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阶层反应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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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结构排斥假设与全国２７个家庭的质性访谈发现，教育“双减”政策实施一年之后，一些中产阶层家庭教育焦虑不减，私教与课业培训转入地下，中产阶层教育“内卷”的风险仍未完全消除。校际、阶层、区域和城乡间的资源差距、结构紧张形成“双减”之后教育公平的隐忧，对此应深化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改革，形成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市场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体系，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重塑良好教育生态。

关键词：教育“双减”；结构紧张；公平隐忧；阶层反应；影响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实施“双减”政策。所谓“双减”，首先减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其次减的是校外学科类培训负担，①旨在破除教育内卷，消除不合理的学校差距，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的“起点公平”，进而减轻教育焦虑，促进教育公平。同时，“双减”政策有利于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睡眠时间，提升其身体素质。然而有研究显示，“双减”后学生课业焦虑得到缓解，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却愈发明显。②部分家长坚持“鸡娃”策略，教育密集性陪伴、请私教、违规培训现象仍然存在。可以说，社会各阶层教育策略的调整直接关系“双减”政策的落实成效，并影响未来教育政策的改革完善乃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针对这一党和国家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和学界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公平性隐忧：教育“双减”的理性认知与文化阐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教育减负政策，以政府为主导，引发教育从“工具价值”转向“人本价值”。“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党报官媒纷纷报道，学术界相关研究方兴未艾。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八届年会”围绕“双减”进行专题讨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在论坛中强调，受“升学主义”价值观引导，教育有沦为升学率竞争、培养“小镇刷题家”“二流机器人”帮凶之风险，面对不确定性增加的复杂世界，教育更应培养人的创造性、适应性。③近年来，市场动摇了教育资源的旧有配置格局，它以优秀教育资源为交换产品，在师资和家庭间建立起横向货币联系，开通了一条以经济资本攫取教育资源的新渠道。以致一段时间内，校外培训机构乱象丛生、民办学校“掐尖”招生，毫不顾忌教育的公益性与公平性，扰乱了教育生态，增加了学生的校外课业压力，助长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制造了城乡、区域、阶层和校际间教育的公平性隐忧。从城乡教育资源分布来看，“课外补习班市场”作为一种体制外教育资源，具有市场的亲资本属性和明显的城市空间取向，故而可能以一种空间资本结构排斥的方式，将很多底层学生，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农村学生排斥在外，成为他们教育攀爬路径上的一大障碍。如来自东北农村的家长ＮＣ所言：“读书不就得靠他自己吗，啥补课的，孩子不懂就找老师问！要是能考上县一中还好，不然也上不了大学，只能上技校！”①可见，校外补课、撤点并校、重点中学制度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农村家庭的教育抉择。以城镇为中心的重点中学制度和以农村为重心的中职教育政策似乎建立了教育的结构区隔，即便重点中学制度可以对农村子弟起到庇护提升作用，但市场化对教育的渗透早在初中或更早阶段就已经开始，教育不平等是教育进阶过程中逐级积累的结果，其中城乡的居住地差异进一步构建了教育的空间机会结构不平等。庞圣民研究发现，“影子教育”对城乡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初中升高中阶段，是否在重点中学就读，导致城乡学生升学机会相差７倍；而在小学、初中教育阶段，社会优势阶层即利用其资本助推子女进入重点中学。从先赋性差异来看，父亲职业地位早在小学升初中阶段就已经对升学构成影响，父亲受教育程度、户籍更是在各个升学阶段始终保持着强大影响。