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先进事迹: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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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8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俱乐部大厅里布置得庄严肃穆,在摆满鲜花和花圈的灵台正中,挂着一位中年人的大幅遗像。他一头黑发,英俊的面庞，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热情、智慧的光芒。

心情沉痛的人们戴着白花,拿着花圈、挽联、挽幛自动来到这里,把可容纳一千多人的俱乐部大厅挤得满满的。在阵阵的哀乐声中,大家垂泪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科学家。

人们不愿意相信他已经离去,因为他生前留给世人的太多太多……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名字----蒋筑英。

急国家之所急

蒋筑英解放前出生在杭州的一个旧职员家庭里。新中国的诞生,使他成了一个五星红旗下的幸福的孩子。可以说,他是在红旗下长大的。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一直靠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他常常说:“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大学期间十个寒暑，有8个是在学校图书馆里渡过的。他深深懂得,只有学习和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才能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之恩。1962年,他即将大学毕业了,毕业前夕,母亲一再来信,要他回杭州或去上海工作,以便照顾家庭。蒋筑英是长子,他深知母亲的苦处,很想替母亲分担一些忧愁。但是,他追求的是事业。他的专业是光学,而我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在东北,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也在东北。岂能燕雀恋窝,要学鹏程万里。他写信说服了母亲,只身来到长春,考取了著名光学科学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的研究生。

蒋筑英来到长春不久,便得到了导师的赏识。王大珩所长发现他不仅质朴、正直、而且非常勤奋,进取心强。他对学习和工作满腔热忱,惜时如金,从不浪费时光。,他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上下楼梯经常是一步跨三、四级台阶。王所长认定他是一块“璞玉”,经过雕琢,必定会放出奇光异彩。

名师出高徒,在王大珩所长的悉心指点下,蒋筑英很快就显露出了他的才华。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这个科研领域在我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所长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蒋筑英开始在崎岖的小路上奋勇攀登了。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却步了。蒋筑英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四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他们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在1965年设计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这时不足30岁。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在颜色光学方面,蒋筑英发表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基色座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一文,被列为国内确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蒋筑英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之后,还撰写了《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这一论著,对我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蒋筑英性格直率,不善于说大话。他把对祖国、对党的深深的爱,都融人自己的工作之中。关键时刻,他总是能急国家之所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巨额财富。

一次,吉林省一些部门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蒋筑英帮助检验产品的质量。他和同志们使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其中的进口镜头进行检查,发现这些银光铮亮的洋货质量不合标准。他把拍摄下来的照片和有关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主张向外商提出索赔。外商看了蒋筑英提供的检验报告之后,佩服地说:“中国有内行!”此项查检,使国家免受十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并且,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声誉。

蒋筑英所在的研究所筹建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试验室，蒋筑英提出，只进口几部主要的仪器设备，其余的部件全部自己制造。仅此一项，又为国家节省资金十多万元。

蒋筑英在患胸膜炎全休期间,不顾病痛,在技术上指导和帮助长春第二光学仪器厂生产出了国内第一流的变焦距镜头,使该厂实现了年纯利润30多万元。

蒋筑英善于攻关,哪里最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过去,国产的彩色电视荧光屏上,人的面孔呈猪肝色,,红旗变成了紫红色。这是因为我国电视台的彩色电视彩色复原技术还不过关。那时,正值期间,王大珩所长也受到了批判。为了解决这一国家急需的技术难题,王大珩所长被批准在长春办学习班进行攻关。当时很多人害怕引火烧身,不敢同王所长接触,可蒋筑英不怕。虽然他也被人骂为“狗崽子”,但是,他心里想的却是早日为国家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发展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他白天同王大珩所长一道工作,研究讨论;夜里,独自到所里用电子计算机反复进行计算。经过艰辛的努力,他编写出《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一文,提出了解决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终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这在国内是个创举。当今天的人们看着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时,他们哪里知道,蒋筑英为我国彩色电视的国产化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啊!

