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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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邻里关系随着社区变迁而破碎，社区居民无法通过自组织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公序良俗。通过考察浙江省温州市４个居民社区，以社区教育和邻里关系为分析维度，分析社区教育实现邻里关系再造的方式，包括营造友好型社区公共空间、创造社会交往空间和契机、丰富社区学习的供给力度和吸纳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等，并得出以下经验启示：社区教育能够激发居民之间的人格化社会交往，促成社区邻里关系再造；邻里关系再造要兼顾公共利益最大化与个体选择的自由；成功的邻里关系再造需要激活社区居民行动的集体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

关键词：邻里关系；社区教育；社区治理

邻里关系再造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关键性问题。社区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通过社区治理得以实现［１］。邻里关系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嵌入于社区内部居民生活和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横向”行动资源。不同于西方社区建设的国家全景式监管，中国社区建设的地域发展极为不均衡，国人在传统、现代、后现代诸多潮流的冲击中构建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不仅要靠“自发”，还要靠“诱发”。所谓的邻里关系再造，就是不强加国家意志于社会，不强制介入，却能激活社区和居民个人话语的力量，进而形成多元化、差异化和互动化的社会调控体系［２］。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当下的治理环境中，如何诱发社区邻里关系再造？如何保证这种“诱发”是良性运转并体现国家意志的？在此背景下，以社区邻里关系再造为出发点，以浙江省温州市Ｌ城区４个居民社区为研究个案，透视社区教育作为邻里关系再造的柔性介质，融入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实现方式及经验启示，以期为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一、行动逻辑：以打造社区公共秩序为中心的邻里关系再造

社区核心功能是保障居民安全、健康、幸福、和谐的生活。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所能利用的资源与手段在不断减少，而社区要想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就必须依靠稳定的公共秩序和良好的居民自我管理。马克思指出“个人—共同体—公共性”是公共秩序生成的现实路径，而稳定的公共秩序来自良好的居民自我管理。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教育在社区治理和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于是开始自觉干预和协调社区教育，巧妙地利用本土性的文化资源，针对社区中的转岗、待业人群以及老年人群、闲暇时间较多人群、外来人口、无单位人群，开展传统文化、区域文化、文明教育、健康活动、知识技能等一系列以居民文化生活和成人职业培训为主导的社区教育。这种具有非制度化、非正式色彩的权力策略，即“诱发”而非“控制”。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共权力向邻里生活的有效渗透，又使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教育的活动交流中，逐渐形成社区内部一套自我话语体系与表达逻辑，并使之纳入社区公共秩序的建立与维护之中，在邻里之中达成一种妥协，彼此相安无事，形成一种微妙的协商机制。也许有的居民对社区公共问题的冲突与解决不太满意，但在实现自己局部目标的情况下，也愿意作出让步，并希望自己的让步能够引起大家共鸣，呼吁大家和谐友善地为社区公共秩序作出奉献［３］。由此，在我国社区生活公共秩序中呈现了这样一幅独特的景象：既不是政府强行驱动社会，也不是社会的理性“自我驱动”，而是通过社区教育“诱发”了邻里关系再造，逐步“同质化”了社区居民的情感模式和表达形式，使社区居民有了参与社区公共治理的动机和契机，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规范和构建起了居民自己满意的社区邻里关系［３］。需要指出的是，社区教育所“诱发”的邻里关系，并非传统的地域、血缘共同体，而是基于法治、规则所形成的“现代熟人社区”。一方面在社区教育活动中邻里之间有了学习、交流、帮扶等人格化的社会交往；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在遵守社区公共规则、尊重隐私、文明守法、和谐生活等方面守护了“公序良俗”。