②这一结论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如李春玲使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１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初中升高中阶段城乡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是造成农村学生上大学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③吴愈晓、王威海使用ＣＧＳＳ２００８年数据分析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背后的机制，指出家庭背景特别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能否进入重点中学的影响较大；④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应为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负责，高等教育阶段的分层只不过是中学阶段的延续。⑤从家庭教育资本来看，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受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教育期望值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学生的校外培训支出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要远小于户籍状况带来的影响，城市户口学生的校外培训支出显著高于农村户口的学生。城市家庭资本的持续“托举”，助力其子女在教育赛道上持续胜出。如来自城市的家长ＣＧ谈到升学，感触颇多。“我女儿这些年各种培训班的钱不知花了多少。身边的同学都补习，你不让她补，她也心慌！现在国家不让补了，孩子不累了，但家长肯定更愁！现在的家长不好当，即使孩子上了大学，你还不是得帮她谋划，花大钱的日子还在后面。”⑥对此，李煜借鉴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通过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源的代际传递，中国阶层间的教育不平等有可能持续加剧。⑦而校外培训的空间可及性与亲资本性亦构成了对农村学生的结构性排斥。薛海平是国内较早研究所谓校外培训“影子教育”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运用哈努谢克的教育生产函数发现，我国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影子教育”培优补差，具有安慰剂作用，可以增强学生信心。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存在明显的“剧场效应”，换言之，朋辈群体“影子教育”参与率越高、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学生本人参与“影子教育”的几率也越高。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３２４％的城乡学生参加过课外补习，其中城市学生因其地域、经济优势，参加课外补习的比率高达６４３％。⑧当然，也有学者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两期数据发现，“影子教育”存在“致郁效应”。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对课外补习参与的“致郁效应”缺乏抵抗力，而优势阶层子女则可以通过情绪调节对课外补习的致郁性形成心理免疫。⑨从教育的历史分期来看，１９９２年开启的市场改革对教育事业带来重要影响，一是体制内高等教育收费，二是体制外“影子教育”兴起。１９９９年高校开始扩招，中国教育成本增加的同时，教育收益开始下降，教育系统的分层化与筛选性进一步加强，阶层地位差距和界限日益显现。谁将在这一转变中获益或受损？布莱恩和戈德索普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家庭教育决策受到教育成本、教育收益与升学风险三方面因素影响。不同阶层对三个因素的策略反应不同，因此形成资源差异、成功期望差异和相对风险规避能力三个机制。①受以上三个机制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优势阶层子女更容易实现教育进阶；社会中间阶层成为高等教育扩招的受益主体，也是“影子教育”的主要参与者；社会底层受家庭资源约束，因教育成本上升、教育收益下降，更可能放弃子女继续教育机会，较早将子女投入劳动力市场。②综上所述，校外培训、“影子教育”的参与机制与功效，从宏观视角看存在城乡、阶层差异，从中观视角看存在重点中学、非重点中学差异，从微观视角看存在家庭教育资本、教育不同阶段差异。一方面，校外培训对学生成绩产生积极影响，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影响显著。另一方面，校外培训花费不菲，资源分布不均，造成空间资本结构差异下的教育不平等。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平等地获得校外培训资源，即便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其校外培训收益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与家庭阶层所处的场域位置及其对应的社会资本存量显著相关。“影子教育”和学校教育正是基于家庭阶层地位及其资本存量，共同发挥了家庭资本代际传递的双向通道作用，形成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的联合再生产机制，造成了不同阶层家庭子女的教育分层和社会分层。为此，教育“双减”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整治校外培训的同时，也在通过缩减民办学校体量，提升公办教育质量等，促进城乡、地域、阶层教育均衡化发展。“双减”政策有利于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社会各阶层的起点公平。

