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插入敌人心脏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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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8日,潘汉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县陆平村。世代是书香之家的潘家,由于不去做官,靠务农,做塾师,自然成为“破落户”。

中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潘汉年十分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他常扮演穷苦人民的角色,因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观众为之动容。1921年他离校投身了革命。

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告别了家乡父老,只身来到大上海,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到上海不久，潘汉年就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参加了创造社,并任《A11》周刊主编。同时,他还和叶灵凤合办了一个小小半月刊《幻洲》。在这两个刊物上,潘汉年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如《原来如此内除国贼！》、《幻想中的OAZO》、《街头闲话》、《对空炉评空话》、《新流氓主义》等。他长于讽刺,善于说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之气,振奋了青年人,为徘徊中的青年指明了方向。

潘汉年还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政治洪流。不久,他加入了革命的国民党,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1925年夏,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这场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邀请潘汉年赴赣担任该报主编兼政治部宣传科长。征得党组织同意,潘汉年赶到南昌,担负这一任务。他日夜辛劳,把这张军报办得严肃而又富于生气,受到读者欢迎。然而,潘汉年接办报纸数月,由于蒋汪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7月,《革命军日报》随政治部被迫迁到九江。

南昌起义后,新军阀在九江强行接收政治部,潘汉年等只得全部撤出,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到上海不久,潘汉年被江苏省委任命为“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第二年，又担任由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当时,上海的左翼作家队伍由于反动势力的“围剿”及内部分歧,处于涣散状态。潘汉年依靠党的威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内,就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等组织先后成立。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潘汉年还常活跃在各进步文化团体之间,将文化界各条战线进步力量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国民党反动派手足无措!经过几年革命工作的磨炼,已成为上海文化界的名士。

1931年春,党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潘汉年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两项工作,一项是绝密的地下活动,一项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隐身地下,联合进步人士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同志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刺探情报,于是,潘汉年给人留下了“变幻无常”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一形象才使他有可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神出鬼没地活动,并取得巨大成绩。1931年1月,何孟雄、林育南等24位同志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当潘汉年侦知这一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及时通知江苏省委,要求营救,表现了身为“特科”领导人的潘汉年高度的责任心。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被国民党拘捕,引起上海文化界极大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为营救牛兰夫妇四处奔走。他利用合法形式,在汉口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了不少社会名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从而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了牛兰夫妇。潘汉年还与杨度保持着“神秘”关系。据夏衍回忆,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带他去法租界会见了一位50多岁的绅士。当时,潘汉年只告诉他:这是一位知名人士,秘密党员,以后可与他保持单线联系。半年后,夏衍在与这位老先生的秘密往来中才知道,他就是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杨度入党是由潘汉年介绍,经批准的。这件事,直到临终前对中央一位同志讲明,而潘汉年至死却没有对人透露此事,严守党的秘密。

1933年夏,潘汉年调任苏区副部长。他具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党中央又派他与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反蒋抗日。于是,潘汉年虽不再承担“特科”领导工作,但他的活动仍然很“神秘”。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等人代表中央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之后,他又和黄火青出使福州,策动“福州事变”,并和新生的福建政府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边界交通条约等协议。对打破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推动反蒋抗日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34年1月,福州事变失败,潘汉年被迫撤往香港。不久返回瑞金,继续在工作。但很快又被派到粤赣边境与广东政府的代表秘密会谈,商讨合作抗日事宜,最后达成关于停战、通商等五项协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潘汉年随营远征。第二年1月,党中央为尽快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派潘汉年出使莫斯科。于是,潘汉年就从长征队伍里“神秘”地“失踪”了。他伪装成一个烟贩子,混在一群被红军俘获的烟贩子中间,机智地经过黔、桂、湘、粤四省关隘,经香港顺利回上海。到上海后,他俨然又是风度翩翩的“绅士”,和宋庆龄及其他一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信念,并为筹备组织救国团体四处奔走。之后,他和陈云同志一起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那时,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松动。认为“剿共”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幻想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谈判方式改编红军,然后予以彻底消灭。于是,国民党政府下令驻苏大使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进行试探。因此,中共代表团委派谈判老手潘汉年和国民党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商讨停战条件。国民党以胜利者自居,条件苛刻。潘汉年坚持原则,谈判未果。1936年4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和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为了安全,他和胡愈之取道巴黎,5月初到达香港。在港停留期间,潘汉年利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大力宣传民众的抗日要求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帮助救国会开展了许多活动。之后他返回上海,致力统战工作。他一方面在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中间大力开展工作,为推动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另一方面又和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商讨合作事宜。潘汉年再次找到张冲,经周密安排,他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一次“神秘”会谈。潘汉年拿出了致国民党的信,并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但因陈立夫缺乏诚意,谈判未有实质性进展,此后双方多次密谈,均不欢而散。在谈判中,潘汉年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尽管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为后来的谈判准备了条件。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潘汉年向他申明了我党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希望南京方面积极响应,万万不可做出亲痛仇快的事。这次会谈使国民党方面下决心派宋子文、宋美龄等飞往西安,参加谈判。之后,潘汉年又奉党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国共高层次会谈穿针引线。“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