二、实现方式：在特定的邻里关系网络中融入社区治理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社区教育诞生以来，社区教育始终立足居民现实生活需求，在邻里互助项目、社区合作以及资源整合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履行自身社会责任。浙江省温州市Ｌ区的邻里关系再造就是社区教育“诱发”社区居民社会交往需求、重塑社区邻里关系、构建治理现代化的典型案例。Ｌ区属于温州市的老城区，也是温州社区教育实践工作的重要阵地。在２０１９年行政村改社区后，全区现有８８个社区，这其中既有高端社区，也有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公房社区，还包括大量以拆迁房、安置房、公租房为主的大型居民区。人员密集、结构复杂、管理难度大，居民的服务需求更甚。面对现实的社区建设困境，Ｌ区政府意识到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构不能单单依靠法治和规则，还必须采用“诱发”策略，通过社区教育、社区组织和社区公共空间来构建现代化社区，只有兼顾私人交情和公共规则，才能更好地在社区居民中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一）打造“文明实践课堂”，营造友好型社区公共空间“社区教育的本质是社区民众生活与教育相结合的一种活动，通过教育的过程来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４］。打造“文明实践课堂”营造友好型社区公共空间的方式可以概括为：通过引导居民的集体行动和共同参与，促进居民产生人格化的社会交往。Ａ社区成立于２００１年１月，现有六个小区，均属于市政府的安居工程。最初的居民主要来自离退休职工、教师中的住房困难户以及工厂、民企中的中低收入人群。小区主力房型面积都在５５平方米左右，周边配有幼儿园、中小学校，生活、购物、交通也极为方便。近年来，Ａ社区的住宅逐渐发展成为年轻父母关注的学区房、陪读房。目前，社区里年轻人的比例逐年提高，老住户开始纷纷卖掉老房子置换新楼盘，大量业主频繁地入住和撤离，既加深了社区邻里间的陌生程度，也增加了动员年轻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难度。自２０１０年开始，Ｌ区政府就开始在Ａ社区着手组织开展“文明实践课堂”的社区教育项目，旨在充分利用老旧小区的公共设施资源，让教育回归社区和家庭。通过“文明实践课堂”引导、鼓励家长和孩子积极参与社区公益、助力社区治理、培养责任意识。在这样的实践课堂中，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也逐渐提高，虽然不一定叫得出名字，但彼此面熟，见面也会以“某某的爸爸”“某某的妈妈”相互称呼，这样就在社区内形成了以公共空间为联系纽带的人情关系网［５］。除此之外，社区教育还会定期通过“话语氛围的营造”来造势，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口号或者标语，例如“休闲娱乐的港湾”“和睦好邻居”“协商自治的家园”等。这些口号和标语以服务、自治和和谐等词汇为中心，简单明了且迎合了当代业主所关心的话题，扩大了社区教育的影响力。社区教育逐渐成为居民交流情感、传递信息、谈心谈话的话题之一。打造社区教育“文明实践课堂”，营造友好型社区公共空间，很好地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从本质上来看，它是公共服务效能的共同生产，满足了居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成就感。从实践结果来看，它促成陌生社区中人情关系网络的自发形成，并产生一批热心公益事业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又通过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实现了对大多数居民的动员，于是在特定的人情关系网络实现了“社区教育—积极分子—居民”的动员［６］。“文明实践课堂”项目就成为居民长期参与的稳定剂。如此一来，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就大大增强了。

（二）传承地域文化，为社会交往创造空间和契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起源于农业文明社会的地域文化也往往带有显著的乡土特色”［７］。传承地域文化是社区教育提升自身“诱发”力、构建公序良俗的重要载体。近年来，Ｌ区政府致力推进社区教育“融合共筑，打造群众家门口的知识学园”服务工程。Ｂ社区既是温州富有文化底蕴的老社区，也是Ｌ区典型的老龄化社区，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比较高。近年来，Ｂ社区依托老巷老宅、民风民韵等文化资源，打造了系列社区教育文化传承活动，同时一并开设了深受老年人喜爱的诗词、曲艺、舞蹈等培训课程。在具体实践中，既有名师讲解也有分享交流，既有艺术气息也有情感互动，在休闲娱乐中平添了一份邻里间文化的共鸣，为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奠定了基础。如今，众多Ｂ社区居民把公共文化发展当成了自家事一样关心，并自发建立社区教育志愿者服务队伍。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集众人之智、筹众人之力，但后来随着人数的增多，逐渐向社交、互助等功能拓展，邻里之间会相互表达情感、组织聚会、传递信息、置物交换。经过几年的建设与发展，Ｂ社区的社区教育服务已实现无缝对接群众需求，全民共建共治共享已成为Ｂ社区文化领域的共识。

