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新中国核事业的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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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前国务委员张爱萍同志所作的这首悼词,形象地概括了一个把自己整个身心都献给我国原子弹、氢弹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一生。他,就是邓稼先。

“娃娃博士”

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了美国。他在印第安那州普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50年的春天,当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这位年轻的博士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召唤,他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去。就在这一年,邓稼先同200多位热爱祖国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克服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挠,胜利地回到了祖国。当他出现在钱三强、彭恒武、王淦昌等刚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前辈物理学家面前时,年仅27岁。大家都为初创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增添了新生力量而感到高兴,并亲昵地称他为“娃娃博士”。几年里,邓稼先和老科学家们一起艰苦创业,新中国第一所近代物理的研究机构渐渐壮大起来。

1958年的初春,在核工业部部长的办公室里,邓稼先接受了一项特别任务,点燃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面对这项艰巨、光荣、关系重大的任务,他不免有些惶恐、不安,说：“呵,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能行,想想吧,这件事关系到祖国的安危,你一定能干好。”邓稼先面对的是首长充满信任的目光。

这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里彻夜不眠。他忘不了旧中国那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八年抗战,中华民族之所以会经受百年的欺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落后!当侵略者用枪炮瞄准我们胸膛的时候,我们却只能用大刀和长矛去抵抗!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对比啊!如今,有人又在搞核恐怖、核讹诈，企图以此来威胁我们。只有打破核垄断、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才能长新中国的威风和志气,人民才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这无疑是一副历史重任。他感到心情异常沉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坚定地对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妻子许鹿希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安慰。

从这一天起,邓稼先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便销声匿迹了。

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邓稼先走进了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这时,所谓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还只是一片庄稼地,科研人员也寥寥无几,长达百余天的时间里,邓稼先奔波于北京的高等学府,亲自为国家挑选了第一批研制原子弹的精兵。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正对我国实行严密封锁,并嘲笑我们“在原子的领域里,中国人的大脑还是真空。”而邓稼先回答说:“天底下的路都是从无到有走出来的,我们是中国人,要走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路。”因此,着眼于我国核事业的未来,邓稼先特别重视对年轻大学生的培养。

对28位新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邓稼先既是领导,又是老师、朋友。中国人从未造过原子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邓稼先常常是自己先读书,然后一面备课,一面讲课。他帮助大学生们选择学习材料,确定研究方向。碰到困难的问题,他和大家一起探讨。有时,为了弄清一个新问题,他常常彻夜不眠,第二天早上用冷水浇浇头,然后又出现在讲台上。

邓稼先凭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感觉到国际关系中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向年轻人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特别督促他们要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向外国专家多学习一些技术。与此同时,他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开始考虑制定自己研制原子弹的具体计划。

邓稼先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0年的一天,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不久,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苏联专家一批批撤离了中国。这样,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走上了自力更生制造原子弹的艰难历程。

神州升起蘑菇云

外来的压力,简陋的设备,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邓稼先所领导的研究集体终于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的轮廓勾划出来了。接着,他们又打响了向原子弹堡垒进攻的第一战役,在中国式的计算机上,模拟了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开端,然而所用的设备只是几台手摇、电动式计算机,外加一些算盘而已。

没有大型计算机也能模拟原子弹的爆炸,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奇迹就是这么创造出来了。邓稼先和他的助手们,凭借简单的计算设备,夜以继日地苦战,他们在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高温高压下物质的性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各种数据都搞得准确扎实,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疑点。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兼程地算了九次。他们靠过细的工作、苦战的精神,不仅弄清了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掌握了规律,还纠正了过去苏联专家计算中的错误结论。

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当时,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每人每月只定量供应二两肉、半斤点心……。很多单位不得不用“劳逸结合”的办法来对付由于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然而,此时此刻,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却在没日没夜地奋战。他身先士卒,常常在办公室里和衣而卧,急切地等待着一个个即将出来的数据。为了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邓稼先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脑子里装的全是原子弹,甚至走在路上,他的脑子里还在思考,以至于有一次连人带自行车掉到路边的沟里。

成功的开始,给了邓稼先极大的宽慰,增强了人们对研制原子弹的信心和决心。1960年年底,研究设计院已经拥有了130多人,研制原子弹的队伍迅速地扩大了。

为了确立我国原子弹制造技术的理论基础,使研制工作充满活力和后劲,邓稼先在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之后又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即组建一个高级理论班子。在中央领导和科学家们的支持下,一个由8位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理论班子诞生了。邓稼先担任主任,担任第一副主任的,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光召。这个理论班子的建立,使原子理论研究工作很快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周光召从理论上进一步证实了邓稼先经过9次计算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接着,他又带领力学组的同志们,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圆满地解决了原子弹内部的所有关键的力学问题,使整个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另外两位流体力学和造诣很深的数学专家密切合作,率领一部分同志奋力攻关,又成功地解决了不定向流体力学的计算方法问题。