没有物质和金钱的诱惑,蒋筑英一直是在默默地奉献着。在他看来,把自己的知识用在工作中,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向着科学的顶峰攀登。

社会主义建设的铺路石

蒋筑英的又一美德,是不为名、不为利,甘做社会主义建设的铺路石。

他办公室的门常常是敞开的,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他要找的人也太多。找他的人大都是来谈科研课题或生产技术问题的,其中许多问题并不属于他的本职工作范围。可是,对这些蒋筑英从不推托,而是尽力而为。同志们遇到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助解决,就是因为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一位年逾花甲的副研究员说:“蒋筑英知识面广、学问深,我有难题,总是愿意向他请教,每次找他,他从不推托。”全所上下,得到过他的帮助的人不知有多少。

蒋筑英治学严谨,遇到难解的问题从不回避。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这是他的“备忘录”,碰到不懂的问题,或者别人提出的问题,都记在上面。凡是记在“备忘录”上面的事情,他都力求做到件件有着落,哪怕翻箱倒柜地查资料,也要找出明确、满意的答案。

蒋筑英非常善于利用文献,这是他获得渊博知识的源泉。他懂得英、俄、德、法、日五种语言,能够阅读这五种文字的外文文献资料。他不仅自己博览群书,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查阅资料,可以做到“综合利用”。翻到对别的同志有用的资料,他常常用另纸译出,工工整整地誊写清楚,然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参考。仅第四研究室的同志,就收到过他送上门的译文资料九篇。他成了所里难得的“义务资料员”。

蒋筑英豁达、热情、为人真诚。他发现所里一位同志研究的课题很有意义,就主动帮助,极力推荐,使这位同志出席了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另外,室里有一位同志常和别人处不好关系,也曾经与蒋筑英争吵过。一次,蒋筑英发现他的一篇论文中有个公式错了,想直接给他指出来,可又担心他接受不了会引起争吵。于是,蒋筑英便收集了许多有关的中外文资料,给他送去,说:“你那篇论文的公式可能有错,请你看看这些资料吧!”这位同志看了蒋筑英帮他整理的材料,深受感动,主动改正了自己论文中的错误。

蒋筑英一贯乐于助人。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大家节省查找资料的时间?他跑到所图书馆,主动提出帮助他们编书目,他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了《光学设计与检验》资料索引,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他讲课,他加班加点编写了八万多字的讲义。只要是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他都愿意干,他是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从不封锁资料,既便是他自己掌握的一些极不容易得到的资料,只要别人有求于他,他立即慷慨地贡献出来。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啊!

蒋筑英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觉得自己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要看到国家的需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晚上,他在家中看电视图像不清晰,第二天,便抽时间跑到电视台,毛遂自荐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一次,他正在外地出差,接到天津电视台关于解决正点扫描彩色电视和电影彩色还原效果不好的求援信。他不顾旅途的疲劳连夜赶往天津,帮助查明了原因,又帮助制作了彩色玻璃滤光片,解决了技术难题。蒋筑英还热情帮助生产工厂解决生产上遇到的难题。国内十几个省和长春市的光学产品生产厂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长春的几家光学仪器厂都把他看作是参谋和顾问。蒋筑英也常鼓励这些厂里的同志们说:“长春是全国的光学基地,这几年落后了,大家加把劲儿赶上去,光机所作你们的后盾!”

大家都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的大幕刚刚拉开,在各个领域都没有深化到今天这种程度。当时,知识分子当中,还没有人从事第二职业,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蒋筑英帮助别人都是出于自愿,从不想得到什么私利。曾经有人劝蒋筑英,“依你的学识和才华.何不趁年轻多写几篇论文?把许多时间花在为别人服务上,太可惜了!”蒋筑英笑着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一个科学工作者怎么能对生产实际问题袖手旁观呢?”

蒋筑英对所内所外的事情,无论份内份外,都尽力去做。所里计算机房的冷冻机坏了,这本来不是他的工作任务,他却主动带几个人去修理;图书馆借书登记处的钢笔没有了笔尖,他找来笔尖安上;室里的同事生病,他冒着大雨到家中探望;有位同志的孩子需要奶粉,本地脱销,他托人从外地捎来,亲自送去,他过去住的房子,十家人用一个厕所,厕所堵塞了,总是他去掏,成了邻居们公认的“义务清扫员”,他路过一家机床厂,发现马路上洒有铁屑,很容易扎坏自行车轮胎,就找来扫帚打扫干净,看到工地上水管漏水,他去找人修理;马车进城,牲口粪便拉在街上,他向《长春日报》投书,呼吁制止这种破坏市容卫生的行为……。蒋筑英就是这样,时时处处体现了他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

他忙极了!心中的大事、小事千万桩,忙完了这桩又忙那桩。所里的老同志说他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他的门牙脱落了,抽不出时间去镶;身体有病,也不肯抽时间上医院去诊治。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腹痛也越来越厉害。他的爱人多次催促,他老是说:“等明天吧”。