（三）丰富社区学习的供给力度，拉近邻里之间的社会距离居民需求是邻里关系再造的内驱力，社区教育供给与居民需求的适应性匹配，是唤醒居民公益精神和社区伦理的关键性因素。Ｃ社区是温州市撤乡改设街道后所建立的大型居住保障房基地之一，居民多集中于外来务工人员、市区动迁居民、农村回搬农民等多元化身份。如何让外来居民学会融入本地生活、改善家庭生活方式，提升自身素质以适应现代社区管理方式，共享社区幸福，成为当地基层政府要解决的难题。Ｃ社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积极转变传统的管理思维，从“用户思维”出发，为社区家庭提供一站式触手可及的家庭教育服务，积极营造“推门可见、社区可感、家家参与”的闭环式社区家庭教育氛围，巧妙地将中国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的逻辑运用到社区管理之中。Ｃ社区的社区教育模式，实际上是发挥基础政府部门统筹功能，建立社区教育资源整合机制，推进社区教育文化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的整合、互补。通过将传统的家庭教育、亲缘关系嵌入社区建设之中，结合社区居民成分的多元化，丰富社区学习产品的供给，拉近邻里之间的社会距离，消除“城里人—乡下人”“本地人—外地人”的心理界限，重新建构了新型的现代熟人社区。（四）吸纳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志愿服务聚人气差异化、地域化和多元化的邻里关系再造，吸纳区域性志愿服务十分必要。Ｄ社区是一个建成已近３０年的典型“三无”住宅区，至今没有成立业委会、没有物业、没有封闭管理，却获得市四星级幸福社区、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为了配合居民自治热情，Ｄ社区积极开展社区教育，以居民的需求和兴趣为切入点，通过课程、团队、活动等形式，以“志愿＋服务”模式，推出医疗服务、群防群治、以老助老、书房管理、课后托管等五大志愿服务品牌。与其他社区教育模式不同，Ｄ社区的社区教育并不是以班级、课程为主要目的，而是为社区招募专业技能、综合素质较高的志愿者，同时也为社区居民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伙伴关系的居民带给社区的不仅仅是客观环境的改善、居民活力的激发，更多的是对原有社区人际关系网络的介入与重构。

