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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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

1913年冬,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在日本发起组织爱国团体神州学会,开始了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群起反对,公推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起草通电,反对卖国条约。他连夜写成了《敬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慷慨激昂、义正言辞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6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激励全国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在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活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们“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在1916年6月任北京《晨钟》报的总编辑。1917年1月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的编辑。他发表了许多反对军阀统治和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他逐步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

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后还兼任经济学教授。他一到北京大学,就参加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辑部,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1918年7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讲演大会,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接着,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这两篇文章中,他针对那种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说成是公理战胜强权的错误论调,指出这次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他宣称:人民是推动历史的主力,而一切历史的残余----皇帝、贵族、官僚、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要被群众的革命巨流彻底摧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2月,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元旦,为这个刊物写了题为《新纪元》的社论,主张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

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极其热情地参加和支持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应邀给许多当时涌现出来的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作指导或当顾问。他曾参与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还曾协助北大学生的国民社和新潮社创刊《国民》和《新潮》。1919年2月,他主编《晨报副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在这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并先到北京同见面。他们研讨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建党活动从此开始。在发起下,这年十月,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起来,成员有、张国涛、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劫、李俊、张申府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2年,中国共产党连续几次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以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要求国民党改组的主张。这年8月,根据党的决定,到上海会见孙中山。他们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随后,等共产党员即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还介绍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同孙中山会见。经过会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这标志着国民党确立联俄政府和国共关系进入新阶段。

1923年6月,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会上,和都坚决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被孙中山指定为出席这次大会的北京代表,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他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1924年2月回到北京后,立即领导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开展革命工作,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天津市和直隶省以及各地各级的国民党部也相继成立。在北方,几乎所有当时的国民党组织都是由共产党人着手建立起来并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骨干的。

1924年6月,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且在苏联住了四、五个月,参观了许多地方。当年初冬,他不顾敌人缉捕的危险,秘密回到北京,投入正在高涨的革命斗争。从1924年底到1925年3月,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和地方党组织坚决地支持孙中山北上,在北京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举行代表大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北京的党、团组织在的领导下,发动了有30万人参加的悼念活动。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在北京这个军阀统治的中心,这一爱国反帝运动在中共北方区委、赵世炎等的领导下,也开展得轰轰烈烈。6月30日,北京有五万余人参加了反帝示威。10日,20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盛况空前的北京国民大会。25日举行的第三次示威,参加的人更多,包括了郊区的农民,总数不下30万人。1925年10月和11月,和中共北方区委又领导了北京的关税自主运动和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运动。

1925年末至1926年初,全国人民展开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斗争。中共北方区委在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连续在北京举行了三次反日讨张的国民示威大会,都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2月27日,又在天安门举行了四万多人的反英讨吴大会。3月12日,发生了日本军舰炮轰大沽炮台的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3月14日,北京举行了20万人的反日大会。18日,工人、学生等200多个团体、10多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之一,他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大会组织了两千多人到段祺瑞的执政府去请愿。请愿团到了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东辕门,军警突然开枪,并用马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造成47人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的惨案。走在请愿行列的最前面,以致头部和双手负伤。他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得脱后,仍不顾危险,镇静地指挥群众退却。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不得不转入地下。3月底,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都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他和一些同志隐蔽在那里,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紧张而积极地开展革命工作。

从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春,北伐战争捷报频传。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惴惴不安,逐步联合起来进行干涉。四月六日,奉系军阀“安国军”总司令勾结帝国主义,不顾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公然调动大批军警,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等八十余名革命者和居民。

入狱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对敌人的各种引诱严辞拒绝。当时北京的《晨报》报道说:“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他表现出“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在二十多天的监禁中,他受尽折磨,但始终没有泄露任何一点党的机密,没有说出任何一句不利于革命的话。

9月28日,敌人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等二十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第一个走上绞刑台,镇定自若从容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