二、结构性紧张：教育“双减”的阶层化反应与影响

２０２１年，华东师范大学五育融合研究中心课题组基于全国２３７４６份的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问卷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校外培训得到规范，学生作业量减少，学生焦虑情绪明显缓解，家长对孩子的学业忧患感却有所增强。本文访谈的１７位城市家庭父母大都表现出同样的担心，一些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孩子的家长担心，公办学校可能会加大辅导学生作业的力度，导致不同层次学校间的教育差距拉大；更多家长则担心校外学科培训变相成为收费不菲的私人秘密辅导，家庭收入、阶层背景等可能进一步影响学生成绩。我国不同阶层家庭间的子女教育轨道已经出现区隔分化。按照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内生性资本，可以通过养育模式和教育期望形成稳固的再生产路径。当国内教育发生内卷、高等教育扩招之后，精英阶层倾向于以其积累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为子女谋取海外教育文凭，以改变教育竞争赛道，维持或提升子女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一些精英阶层正是通过此举规避教育“双减”的影响，持续稳固或强化其子女的地位身份。如城市家长ＣＨ所言，“高考这条路太难，我孩子从小英语就好，他爸爸也是长年在国外出差，要不是这两年疫情紧，我们可能早就出去了！现在我们打算让他先上国际班，将来到国外发展。”③有效维持教育不平等理论（ＥＭＩ理论）认为，某个等次的学校教育普及后，精英阶层将利用各类资本优势寻求该教育等次内具有质量优势的其他教育类型，使其子女在教育竞争中保持优势；教育规模的扩张，无助于消除中下层子女在入学质量、学校层次等教育质量上的不平等。④“双减”政策实施一年有余，校外补习机构大规模削减，但中产阶层家庭的择校压力与出路焦虑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希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或唯恐出现阶层下滑的中产阶层，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却并未降低。应试教育的存在与学习任务的减少构成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家长新一轮焦虑的生长点。如城市家长ＣＤ抱怨：“什么‘双减’，我真是看不明白。孩子数学不好，本来在补习班补习已经看到成效了，现在好了，得我自己帮她补了，有些题我也是真的不会！小区里现在已经有妈妈开始给孩子请私教了，费用比培训班里高很多，我也打算给她请了。”①我国中产阶层占比约为２２％～２４％，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剂与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农民和产业工人占比约为５５％，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②中产阶层对“影子教育”的执着一定程度上源于教育功利主义倾向的持续增长，是工具理性选择的一种结果。然而，正是个体工具理性造就了集体非理性的群己格局，导致中产阶层教育的“内卷”。“内卷”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维泽提出，意在表达“系统既不能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变为新形态，而是不断使内部愈发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③“内卷”作用于教育领域表现为应试训练中学生参加各种培训班、机械性“刷题”，教育资源过度叠加，教育价值内涵缺失，教育内容窄化、单调，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巨大脱节等。中产阶层的教育之所以“内卷”，根源在于教育考评制度、就业环境、阶层流动等深层结构性因素。在加强对校外培训时间、作业量等末端控制的同时，应深化教育改革，触及结构性因素。户籍、家庭背景、父母文化程度、职业地位、性别、民族等先赋要素决定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应位置，这些要素可能是“资本”，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起点“不平等”。作为罗尔斯社会正义论“无知之幕”后的每一位成员，试图获得过程和结果的公平，而教育获得往往被视为改变初始位置、获得阶层流动与社会公平的最有效途径。例如，缩减民办教育体量后，择校的摇号机制类似于将相关群体置于“无知之幕”之下，在此教育资源分配不能因更多的资本占有而得到加强或补偿。教育是家庭、学校、市场、社会与国家在社会成员再生产领域的接合，“双减”政策试图缓解阶层分化局面，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阶层再生产逻辑，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团结。受“学而优则仕”文化传统和主流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大众较为看重教育的阶层流动功能，适度的阶层结构张力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竞争和流动。“双减”之后，如果地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的教育资源没有实现均衡化、公平化发展，中产阶层又通过私教加大其家庭教育投入，阶层间的教育鸿沟或将扩大，底层家庭学生将被现行的教育系统所排斥压制。当教育公平信念遭到破坏，社会底层丧失教育流动信心与希望时，将会滋生不满情绪，诱发阶层之间的“结构紧张”。“结构紧张”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用以描述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存在的一种严重失衡状态。④斯梅尔塞认为，当人们的社会期望持续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发生“结构紧张”，产生愤怒感、压迫感或剥夺感，在特定条件下演化为群体共享的“一般化信念”，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⑤随着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快，优质教育资本与房地产形成共谋，“学区房”制度增加了教育成本。农民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位序较低，租房求学已很辛苦，通过购买城市“学区房”获得较好的教育资源更非易事。在城乡二元流动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通过以“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嵌入城乡二元结构中，表面的“结构性位移”并没有缩小他们与中上阶层的差距，反而让这种差距的现实带入感更为强烈，他们对教育不平等的敏感性增强，容忍度降低。在此情况下，实施包括“双减”在内的一系列教育政策，避免先天性结构因素对教育资源平等分配的影响，使底层学生可以借由后致性能力获得发展机会，化解潜在的结构性紧张，促进教育公平势在必行。“双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产阶层“影子教育”的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社会底层仍可致力于凭借后天努力促进阶层流动，教育领域的阶层摩擦还不突显。但是当中产阶层教育焦虑蔓延，违背“双减”政策规定，凭借经济、文化资本要素侵占教育资源时，就可能威胁教育公正。由此可见，“双减”之后，中产阶层教育策略的调整可能影响中国教育改革的走向，甚至影响阶层结构的变化。为此，可以借鉴罗尔斯“作为社会公平的正义”概念，①通过调节经济利益、缩小社会差距、促进教育机会平等，将教育公正落实在可操作层面。

