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不惜头颅洒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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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同志,女,四川省自流井(现自贡市)人,生于一九一九年。

江竹筠同志八、九岁时,跟母亲和弟弟从家乡来到重庆,投奔在重庆开医院的舅舅家。后来,她又和母亲一起进了袜厂当工人。她虽然年纪小,但心灵手巧,很快成了熟练工。一九三三年前后,因弟弟患病需要照料,而厂方又不准技术熟练的江竹筠单独辞退,母女俩被迫同时离开袜厂。后来,母亲为生活所迫,只好又到舅舅家帮忙,江竹筠和弟弟进了孤儿院读书。她深知生活的艰难,读书不易,因而异常勤奋,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曾连续两年跳级。她和其他几位同学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丁尧夫老师的注意。丁老师谆谆善诱,经常引导他们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创造社”、“太阳社”过去的出版物,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对她启发教育很大。她追求进步,渴望光明。一九三五年,她们敬爱的丁老师,突然被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的罪名逮捕。这件事使江竹筠同志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的反动嘴脸,认识到共产党好,产生了“要寻找共产党”的信念。

一九三六年秋,江竹筠同志小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南岸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到重庆市郊区复兴关。在当时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救亡运动。江竹筠同志和同学们一起搞宣传,演戏,办壁报,积极投入到这一伟大的斗争中去。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经常与学校反动当局发生矛盾,因而学潮不断发生。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政府放弃武汉后,大片国土进一步沦陷,更加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学潮进一步高涨。

一九三九年春,江竹筠同志考入四川巴县兴隆场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当时,校内一些反动分子,经常对进步师生监视、恐吓,竭力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准师生订阅进步报刊,甚至随意传讯和开除进步学生,并在学生中拨弄是非,制造纠纷,煽动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之间的冲突,以削弱学生的政治热情。校内进步师生在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与反动分子开展了斗争。江竹筠同志在斗争中态度坚定明朗,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是年秋,经戴克宇同志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前的一个深夜,戴克宇和她谈到入党后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随时有牺牲的可能,问她是否再三考虑过这些问题。江竹筠同志毅然回答:“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安乐与享受,我既然决定入党,就是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宝贵的生命。”

一九四0年秋,江竹筠同志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训练班。她和班上的共产党员同学一起,团结进步同学,同三青团反动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大造反革命舆论,污蔑新四军“不听军令、政令”,妄图混淆视听。为了使师生们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江竹筠同志在学校散发了同志为“皖南事变”的题词和十八集团军声明,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三人的声明,在校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一九四一年秋至一九四二年秋的一年中,江竹筠同志曾在重庆妇女慰劳会工作,以后,由于重庆形势紧张,一度前往綦江。一九四三年初,她又回到重庆,在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合作社工作。由于该合作社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国民党,江竹筠同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于四月底离开合作社,在重庆作党的通讯联络工作。

一九四四年初,党组织先后派何理云、江竹筠和庞佑亲等同志前往成都,从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为了便于开展青年学生工作,同年六月,党组织指示江竹筠同志投考四川大学。江竹筠同志仅有高中二年级学历,并且离开学校已经多年,学业荒废,马上去考大学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是,她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刻苦学习,废寝忘食,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在同年九月考入四川大学农艺系。

一九四五年,江竹筠同志与共产党员彭咏梧同志结婚。一九四六年四月,在成都生下了儿子彭云。为了能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在她再三要求下,医生为她做了绝育手术。下半年,她回到重庆,先在伪中央信托局工作,后又在观音岩附近的敬业中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通讯联络工作。一九四七年二月,内战形势更加严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被迫撤离重庆后,中共重庆市委工作任务加重,江竹筠同志便辞去社会公开职务,专职从事党的通讯联络工作,并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重庆参与领导了育才中学、女师学院、西南学院等学校的学生运动。为了把全部精力投入革命工作,她将儿子托亲友抚养。