邓稼先自己则亲自主持高温高压下物理状态的研究,并负责解决有关的理论计算系统。这是一项难度相当大的研究任务。当时,我国没有条件像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在高级实验室里逼真地模拟出原子弹爆炸的状态,以检验计算系统的正确性。邓稼先和他的同伴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从能够模拟的环境和条件开始,创造了一套中国式的外推法,摆脱了当时的困境。后来,专家们将外推结果与外国同类试验的数据进行对照,结果吻合,完全正确。

邓稼先的战友们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老邓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的出色组织者和指挥家。他面对的是一群个性都十分突出的科技专家,这里面既有同时代的伙伴,也有隔代的青年学生;既有熟悉的朋友,也有观点各异的同事。然而邓稼先用一颗朴实、真诚的心,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共使一股劲,攀登通天塔。

1963年,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了,根据这一方案进行的一系列冷试验,均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蓦地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冉冉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那包含着我国科学家智慧和力量的神奇之火,终于点燃了!那腾空而起的奇特烟云向人们宣告: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再攀新高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了他和其他科研人员的肩上一一研制氢弹。

不言而喻,这又是一件需要付出艰巨劳动的工作,是一次更加艰难的进军。形象地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做火柴点燃裂变材料,而氢弹则是以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邓稼先作为组织研制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遇到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他与一大批直接参与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们,付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

早在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理论取得完全突破的时候,一个多途径探索氢弹奥秘的科研班子,已经在邓稼先及其富有远见的同伴们的共同决策下组成了。他们以多途径探索为宗旨,寻找着氢弹研制的突破口。

1965年,从上海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研究原子弹高级理论班子中的一位科学家率领的研究小组,摸索到了一条能够通向目的地的小路。得到消息,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又与这位科学家一同飞到西北试验场,向正在那里视察工作的核工业部部长刘西尧作了紧急汇报。在邓稼先的参谋和决策的基础上,刘部长作出了立即按有关方案组织进行理论冷试验的决定。

理论冷试验获得成功。中国的科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摸到了打开氢弹奥秘之门的门环。

邓稼先当机立断,结束多途径探索,集中力量共同攻关。

最优秀的科研人员集中起来了。在邓稼先的领导之下,他们正准备大展鸿图的时候,动乱的风暴突然袭来。一些功勋显赫的科学家、负责人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人心散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打乱了。邓稼先焦急、迷惘,但他心里想的,还是怎样尽快地把氢弹搞出来。

这期间,他的妻子被揪斗,儿女去农村插队,邓稼先忍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依然在崎岖的科学之路上不懈地攀登,他的信念始终不曾动摇。令人庆幸的是,邓稼先身边的科研人员都十分了解自己的院长。他们热爱他、尊敬他,尽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得轰轰烈烈,可这里,没有一个人贴邓稼先的大字报。

行政命令不起作用了,怎么办?邓稼先在琢磨把大家重新组织起来继续攻关的办法。

那时,法国也在准备爆炸氢弹。一些科研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焦虑,他们找到邓稼先,提出,一定要赶在法国人之前爆炸我们的第一颗氢弹。邓稼先当即对他们的建议表示支持,并向部领导作了汇报。他把“赶在法国人之前”作为口号,召开了全院动员大会。共同的目标,像一股神奇的力量,把当时已经有些散乱的力量又重新凝聚在一起了,大家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研制氢弹的攻坚战。

邓稼先不仅是个优秀的科学家,同时,具备卓越的管理才能。他在科研人员中有着惊人的凝聚力。即使在动乱的年月里,为解决氢弹爆炸最后阶段的几个课题,陷入派性斗争的几方人士,竟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研究、讨论,为邓稼先出主意、想办法。

1967年6月,摆脱了“”动乱的重重干扰,我国的第一枚氢弹,终于抢在法国人之前,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上空爆炸了。

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奇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的时间,苏联用了5年,法国用了8年,而我们,只用了2年8个月。

“精忠报国”忘我情

邓稼先是一个经历过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七？七事变”之后,邓稼先曾和老师、同学一起渡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他深切地体验过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国家,人民任人宰割的辛酸和痛楚。他深深懂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中国人从此才有了自己的尊严。中国人要想不再受屈辱,不但要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为此,他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国防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