三、经验与启示：在富有参与意义的邻里关系中推进社区治理

人们通常会将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作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长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它更多地代表着当地政府部门社区治理的工作业绩。其实不然，在社区生活的大部分年轻人积极性不高、参与度偏低已成为各地社区治理的一个现实痛点。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年轻居民长期处于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之下，要他们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参与社区公共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社区问题，并不一定需要社区全体居民的共同行动。当个体认为公共利益的缺失尚未明显损害自身利益时，选择冷漠旁观或者“搭便车”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理性选择，所以社区治理无法吸纳年轻人的加入，也属于正常现象。当然，当年轻人有了孩子，情况就会变得不一样，年轻父母对儿童的成长预期、关注焦点和情绪焦虑都会转化为对儿童良好成长环境、友好社区公共空间的要求，也包括来到城市，帮助年轻人带孩子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Ｌ区邻里关系再造，正是很好地抓住了社区居民的这一需求动机和生活意义，从社区教育模式设计和安排上，寻找突破口，变痛点为契机，让社区居民跨越“熟人门槛”［５］。这是Ｌ区邻里关系再造得以实现的关键。在４个案例中，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教育都在邻里关系再造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社区”模式本质上是居民的集体行动，是居民社交需求和交往动机的释放，这种方式能够让社区中的老年人、年轻人、孩子以及社工有意识地为社区公共服务支付成本，促进社区成长，重建邻里之间的关怀与信任。值得研究的是，在这４个成功案例中，Ｃ社区的效果最为显著。原因在于该社区人员成分复杂，管理难度较大，建立社区关系网络的任务较重。而当地政府一改传统大包大揽的模式，巧妙地引入社区教育参与其中，首先消除了居民的抵触情绪，然后通过教育资源整合、互补的方式，将家庭教育、亲缘关系嵌入社区治理之中，拉近邻里之间的社会距离，很好地契合了政府统筹、社区成长以及居民参与的内在需求，有效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了社区教育效果的最大化。Ａ社区的“文明实践课堂”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该社区既是典型老旧小区，也是年轻父母关注的学区房社区，学龄儿童较为集中。Ａ社区的“家庭＋社区”模式以孩子为人情关系的纽带，以营造友好型社区公共空间为载体，带动家庭参与儿童成长空间的改善，促进了社区居民的交往。有别于Ｃ社区的“家庭＋社区”模式，Ｃ社区熟人社会的构建是基于社会资本的参与，源于政府统筹、居民自发和资源整合，而Ａ社区的社区教育模式则较多蕴含着“政治动员”的意味，相比之下，Ｃ社区的社区教育具有更强的“社会属性”与“教育属性”，居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效能感更高。Ｂ社区是自带“文化底蕴”的老龄化社区，居民之间的“熟人化”程度也是比较高的。拓宽社区教育服务功能，主要是为了丰富中老年人的社区生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大大限制了邻里关系再造的效果。在提升中老年社区居民参与度的同时，年轻人的活跃范围则更多地局限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活动内容也更偏向居家生活而非社区公共事务，行政化或者人情化的动员方式都很难调动起他们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愿。Ｄ社区的“志愿＋服务”社区教育模式以“移动课堂”的方式提升了社区居民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交往深度，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油然而生，但在Ｄ社区的成长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并不强烈，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地享受服务，而不是“邻里关系”的缔造者。在实际的操作中，志愿者服务对象范围更多地集中在老年人、儿童和残障人员等弱势群体。Ｌ区的案例启示我们：第一，社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社区更快地跨入熟人社区的门槛，激发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需求和交往动机，促成社区邻里关系再造；第二，“政府统筹，社会行动”已经成为现代社区治理的一种普适性制度安排，可以为实现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外生型动力，但最终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效果如何，还是取决于邻里关系的好坏；第三，社区教育力量的介入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并不一定意味着秩序和命令，更多的是伙伴与共赢、互补与互限。在社区日常生活中，居民集体行动的机制无关金钱、无关物质，他们更在乎的是在集体行动中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种对邻里关系的主观预期和价值判断。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人员多为老人和儿童，因为他们不像年轻人那样拥有社区之外的社交圈，所以他们更加重视社区邻里关系。而老人与儿童又是年轻人的羁绊，一旦年轻人通过社区公共生活与邻居熟悉起来，他们的社交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如何实现社区的“邻里关系再造”还原中国社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温情互助属性，关键在于社区教育的“诱发”行动是否真正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内心期望。这种内心期望体现在社区治理中就是指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与充分尊重个人理性选择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成功的“诱发”需要激活社区居民行动的集体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集体性动机意味着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帮助。集体行动的困境在于集体中的每一个理性行为人都会在一致行动之前对行动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分析，当他们认为行动的成本大于收益时，他们的做法更倾向于自己不行动而期待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作出行动，自己则“搭便车”坐享集体行动成果［８］。因此，由于个人的价值判断不同，哪怕有着共同利益也会因个人行为导致集体行动失败，甚至会产生“公地悲剧”式的结局。温州Ｌ区成功之处就在于：让社区教育介于社区与居民之间，采取“家庭＋社区”模式，居民以各自家庭为单位参与其中，既降低了集体行动的组织难度，又提升了家庭的获益份额。如Ａ社区的“文明实践课堂”、Ｃ社区的“闭环式社区家庭教育”，受益的都是整个家庭，而非个人。除此之外，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形式，打破了居民个人“原子化”形态，可以有效地约束和牵制个人破坏集体行动的行为，促使个体从家庭地位、邻里关系、伦理道德等多个角度理性选择行为方式，提供集体物品。社区教育提高了社区居民集体行动的规范性和公平性。社会性动机意味着引起、推动、维持与调节个体的行为［９］。个体行为的引发与维持活动取决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以及集体的选择性激励方式（正向激励或反向激励）。激活社会性动机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凸显个体的重要性，让邻里之间相互依靠和激励社区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持续作出贡献。这就是为什么Ｂ社区和Ｄ社区有更多的社区教育志愿者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因为在老年群体、幼儿群体和兴趣群体中，人们更容易获得成就感、自我效能感，更容易被邻里视为重要的人。因此，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旦在社区公共生活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的社会性动机就会被激活并得以维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通过Ｌ区实地观察，我们发现，邻里关系再造效果显著的社区多为老旧小区或低端小区，而对于封闭式高端小区，由于小区公共设施齐全、市场化运营程度较高，居民对于邻里关系、社区教育活动、公共生活等的关注程度并不高。

参考文献：

［１］苏晓伟．社区党建的要素、功能和意义：基于政治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对ＪＨＹ社区的探讨［Ｊ］．新疆社科论坛，２０２０（３）：７５－８７．

［２］赵丽江，刘三．社区治理———公民生活政治的样态［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２－３．

［３］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Ｊ］．社会，２００７（６）：１０２－１２４．

［４］何智伟．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诉求、机理与路径［Ｊ］．成人教育，２０１８（１２）：３１－３６．

［５］熊易寒．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人格化社会交往的消失与重建［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８）：７１－７６．

［６］熊易寒．国家助推与社会成长：现代熟人社区建构的案例研究［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０（５）：９９－１０５．

［７］陈娓娓，杜建国．乡村振兴视野下社区教育介入地域文化传承与利用的实践探索［Ｊ］．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５）：１－７．

［８］［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Ｍ］．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作者:沈进兵 单位:温州城市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