一九四七年底,为了适应四川东部农村革命斗争迅猛发展的需要,根据党的指示,彭咏梧和江竹筠同志等,去下川东地区工作。起初,江竹筠同志在云阳县协助彭咏梧同志到各地了解群众运动的开展情况,并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一九四八年一月,她和彭咏梧同志等,在奉节县的青莲乡发动武装起义,并攻下了云阳商业重镇兰溪。革命斗争的胜利,鼓舞她更加积极地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动员农民群众参加和支援起义队伍。起义胜利后,随着革命武装和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急需增加干部,彭咏梧同志派江竹筠同志回重庆接一批干部并筹措一笔经费。江竹筠同志克服了许多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一九四八年二月,彭咏梧同志带领起义部队在北进大巴山整训的行军途中,不幸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当敌人知道彭咏梧同志就是起义部队的领导者时,极端野蛮地将他的头割下来,吊在奉节县的竹园坪镇上“示众”。江竹筠同志悲痛万分,但为了革命事业,她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斗争下去。春节前后,江竹筠同志回重庆向组织汇报彭咏梧同志牺牲的情况。党组织认为,她继续在下川东工作危险较大,准备另派人前往。但江竹筠同志向组织表示,自己对下川东的情况比较熟悉,继续留在那里有利于迅速恢复下川东的工作,坚决要求重返下川东,依旧战斗在彭咏梧同志牺牲的地方。党组织同意了她的要求。春节后不久,她便返回下川东。临行前,她听说地下党要筹建一个联络点,尚缺资金,便将自己在伪中央信托局宿舍的全部家具交给了党组织。她以万县法院推事的身份作掩护,在下川东坚持党的工作。

一九四八年夏初,原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冉益智、原中共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等先后被捕叛变,出卖了万县、开县以及湖北宜昌的地方党组织。六月,江竹筠同志不幸在万县被捕,并立即被解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同志是我党下川东地委委员、华釜山游击队政委,是彭咏梧同志的妻子后,对她十分“重视”,满以为可以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情报,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对江竹筠同志软硬兼施,诱供、逼供,并且接连动用了老虎凳、吊鸭儿浮水、筷子夹手指、竹签钉手指等酷刑。在审讯中,江竹筠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这都是我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特务们冷笑着说:“好吧!让我们帮助你一下就说了。”他们把江竹筠同志倒吊了许久,但她仍然紧闭着嘴,什么也不说。特务们恼羞成怒,又用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江竹筠同志疼痛难忍,汗珠从脸上大滴大滴的落下,几次昏倒过去。当她醒过来时,仍然顽强地对特务说:“你们可以整我的手,甚至杀我的头,但是,我的思想是整不倒的,永远也整不倒的。”敌人为了折磨江竹筠同志,反复施刑,以至把江竹筠同志的手指夹得血肉模糊,鲜血淋淋。然而,江竹筠同志志坚如钢,毫不屈服,始终严守了党的机密。一次,特务头子徐远举一连问了十多个问题,江竹筠同志只是横眉冷对,一句也不回答。于是,气急败坏的徐远举便使出了对女革命者常用的手段,大喝一声:“给我把她的衣裤全剥下来!”江竹筠同志斥退了走上前来的几个彪形特务,整了整衣服,理了理头发,然后指着徐远举厉声说道:“我是连死也不怕的人,还怕你用剥掉衣服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待我?!”“我问你,你妈妈是不是女性?你老婆是不是女性?你女儿是不是女性?你这种可耻的侮辱我的手段,是连你妈妈、你老婆、你女儿都一起被侮辱了!”这义正词严的训斥,使徐远举狼狈万分,下令用竹签钉进江竹筠同志的手指。

江竹筠同志在狱中虽然身受酷刑,遍体鳞伤,行动不便,但她始终坚定乐观,对难友关心体贴,在生活上照顾大家,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在思想上，经常和大家一起谈心，共同学习革命理论。她们凭着记忆,讨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论述,背诵“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等鼓舞人心的语句,相互勉励,坚持斗争,坚定夺取胜利的信心。江竹筠同志钢铁般的意志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对同志的体贴、关怀、帮助和鼓励,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极大地鼓舞了同牢难友,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江姐”。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重庆解放前夕,反动派准备逃跑时,对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进行了有计划的大屠杀。十一月十四日,江竹筠同志和另外几位难友,被敌人秘密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内的电台岚垭。她牺牲时年仅三十岁。牺牲前,她在给亲属的一封信中说:“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只要一天没有停止呼吸,共产党员就要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倘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江竹筠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