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星空中，有我发出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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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萌发了她的记者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她懂得了记者职业的神圣。事业成功的樊云芳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颗星

樊云芳1945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

“还在大学时代，我就做着记者梦。这个梦萌生于一篇振聋发聩的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时她想，“要是我今后能当一名记者，并写出一篇这样震撼人心的报道来，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大学毕业后，樊云芳来到山西雁北工作。业余时间写写稿子，成了她的最大乐趣。为了采访，颠簸的乡间土路上，身怀六甲的樊云芳坐着装满化肥的高高的马车下乡；艰苦危险的矿井里，樊云芳沿着镶嵌在井壁上的钢筋，爬到100多米深的井下……

渐渐的，报纸上可以见到她写的“豆腐块儿”了。她的新闻生涯，就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发轫。

1978年，山西省委宣传部推荐樊云芳到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

那一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横空出世。这篇文章在推动解放思想、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上开了先河，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樊云芳为能成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感到无上荣光。她在笔记中写道：“我发誓，永远不玷污光明日报记者这个神圣的称号。”

梦想成真的樊云芳一年后便崭露头角。

她的成名，是从长篇通讯《追求》开始的。

1980年11月，樊云芳发现了栾茀这一知识分子典型。她要为这个受极左路线迫害的知识分子呐喊，为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而歌唱。此时栾茀已病重住院，樊云芳在病房里和他作了20多次访谈，写出了第一稿。

报社慧眼识珠，马上发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但要求樊云芳改写。

第二稿、第三稿，她把全部激情凝注于自己手中的笔。其间，栾茀去世，樊云芳身心俱疲，一度想要放弃……

樊云芳忘不了，报社一次又一次地给她鼓劲，记者部全体人员对稿件进行会诊，提出了关键性意见：人物形象高大全，缺乏人情味；要是能将其还原为活生生的普通人，这篇稿子就成功了。

樊云芳茅塞顿开。

终于，历时3个月，4易其稿，14000字的长篇通讯《追求》完成，刊出后轰动全国。《追求》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台、《新华文摘》迅速转载和转播，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话剧、连环画，收入大学新闻系的教材。

此后，樊云芳写出一篇篇新闻力作，引起一次次强烈反响。

整个80年代是樊云芳新闻事业的丰收时期。她不知疲倦地奔波在采访途中，倾听时代，感受心灵，记录中国前进的一个个脚步。

业绩给樊云芳带来荣誉：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樊云芳的名字在中国新闻界叫响了。

死神黑色的翅膀忽闪掠过，“死而复生”的樊云芳懂得：“只拥有事业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光辉的一面”

1992年冬，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最后一天，樊云芳突发肠道出血被送到海军总医院。医生诊断：直肠癌中期。

残酷的现实，将正处于生命、事业巅峰的樊云芳抛到人生的谷底。

13年后，樊云芳在《生命之歌》一文中自述了当时的心境：

“明天就要被推进手术室———直肠癌全切除手术。去有时，‘归’无期，谁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着走出这个医院。47岁———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但也许从此后再不能睁开眼睛，再不能站起来，我怎能不深深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我多么渴望在动手术之前再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再去理个发，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要留下平昔满意的形象，有尊严地走；我想再逛一个大商场，在橱窗前悠悠闲闲地观赏那些美丽的商品，多年来繁忙的工作使我总是把这样的闲情逸致留给了下一次；我想到报社附近的陶然亭公园里那一株槐树下再坐一坐，那一片草地，那几株疏朗的灌木，那些欢欣雀跃、婉转啼鸣的鸟儿，曾多么地令我着迷……”

手术成功了。樊云芳回到了这个让她无限眷恋的世界。

在与死神苦苦搏斗的75个冬日里，两张单据是透入病室的阳光：一张“温暖的单子”，记着曾来医院探视的200多位朋友和同仁的名字，它浸染着报社的关爱、亲友与读者的亲情和友情，驱逐了孤独和黑暗，慰藉着樊云芳的心；另一张“灿烂的单子”，列着出院后打算做的事：给老父亲祝80大寿，携两个儿子到长江三峡旅游，回阔别17年的山西浑源县走访老友，再写一本关于新闻理论的书……樊云芳要在第二次生命中将这些心愿一一兑现，不留遗憾。

大病过后获得新生的樊云芳，也获得了新的人生感悟：“在你为钟爱的事业奋斗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你的家庭和亲人；在你一心一意追求工作业绩的时候，请不要排斥其他的生活乐趣。”

在苏州做化疗的8个月，本来就苗条的樊云芳体重又下降了20斤，满头青丝脱尽，满脸枯黄和苍老取代了原来的神采奕奕。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她就与丈夫手牵着手，蹒跚地穿行于大街小巷。结婚22年，他们从未如此从容悠闲。

