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轨迹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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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可以分为孕育初塑、探索发展、改革转型、完善确立四个时期，演变过程显现出如下特征：政策的目标、内容走向分类多元；教育内容及实施途径日趋完善；课程纲要及体系逐渐趋于规范合理；劳动教育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根据历史制度主义逻辑框架，演化出劳动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断裂均衡、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四种模式。通过分析政策变迁成效，发现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从体力劳动到脑体并用转变的教育模式被迭代更新，从单纯劳动技能到劳动价值观塑造的教育内容被重新定义，从促进工农业生产到助力现代化建设转型的教育功能被深化拓展。

关键词：劳动教育；历史制度主义；政策变迁；社会网络分析

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在不同时期的重要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事业在探索中不断前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劳动教育政策作为以劳育人实践的依据，对深化劳动教育改革具有指导性作用。因此，国家相继颁布了系列劳动教育相关政策，以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育人效果，保障劳动教育目标的贯彻落实，使其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现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的劳动教育政策体系。尽管如此，目前我国劳动教育政策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知识空间中“有教育无劳动”、实践空间中“有劳动无教育”等[1]。因此，梳理我国劳动教育政策演进轨迹,总结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分析其中的得失与经验，对提升新时代劳动教育工作具有现实意义[2]。与此同时，学界也掀起了有关劳动教育研究的热潮，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王洪晶等[3]探析了劳动教育政策目标的渐进转型，进一步推动了劳动教育政策目标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周君佐等[4]通过梳理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为优化高校劳动教育制度提供了策略。吴嘉佳等人则强调劳动教育政策实施的效果，提出构建完善的劳动教育制度和评价体系[5]。徐雪平等已经关注到劳动教育政策执行偏差和实施困境，认为确立学生主体地位[6]、全方位渗透劳动价值观[7]、建立专门教师队伍[8]、建立多元主体评价共同体[9]等一系列应对策略可以有效缓解现存问题。虽然上述观点为本研究提供了颇具价值的经验基础和理论线索，但仍存在一些局限。一是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分析单一劳动教育政策文本，多采用静态描述，而对于政策演进脉络的历史维度动态图景以及理论解释则鲜有探讨；二是研究内容多为针对劳动教育的具体某方面提出政策建议的范式，少有研究能够综合考察政策变迁形成的内在因素及作用机制；三是关于将劳动教育置于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仍付诸阙如。因此，制度作为推进劳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生资源之一，有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和发展脉络。历史制度主义恰好从历史维度提供了动态变迁视角和内在逻辑机理分析。据此，基于优化劳动教育政策的现实需要和既有研究不足的张力，本研究依据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综合运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劳动教育政策变迁轨迹、机制和成效，以期为劳动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一、理论基础：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国家层面颁布基础性的政策以供各地参考和研发更为具体的实施方案。各地区、学校的劳动教育政策通常遵循国家政策的制定。本研究通过追踪国家政策文件，了解劳动教育的历史变迁轨迹。具体而言，我们通过检索教育部网站“文献”一栏中历年发布的《教育部公报》、教育部令、政策法规等文件逐一排查，筛选出1949年以来与劳动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此外，本研究还查找了与主题相关的研究文献，对劳动教育有关的政策进行核查与补充，共得到28份文件，建立了含有149545个汉字的语料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四个阶段劳动教育政策热点进行量化分析，并绘制劳动教育政策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在此基础上探究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轨迹、机制和成效。历史制度主义是教育政策研究的新理论基础之一[10]。瑟伦（Thelen,K.）等人于1992年首次提出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概念[11]。这一概念提出后迅速得到广泛运用，理论也逐渐完善。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以时间序列为基础来剖析制度演变的逻辑，通过详细阐释关键事件来分析制度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该理论最早建构了自身的方法论基础，并在新制度主义的三种流派中占据特别关键的位置，成为有效的制度变迁分析工具[12]。历史制度主义注重历史阶段的关联序列性和关键节点的时间重要性[13]，展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多重变量的关系与作用[14]，重点关注中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其主旨在于注重梳理特定时间点和时间序列（即关键节点），展现政策变迁的具体演进脉络和内在逻辑规律（即路径依赖）。基于此，本研究对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理路和特征，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分析框架（图1）。