他忘我地工作。每一次新的战略核武器研制的重大突破,每一次里程碑式的试验的成功,都和邓稼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特种材料加工的车间里,在爆轰物理实验场和风雪弥漫的荒原上,一年到头,他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哪个工作岗位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他带领奋战在核试验研究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忘我地工作,过了整整十年的单身生活。他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风险和成功的欢乐。大戈壁的风霜刀剑,染白了他的鬓发,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在中国已经进行的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现场指挥的就有15次。有一年,一个月之内,他从工厂到试验现场,在几千公里的范围内往返两次!常常是下了飞机就工作,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有时,刚睡下,电话铃一响,起来穿上衣服就走。

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曾多次晕倒在试验现场,而他自己却全然不顾。1984年的冬天,一次核试验将要开始。邓稼先从帐篷步行去试验场。他步履艰难地在雪地上走着,突然走不动了,他对走在前面的两位同志说:“请你们架我一下,架我一下。”说完,就气喘吁吁地趴在这两位同志的肩上,被他们架到了试验场。原来,在这之前,他已连续多日腹泄,体力不支。他患有低血糖病,常常是虚脱了,吃几块糖,喝口水,又继续工作。有时,巨大的成功,也能使他因承受不住极度的兴奋而昏倒在地。

邓稼先的战友们还清楚地记得,一次地下核试验马上就要开始了,试验场上的千军万马在等待着庄严的“零”时的到来,核装置徐徐下井,各种测试仪器一齐开动,紧张地监测着各种数据是否正常。当核装置下到深处时,科研人员突然发现有一个信号检测不到了。

“怎么办呢?”科研人员都回到了帐篷里,大家商量了许多办法。有人主张把核装置从井上提起来,拉回厂里检查原因;有的认为这样做危险性太大,不如就地解决问题后继续下井。大家从深夜一直讨论到天亮。最后,邓稼先比较了各方面意见,决定在现场采取妥善办法排除故障。他跟其他同志一同来到井口附近,亲自参加研究和寻找解决的办法。当时,戈壁滩上风沙呼啸,寒风刺骨,气温低达零下三十多度。同志们见他实在太疲倦了,劝他休息一下,但他说:“不,这里就是战场,我不能走!”直到故障排除后,他才与大家一起离开井口。

试验成功了!在庆祝会上,他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加上几天吃不好饭,又一次地在同志们的面前倒下了。在场的人赶紧扶住他,医生赶来一量血压竟是零。“邓院长!邓院长!”大家呼唤着他,他仍然昏迷不醒。医生们整整抢救了一夜,邓稼先才睁开了眼睛。

苏醒后,他问的第一件事就是:核爆试验的测试结果组怎样?各种数据都拿到没有?他就是这样,心中从来没有自己，体力稍稍恢复就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邓稼先具有严谨、朴实的工作作风,在重大的指挥决策中,从未出现过失误。这除了由于他具有渊博的学识、扎实雄厚的根底之外,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善于调查研究、工作精益求精,是他获得成功的又一个秘诀。他对于每一次试验,都不仅仅是在上面指挥,而是从设计方案、试制生产到爆炸试验,一直跟踪到底,始终坚持在第一线。他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令人既感动又钦佩。在他的案头,各种试验的数据资料码了有一尺多高。他主持的设计,每一个数据都经过精确计算,有疑虑的地方更是要反复多次地计算,直至准确无误。

他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周围的科研人员深受教育。邓稼先就是以这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精神,做到了有备无患,万无一失,从而保证了一次次试验的成功。

他具有生活简朴的奋斗者本色。邓稼先有着非常强烈的事业心,但是,他对生活的要求却很简单。他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按规定,他可以要小车,但他上下班却时常是骑自行车。只有在赶着去开会或办事时,为了不耽误时间,他才坐车。他对车子是从不挑剔的,无论是轿车还是吉普车，甚至在找不到车子时，坐大卡车他也全不在乎。

邓稼先的大半生完全献给了核事业,他长年不能与家人一同生活,但他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的妻子是一位病理解剖教授,工作十分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料理家务。孩子们小小的年纪就学会了自己照料自己,自己动手做家务,自己管理自己。小儿子为爸爸炒的洋白菜尽管带着没有洗净的泥沙,但邓稼先却吃得津津有味。不能与家人共同生活,邓稼先对妻子、对孩子始终怀有深深的歉意。为了使祖国的国防早日强大起来,邓稼先及他的亲人们默默地忍受了个人的痛苦,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有一次,他在杭州参加一个会议,有人问他:“老邓,凭你的水平和资历,你完全可以把日子过舒坦一点,到国内国外讲讲学,游览一下名胜。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路,甘心在如此艰苦的岗位上工作呢?”

邓稼先听了之后回答说:“是啊,到处转转,当然好。但是,一个人总得要为人民多干点事嘛!”

这就是邓稼先,一个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国防事业的人，一个用生命谱写“精忠报国”时代新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