总是一心扑在事业上的樊云芳，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化疗结束回到家中，儿子的一番话让她心碎：“我从小没有母爱，你总不在家，一回来就问我考了多少分。如果成绩不好，你就发火，骂完又一阵风走了……我常常想，妈妈对她的读者那么好，肯为他们做各种事，为什么就不肯为我做一碗面条？生病时，我就盼你来摸摸我的额头，但我盼了20年，就是盼不到……”

樊云芳蒙着头在被窝里哭了一夜，泪水浸透了枕头。她自责：“我以工作为挡箭牌，把身为母亲的责任推给别人、推给社会，既不是个好母亲，也算不上个好记者。”

“是光明日报为我提供了舞台，是改革大潮提供了机会，是编辑部上上下下付出了默默的奉献，是全家人为我作出了牺牲。”樊云芳说，“名记者的光环不仅属于我，更属于光明日报，属于时代，属于我的同事和亲人”。

51岁的樊云芳勇敢地重返心爱的记者岗位。她给自己重新定位：做一个快快乐乐的记者，在平凡而踏实的工作中找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随着被化疗严重损害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恢复，因病沉寂了4年的她又“蠢蠢欲动”：“我还能不能当记者？”

当记者，要深入现场，否则难有精彩的报道；当记者，出差是家常便饭，病前，她一年有大半时间外出采访。但现在，她已不具备那样的身体条件。譬如牙齿，连菜梗都咬不断，只有稀饭豆腐常保平安。还有腹泻，极顽固，偏偏又是人造肛门，稍不小心就会弄脏衣服被褥，故对出差就有一种畏惧感。

更让樊云芳犹豫的是：“假如重返岗位后写的报道大失水准，我宁愿永远消失，让读者记住我最光彩的时刻。”

最终，她说服了自己：“名记者的光环就那么重要吗？当一个普通记者怎么就没尊严、没价值了？大树和小草，哪个贡献更大？牡丹和牵牛花，谁更美丽？精英和普通人，往往被厚此薄彼。只有赶走自己内心的浅薄与庸俗，才可能坦然面对世俗的眼光。因此，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从死神手里夺回的第二次生命，不是用来自暴自弃、一蹶不振的，更不是用来争名夺利、斤斤计较的！”

1996年，樊云芳重返记者队伍。这位曾转战南北、已随丈夫在海南安家的当年的“大牌记者”，名片上印的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光明日报海南记者站记者樊云芳”。

时过境迁。到北京回报社开会，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不见了，一些曾向她请教过新闻写作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了她的上司；外出采访，几乎“隐姓埋名”的樊云芳，有时甚至会遭到“冷遇”和“怠慢”。她对这些淡然一笑，不以为意。

“朋友们感觉到这位原先的‘女强人’已变了个样子，不再像过去那样争强好胜咄咄逼人，而是变得超然了，宽容了，随和了。”光明日报一位樊云芳的同事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樊云芳说：“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新生的我。这个我，对职称、职务、待遇之类的‘身外之物’已经不大在乎，对待世俗的眼光，也尽可能淡然、释然、坦然、超然。”

但是，重新走上记者岗位的樊云芳，在新闻上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变化：虽不强求写出轰动的稿件，但写的一定要“是新闻”———未经实地采访，决不动笔。

“如果知道她得过癌症，我怎么也要阻止她那次玩命一样的采访！”海南邮电报总编辑张少中对此顿足后悔。

那是2000年冬天，张少中带着樊云芳从海口到三亚，沿途采访了一路。在通什，他们采访了乡邮员史宏珊，写了通讯《为了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在保亭县毛感乡，他们跋山涉水，采访了接替因车祸殉职的丈夫走上邮路的黎族农村妇女黄春香———通讯《一个人的邮电所》就在现场写出了初稿；在三亚，采写了《天涯投递班的“三不放过”》。回海口的路上，临时又加了个采访点———文昌……

3天半时间，马不停蹄地采写了4篇稿件！

“那天在黄春香家，看到黄家大女儿考上卫校因筹不足学费躲在角落默默抹泪，樊大姐悄悄掏出500元压在桌子上。”张少中对这个细节记忆犹深。

“我们不清楚樊大姐辉煌的过去，但她的敬业让我们感受到了昔日辉煌在她身上的延伸。”海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张春明说，“我们看到了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优秀品质”。

61岁的樊云芳退休后返聘，如今依然是一名勤奋敬业的“普通记者”。她和丈夫至今珍藏着“温暖的单子”，品味着美酒般醇香的珍贵友谊；每年11月17日———动手术的日子，他们都会“验收”那张“灿烂的单子”：已经兑现了的，勾了去———那是生活的馈赠；还没来得及做的，要抓紧。

一个清朗的夜晚，在去西沙群岛采访的海上航行中，樊云芳仰望满天星斗，心中刹时溢满了幸福。她说：“我就像这群星中的一颗。虽然不大、也不耀眼———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也在其中，发着自己的光。无数的星星交相辉映，才组成了这壮丽灿烂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