公而忘私的人

蒋筑英与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样,工作和生活的担子很沉重。他30岁才成家,结婚后,因为没有房子,双方各自住在单身宿舍里。第一个孩子要降生了,所里挤出一间小房间,他们才有了个家。1980年底,所里分房子,这时他家4口人.女儿已长得比母亲还高了。所里分给他三间一套的房子,有厨房还有厕所。这一夜,他的妻子高兴得合不上眼,他也失眠了。第二天,他去找管房子的领导；说:“我想找你谈谈分房子的事,,我不要三间一套的!所里有些同志住得很挤,有的还三代同堂,我要两间一套的就行了。”

领导解释说:“这次分房子,是上级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款修建的。专款专用,够条件的能分,不够条件的打破头也分不得,分给你三间一套的,是照章办事。”

照章办事,蒋筑英只好接受下来。

蒋筑英的工资不高,家庭经济负担比较重。他舍不得买高级耐用消费品,舍不得买漂亮的家具,平时也舍不得吃,可唯有买书他最舍得。他认为,把省下来的钱用来买书是最有价值的。可以说,蒋筑英家的日子一直是过得紧巴巴的。

在有人高唱“知识分子要想富,只有出国这条路”的时候,蒋筑英出国了。1979年,所里派他去西德进修。在国外学习期间,他省吃俭用,尽可能地节约用钱。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但是,他不能回请人家,因为上饭店太贵,他舍不得。于是,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请客。他做的中国菜,外国朋友吃了都连连称赞“顶好!”半年时间一里,蒋筑英的确省下了不少钱,按说,是应当发点“洋财”了。但是,蒋筑英首先给所领导写信,问所里需要买什么器材?领导回信说,你在国外很辛苦,需要加强营养,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一位朋友劝他:“你该给家里买台彩电”。蒋筑英回答说:“我也真想买台电视机,不过,买台黑白的也就可以了”。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用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十九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则全部交给了所里。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所里派他去英国和西德验收进口机器。这次,他同样考虑的是要节约更多的钱,为所里添置器材。他就是这样,时时想着国家、集体,想着自己的科研工作。

蒋筑英是大家公认的业务尖子。1979年,所学术委员会决定把他从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这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坎儿”,早提副研,就意味着能早向正研迈进。然而,这一次,蒋筑英没有填写那份晋升表格。他对领导说:“所里许多老同志学术造诣比我深,贡献比我大,这样的机会应该先让给他们。我还年轻,还需要不断地探索、磨练。”三年之后,又一次提职称,领导又一次让他填表。这一次,他填了。在“业务自传”一栏里,他对自己的业务成就谈得非常简略,主要写了以下四点体会:

“一、要看到国家的需要,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二、要学以致用,不要漫无边际地去积累知识,要为解决实际问题去学习。三、要善于向周围的同志学习。人各有所长,有的理论基础好,有的实践经验丰富。遇到问题,除了自己刻苦钻研以外,找适当的人讨论讨论,往往很快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四、要勤动脑、勤动手。知识和技能都是靠不断积累获得的。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不勤于学习和实践就会落伍。”

最后他写道:“我们这一代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今后,我要多做铺路石的工作,为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攀登世界高峰创造条件。”

蒋筑英公而忘私的一生,实践了他自己的誓言。他像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他像红烛,“蜡炬成灰泪始干”。

“人总该有个信仰”

加入党组织是蒋筑英多年的宿愿,他多么渴望有朝一日,能填写那份神圣的《入党志愿书》啊!他深知,得到这张表格并不是很容易的。他努力钻研业务，即使在“”中被卷入波涛滚滚的政治旋涡时,他依然坚持业务学习。他坚信,知识必有用。然而这个优点曾被人说成是走“白专道路”。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蒋筑英的工作非常繁忙,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通读马列。但是,他读过马列和同志的主要著作,还做了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不知读了多少遍,书上留下了他做的许多标记和符号。他读了这些书,从中悟出了做人的道理。同时,这些书也启发他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一直是他要求入党的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蒋筑英不气馁,他的信念始终不曾改变。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党组织倾诉衷情。他在申请书中写道:“由于党的多年教育和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使自己对社会发展规律、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有了一些明确的认识。逐渐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和最崇高的理想,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中国要富强,人民要幸福,只有依靠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