二、政策勾画：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轨迹与主题特征

（一）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轨迹

劳动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既具有阶段性，又具有连续性；其政策内容既呈现继承性，也呈现发展性。本研究结合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颁布的劳动教育的政策内容、价值取向以及政策工具的变化，主要依据政策内容、价值取向与政策工具三个方面的变化，绘制劳动教育总体政策的演变轨迹。在变迁历程中，不同时期的劳动教育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劳动教育形式会呈现出不同的政策发展态势。“关键节点”指历史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或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抑或重大决策的关键时期，在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根据关键事件要点，以1954年《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1959年《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1995年《关于正式颁布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2020年《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颁布为关键节点，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孕育初塑期（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需要，劳动教育开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教育新形式，为该时期劳动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开始得以孕育初塑。从劳动教育政策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图2）来看，劳动教育政策对参加劳动、劳动生产、技术等涉及程度高。政策内容上，国家层面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始关注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发展新形式，逐渐重视劳动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政策目标上，确立了劳动教育成为解决初中、高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的主要目标。价值取向上，这一阶段的劳动教育政策注重生产技能、劳动技能的培养，鼓励中小学毕业生毕业后从事生产劳动，既是解决教育资源短缺、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恢复的发展理念，也初步体现了“劳动创造一切”的价值观。政策工具上，“劳动生产”是契合该时期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该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参加劳动”是对该阶段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开设“手工劳动”是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也是教劳结合的重要体现。从“劳动生产”“参加劳动”“技术”等关键词可以看出政府主导是这一阶段主要的劳动教育政策工具。

2．探索发展期（1957—1977年）

1957年后，我国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1958年《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与《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颁布为起点，我国开始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政治意义。这一时期，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对劳动教育的实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规定。图3展现了1957—1977年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中，“体力劳动”“生产劳动”“劳动课”等在该网络中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它们与其他词语共同出现在同一政策文本的次数较多，是该阶段政策主题中的热点。政策内容上，生产劳动成为该阶段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如何使劳动更好服务工农业经济生产成为劳动教育政策的热点。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大力动员学生参加劳动，尤其是参加生产劳动。政策目标上，从“教学质量”一词多次被提及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劳动教育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5]，严抓质量，确保政策目标贯彻落实。价值取向上，劳动教育的价值取向逐渐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了“以参加劳动代替教育教学”的现象，甚至逐渐将劳动作为惩罚师生的措施之一。该阶段我国劳动的教育意义开始逐步被淡化，呈异化发展态势。政策工具上，前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规定要求措施以推进劳动教育的规范性，一是颁布相关文件规定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二是严格规定了学生参加劳动的时长和类型；三是对劳动目的及实施形式等方面做了具体要求。

3．改革转型期（1978—1999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教育进入改革转型的重要阶段。从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图4）和表1中12个关键词来看，“生产劳动”“劳动态度”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劳动技术教育”“劳动习惯”“劳动技术课”也处在网络中重要位置，表明“生产劳动”“劳动态度”“劳动技术教育”成为该阶段的政策热点。政策内容上表现为国家层面着眼于劳动教育的目的。一是开始注重学生劳动习惯的养成；二是逐渐重视学生劳动技术、劳动技能的培养；三是开设劳动课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这进一步促使学生逐渐从思想上的劳动观念转变到行动上的劳动教育实践，在劳动教育实践中学会运用基本的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政策目标上表现为明晰中学阶段劳动教育的目标。该时期初高中阶段劳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正确的“劳动习惯”“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6]。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国家逐渐重视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和价值观。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中“爱劳动”一词被提及的次数较多，表明这一阶段政府开始着眼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情感，培育技能型人才以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政策工具上表现为劳动教育仍旧是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参与的形式存在。从“劳动技术教育”“劳动技术课”可以充分看出政府着手培养学生的劳动技术、劳动技能，规范课程内容、形式等，在学中做、在做中学，稳步推进劳动教育改革与转型。

4．完善确立期（2000—2021年）

中国的劳动教育经历了从局部到全面、从体力到脑力的转变[17]，进入了一个系统、内涵丰富的新发展阶段。劳动教育的发展进入完善确立期。图5展现了2000—2021年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从图5和表2中最重要的16个关键词来看，处于该网络中心位置的关键词是“劳动教育实践”“劳动能力”“加强劳动教育”“劳动观”“劳动成果”“服务性劳动”，表明该阶段的政策热点已由“生产劳动”“劳动态度”转为加强劳动教育实践、培养劳动观。政策内容上，一方面逐步完善我国劳动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提出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并明确指导纲要，对劳动教育提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和具体落实方案。政策目标上，该阶段的劳动教育更加趋向于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强调多学科的融合发展，并从制度化角度进行了进一步说明[18]。价值取向上，该阶段注重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从“劳动精神”“劳动观”“劳动成果”可以看出该阶段的劳动教育政策着眼于从精神层面上引导学生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感悟劳动精神。政策工具上，以政府和学校为主体，提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具体实施方案，强化劳动教育落实力度；构建劳动教育大纲，建立劳动教育考核评价体系。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进入完善确立时期。