1937年冬,上海沦陷,“八办”被迫转入地下,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他利用各种关系,巧妙地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名人安全离沪,转移到香港或大后方,并迅速建立起香港情报网,把抗战信息传送给党中央及地方组织。他还一度驰往武汉,向汇报工作。在武汉期间,潘汉年展开高超的统战才能,为党积极寻找内线,搜集情报。

1944年底,潘汉年奉命北驰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8月,他又急赴东北,从事苏占区接管工作。1946年初,潘汉年再度南下,继续开展情报、统战活动。他充分利用他在上海的活动基础,从容斡旋于各派人士之间,把许多绝密情报巧妙地送到中共代表团机关所在地“周公馆”,因此获得“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的美誉。内战爆发后,潘汉年撤到香港,在香港设立了秘密电台和“流动办公室”,有条不紊地安排港、沪情报工作,为解放战争作出巨大贡献。

1947年,在全国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各派人士纷纷到香港从事组织活动。潘汉年随即投入紧张的统战工作,为共商反蒋救国大计奔走。凭着党的威信和个人才能,他将一批批民主人士争取过来,大大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1948年末,根据中央指示,潘汉年不顾敌特的破坏和港英当局的阻挠,排除万难,分批将民主人士等350余人,从海路安全送到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另外,他还亲自部署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和中国、中央民航在港员工起义,从而为新中国提供了一大批宝贵财富。在香港他广泛联系文化人,支持创办了《华商报》、《文汇报》,并在香港组织义演,为革命活动筹集大笔资金。

1949年5月5日,潘汉年按党中央的号召与夏衍、许涤新等人一同抵京,、先后接见了他们。潘汉年在上海有良好的活动基础,党中央决定派他到上海工作。1949年5月18日上海解放,任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当时,上海还处在混乱之中,整顿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成为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在市长的支持下,潘汉年先向流氓势力开了刀。他擒贼先擒王,派人向黄金荣讲明政策:只要他坦白认罪,不再包庇徒子徒孙,破坏社会治安,便可得到宽大处理。那时年过八十的黄金荣,只求安度晚年,于是欣然接受这个条件。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黄金荣自白书》。黄金荣交待了自己在旧社会的种种罪行,并告诫门徒改恶从善。这篇声明轰动一时,使有恃无恐的流氓歹徒失去了后台,再不敢横行霸道,上海从此秩序井然。

为尽快恢复上海经济秩序,潘汉年协助市长在工商界开展活动,他陪同陈市长召开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座谈会,说明党的政策,争取早日恢复生产。并要求挟资到香港的资方人士回上海开办企业。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本有疑惧心理的资本家,陆续恢复生产。不但稳定了上海工商业生产,而且使广大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有了深切了解。

在解放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潘汉年是市长的得力助手。1951年春,上海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两位市长把握“稳、准、狠”的政策,仔细鉴别,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基本上做到不放过真正的敌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又分管“五反”,对象是工商业者。他坚持“五反”、生产“两不误”的方针,一面要求资本家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违法工商业户加以制裁,另一方面支持已清除了“五毒”的资本家“各安其位”,努力从事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

期间,潘汉年同志由于受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捕入狱,冤死于长沙劳改农场,含冤27载后终得平反昭雪。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