有人劝他:“像你这样背着包袱的人,还是谨慎点好,还谈什么入党呢!”蒋筑英不以为然,虽然身处逆境,但对党的信念却没有动摇。

在他第一次出国临行前的一天,夜深了,孩子们早已入睡,妻子正在给他准备行装。蒋筑英在屋里踱来踱去,内心很不平静。妻子问道:“你在想什么呢?早点休息吧。”是啊,蒋筑英在想什么呢?是对异国风光的憧憬?还是对妻子儿女的牵挂?都不是。蒋筑英这时心里想的是国家,是党。他对妻子说:“现在国家还相当的困难,出国名额有限,组织上偏偏给了我……”

“那你更要好好干,做出成绩来。”

“党对我的要求不只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工作者,光在业务上拔尖还远远不够,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献给党……”

想到这儿,蒋筑英激动不已,他坐到桌前,拿起笔向党组织写下他的入党申请。这一夜,他家的灯光亮了个通宵。

1981年,蒋筑英父亲的冤案终于平反了。蒋筑英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道:“要相信社会主义。我的入党问题,在你的问题有了明确结论之后,就有可能得到解决。人总应该有个信仰。现在,有些人对入党不感兴趣,但我想,加入党组织,是我的归宿。”

1982年5月,党支部根据他的多次申请和一贯表现,准备接受他入党。当他接过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那张表格----《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无法平静。他眼睛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他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他庄严地写下了自己的信仰和誓言:“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

以身殉职的不朽精神

这里记载的是蒋筑英人生旅途中最后四天的情景:

6月13日,蒋筑英到了成都,这次出差他走得十分仓促。12号那天,他整整工作了一天。下班之前,他和同志们一起,在一个新建的实验室墙上打孔,安装窗帘钩挂。挂钩安好了,地上还剩下一些水泥。该下班了,他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用那些水泥修补院内一处破损了的柏油路面。吃过晚饭,他拿起工具,又去帮助本室的一位同志修理家里的下水道,8点多钟才回到家里。

妻子路长琴正在给他收拾出差携带的东西,见他疲惫的样子说道:“你身体不好,叫你去医院瞧瞧,你总是说:‘明天’。你这身体能走吗?”“领导上决定了,就不给领导添麻烦啦!出差只有一星期,回来一定到医院检查一下。”蒋筑英这样安慰妻子。

第二天凌晨4点多,蒋筑英起来了。他把剩米饭加上水,煮成稀饭当早餐。妻子让他煮6个鸡蛋带着路上吃,他只煮了4个,自己带2个，留下2个给孩子吃。

清晨5点多,蒋筑英踏着茫茫的晨雾匆匆上路了。路长琴望着丈夫消瘦的身影,心中万分忧虑。她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与丈夫的最后一别！

13日下午,蒋筑英和所里的另外两位同志一起飞抵成都。当晚7点,他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点半钟才结束。

14日早上7点50分,他从招待所出发,换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三段路,于8点50分到达某工厂。蒋筑英忍着已经发作的病痛开始工作,一刻也没有休息。下午回到招待所后,又同有关人员讨论验收仪器装置的事情。

深夜,蒋筑英腹痛难忍,同志们把他送往医院。经医生诊断,他患有多种疾病:肿瘤压迫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急性肺水肿。这样一个危重病人,竟然从长春来到成都,马不停蹄地工作了两天。什么样的精神和毅力啊!医生们惊异不已。他们奋力地抢救着蒋筑英。

由于劳累过度,蒋筑英的病情急剧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15日下午5时3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终年43岁。

不幸的消息传到北京,王大珩所长悲感交集,他紧握双拳敲击着自己的太阳穴,流着泪连声叹道:“这是从何谈起呀!这是从何谈起呀!中国科学院刚刚决定把光机所的领导重担加给他，他却离去了……”

16日上午一上班,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开会,所领导在会上宣布了这一不幸的消息。话没说完,全体同志已是泣不成声,人们都为失去这样的好同志而悲痛!

追悼会那天,中国科学院和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哈尔滨等地的近百个单位送来了挽幛和花圈。著名光学专家、南开大学教授母国光发来唁函,沉痛悼念蒋筑英同志。唁函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予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蒋筑英年迈的父亲让亲人送来了催人泪下的悼词:“作为爸爸来追悼儿子,这心情是沉重悲痛的!但是,你一心为公、忠于科学事业、以身殉职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中共吉林省委根据蒋筑英同志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经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蒋筑英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

蒋筑英的一生是不朽的,正如追悼会灵台两侧的挽联所写的:

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

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