（二）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主题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主题特征可以归纳为：一是劳动教育的目标、内容走向多元分类；二是劳动教育的实施途径日益完善、课程纲要及体系逐渐趋于规范合理、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三是劳动教育逐渐走向制度性规范性，从草案逐渐发展为教育立法的形式，体现了劳动教育的突出地位[19]。结合表3，发现国家层面要求严格规范劳动教育课程纲要及体系，加强对劳动教育实施过程的监督、考核以及评价，强调劳动教育素养考核评价制度，整个劳动教育课程纲要及体系逐渐趋于规范合理。至此，劳动教育政策体系正式确立。表现为：一是不断提升劳动教育的战略地位，如密集发布相关政策文本，促使劳动教育内容更加完善；二是完善劳动教育实施路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体系，并层层推进，率先实现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贯彻落实。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稳步发展。三是构建劳动教育的协同机制，由单一部门政策发布主体逐渐转变为多部门协同，共同发力推进劳动教育稳步快速发展，全面保障我国劳动教育的贯彻落实和高质量发展。

三、政策阐释：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机制

（一）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模式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逻辑框架，出现了四种劳动教育政策变迁模式，包括断裂均衡、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20]。这四种模式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且存在交集。它们能很好地解释劳动教育政策在生成、变迁和持续稳定等核心问题方面的表现。四种变迁模式的特征都在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得到了体现。质言之，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是一种混合模式。1．断裂均衡和关键节点政策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惰性特征，只有在重大突发事件或关键节点等外部冲击下才可能发生变化。然而，一旦外部冲击过后，政策又会恢复稳定。这种周期性的间歇性演变交替进行，既有政策的稳定又有政策的突变[21]。断裂均衡模式由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构成。关键节点强调政策变迁的不连续性，而路径依赖则强调政策实施内在机制的稳定性。政策变迁的断裂均衡模式需要历经较长时间才能呈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程并不算很长，劳动教育政策呈现较为稳定的特征，其政策演变更多的是在不断渐进转型与完善。1954年《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1959年《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1995年《关于正式颁布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和2020年《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上四者都是劳动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不同时期劳动教育政策的波动，是划分历史时期的重要依据。第一个关键节点体现了教育逐渐赋能体力劳动，着眼培养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第二个关键节点拉开了劳动教育的稳步发展的序幕，具体规定了中小学劳动的目的、原则、课时、实施形式等方面，是劳动教育进入公共政策视野的关键节点。第三个关键节点确立了劳动教育与德育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重要内容。第四个关键节点标志着劳动教育已进入完善确立阶段。该阶段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规定小学一至二年级的劳动教育时长不少于2小时，其他年级不少于3小时。该政策发挥着纲领性作用，为劳动教育的稳步发展指明了道路。2．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路径依赖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中用来解释政策持续和稳定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一旦形成路径依赖，政策的改变就越来越难以实现。早期的微小变化或选择可能会对长期产生重大影响[22]。政策结构的建立通常会具有惯性，因而新政策的制定通常需要高成本。即使存在更有效的政策安排，原始路径仍然会被“锁定”，并不断强化正反馈效应。因此，路径依赖理论可以应用于公共政策中的“报酬递增理论”[14]。在劳动教育概念未提出之前，我国长期坚持以科考为主、以分数论成败，这种现象渗透在各个方面。劳动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存在“轻视劳动”的情况，如劳动教育缺乏指导性纲要，呈现“底部沉重”式结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稳步发展，劳动教育逐渐得到重视，“劳动被忽视、被轻视、被弱化”的现象逐渐减少，但应试教育仍然在教育体系中发挥着较大的隐性作用。传统应试教育模式培养的是“理论强、学术能力强、专业知识丰富”的学术型人才，而劳动教育下培养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三大改造后的劳动教育逐渐改革与转型，着眼于劳动观、劳动技能、劳动精神的培养与塑造，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劳动教育体系。即使是在劳动教育育人成效有所彰显的今天，也难免存在贯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这体现了劳动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此外，劳动教育政策演变也呈现出显著的渐进转型的这一特征。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劳动教育的内容由单一走向分类多元，其主体由中小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到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和考核评价机制也逐渐从重量轻质转变为提质增量，并不断完善其科学性、规范性、合理性。我国劳动教育政策渐进转型这一特征在这些方面均有所体现。

