规中是少见的，充分体现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必监督，滥权必追究的精神。因此，有效增强责任意识，把自觉接受监督和自觉行使监督职责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来看待，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学习《条例》的一个重大收获。

(三)树立和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创造性地推进《条例》的贯彻落实。

同志在今年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求真务实，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精神，加强求真务实的作风建设，是我们党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条例》的施行，对推进党内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进程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从其真正得以落实、收到实效的漫长征程来看，现在只是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小步”。要学习和贯彻实施好《条例》，就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要切实把《条例》规定的监督职责、各项监督制度落到实处，自觉接受监督，大胆开展监督。《条例》的贯彻落实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要做好与《条例》配套的其他党内法规制度的起草制定工作，逐渐形成以《条例》为基本法规，由若干配套规定和解释所组成的比较完备、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进行探索和创新，不断赋予《条例》以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