（二）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

历史制度主义学派认为，以简单的机械静态方法来解释政策变迁的问题，会产生政策决定论的误解。深入了解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有助于理解政策的连续性和现实性[23]，特别是在考察劳动教育政策变迁时如此。政策变迁的动力来源通常有两种：一是宏观背景的变化，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二是与劳动教育目标和实现途径相关的因素。研究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内生因素，即劳动教育目标与实施途径的作用不明显，外源性因素即宏观背景的因素及其所带来的促进工农业生产、助力现代化建设是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另外，劳动教育作为一种起指导性、决定性的教育方针被提出、落实，受到了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进而成为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因此，本研究构建了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体系（图6），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既可以直接影响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也可以通过劳动教育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助力现代化建设两个中介变量影响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结合历史制度主义变迁模型分析，综合性的政策变迁模式特别是“政策复合体”的整体作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模式强调了对政策、内涵和价值机制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动力体系进行分析的重要性。如图6所示，促进工农业生产实际上是一种劳动教育政策变迁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中关键性宏观政策，不同时期的劳动教育重心都由政治背景所主导，即一种受到政治所确认，在经济领域中广泛适用，进而运用于劳动教育中的文化内涵和教育理念。图6所蕴含的价值机制，政府所追求的是基于政治认同所产生的劳动教育成效以及劳动教育下的工农业发展和社会服务成效。教育者作为内部行动者，在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需要积极响应，同时也需要从个体价值出发，追求教育成效。因此，教育者与政策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价值机制。作为实施途径的劳动教育促进工农业生产和作为理念的劳动教育助力现代化建设共同作用于劳动教育政策，导致其发生变迁。第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促进工农业发展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环境中，教育方针的确立为劳动教育政策变迁提供了动力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提出“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适当开展有教育意义的劳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等。劳动教育逐渐得到重视，以参加生产劳动为主渠道并多途径得以实施，也进一步促进了工农业发展，这一动力有助于劳动教育体系的完善、优化，进一步提升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然而，促进工农业发展这一动力对劳动教育成效呈现存在适切性有限的问题。劳动是培养人、塑造人的关键途径。劳动与教育相互交织，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互融互通，是贯穿于一切教育形式的独特内容[24]。促进工农业发展侧重劳动技能、劳动情感的培养，政府相继出台培养劳动教育技术等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了劳动教育的内容、实施途径。第二，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助力现代化建设形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助力现代化建设是政治背景下劳动教育的主要目标，必然会受到来自政治方面所产生的政策惯性作用所影响，并被更为宏观的政治政策所制约。在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财政、师资和教育设施等都相对落后，因此，该时期我国出现了学生无学可上、生产领域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初中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缓慢、教育师资不足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劳动教育不仅对不同时期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也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助力作用。在文化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其实用主义也逐渐向各个领域全面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也逐渐渗透到劳动教育的方方面面，进一步推动了劳动教育助力现代化建设。

四、政策效果：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成效

（一）从体力劳动到脑体并用转变的教育模式被迭代更新

劳动教育是引导青少年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25]。从学理上分析，劳动教育应立足于通识教育，立足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更应立足于课本知识的理论基础上。劳动教育不应被简化为单一的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而应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历经一系列变迁，劳动教育的形式也逐渐丰富。1958年推行勤工俭学；1982年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1995年提出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学德育内容，要求劳动教育与德育结合；2017年我国劳动教育成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重要实施途径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的形式已发生明显改变，由以前单一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转变为脑体并用、知行合一的新形式。

（二）从单纯劳动技能到劳动价值观塑造的教育内容被重新定义

劳动教育政策变迁推动了劳动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不断完善的劳动教育政策促使劳动教育更快更好实施并贯彻到位，极大地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教育的目标、原则、内容、价值等逐渐趋于完善。1955年开设手工劳动课，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1958年劳动教育内容以勤工俭学为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于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1982年着重于劳动情感和劳动技能的培养；21世纪以来将劳动教育的重心逐渐转为重视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品质和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为各级各类学校实施劳动教育提供了指引，很大程度地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进而推动了劳动教育的稳步蓬勃发展。

（三）从促进工农业生产到助力现代化建设转型的教育功能被深化拓展

劳动教育的功能从缓解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缓慢、教育师资不足等困境发展为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再转变为社会实践、德育的重要内容。与其他“四育”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3]。我国劳动教育的政策历经反复变革和不断完善，其功能随之不断发生改变。目前已实现从劳动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促进工农业生产到劳动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助力现代化建设的功能转型。

结语

审思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发展历程中的逻辑与脉络，以为完善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政策研究提供经验基础，对推动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首先，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充分认识劳动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与个人成长的重大意义，明确劳动教育是为国家发展和党的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劳动教育人与国家发展并举。其次，高度重视劳动教育的学科体系建设。充分认识注重劳动教育师资培养是从源头上解决劳动教育师资短缺、专业不强等问题的关键措施，是推动劳动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最后，高度重视完善劳动教育的落实机制。充分认识健全劳动教育的评价机制是推进劳动教育规范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评估劳动教育育人效果的重要标尺，对提升劳动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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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敏 单位: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