三、可持续发展：教育“双减”的未来走向及建议

国家、社会、市场共同作用于教育资源分配。其中，市场如同一面放大镜，将“国家—社会”的力量关系扩显无遗。多国经验显示，教育各阶段的扩招，无疑会增加教育机会，但只要就业岗位不足，竞争就持续存在，优势阶层就可能会通过市场渠道强化教育竞争优势。相比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作为一种外依性资本易受结构因素影响，在教育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其导致的不平等效应更为明显。一般而言，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存在升学应试压力，当国家监管缺失时，校外培训市场滋生蔓延，从家庭教育者方面收取费用，获得利益；家庭教育者因学业竞争关系而被迫进入校外培训市场，无限增压，形成内卷。教育“双减”前，中产阶层的教育内卷折射了个体、家庭乃至市场工具理性的局限，需要借助国家治理的力量，将个体行动者的自我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协调一致，进而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教育均衡化、公平化发展，培养高质量的劳动力和竞争型人才。教育长期作为阶层分化与不平等的中介机制，隐蔽而持续地在代际间生产着、传递着各类资源，教育不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双减”政策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标志着国家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然而，“双减”政策真正贯彻实施并非易事，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市场等多方共同参与，通力合作。即使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与家庭校外补习支出间存在相互挤出效应，公共教育均衡化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反而越要增加“影子教育”投资，以在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②结合韩国从全盘否定到有效吸纳的“影子教育”整治经验，从我国“双减”实施一年来的成效来看，培训补习的客观需求并未减少，一系列结构性、深层次因素，仍在制约“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有鉴于此，政府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筑牢维护教育“底线公平”的“防火墙”，将教育政策及资源重心向农村转移，使农村学生获得同等质量的教育机会。同时，倡导政策制定者倾听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产阶层、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心声，未来“减负”政策要充分照顾和弥合不同地域、不同背景家庭的教育需求；引导家长理性看待“影子教育”，避免家庭之间在“影子教育”支出方面的过度竞争而引发教育内卷性焦虑。从教育生态的整体观审视，义务教育阶段“双减”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形成合力综合治理，久久为功。首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理念的改革。一方面，引导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及家长树立合理的教育观念、成才理念，防止将教育工具化，切断既得利益者通过寻租等方式非法获取教育资源，维护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回归教育本质，“教育即生活”，以人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本，切忌将教育异化，以牺牲孩子健康快乐为代价的教育不会是好的教育。切实将“双减”政策转化为深度均衡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有效手段。其次，深化教学内容的改革。置身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和学习化社会之中，教学课程、教学内容、授课技巧等应与时俱进。应改变传统的成绩测评方式，革除不合理的教育考试方式，以新型课程观引领教学改革；重点解决义务教育资源过度叠加、课程设置窄化单调、内涵缺失等问题；打破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隔离，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围绕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活动。同时，增强文化自信，增加中华文化内容教学改革，提升中国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制度化。③再次，形成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市场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体系。国家是教育资源的整合者、分配者；学校秉持国家的教育理念，是教育资源最大的提供者；社会以公益为导向，市场以利益为导向，参与教育资源的生产分配；家庭和个人是教育资源的消费者乃至受益者，在选择教育资源时注重工具理性。因此，国家和政府应整合吸纳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等形式，为学校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切实提高教学质量；要利用市场的优配能力，鼓励培训机构以公益身份向农村发展、向西部发展，降低城乡、地域、阶层间的教育差距；要完善针对教育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保障，促进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在统筹与教育息息相关的各领域工作外，要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双减”的氛围风尚，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尊重孩子的成长需求，引导家庭教育突破工具理性，重归教育的真谛。

四、结束语

教育“双减”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对教育新政策“暗中窥探、将信将疑”，面对应试与“双减”双重压力，教师和管理者也形成“减负增效、减负不能减了教育质量等”惯性表达。如果仍以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为核心指标评价教育质量，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市场之间的这场教育博弈，就仍然是“新瓶旧酒”，“双减”政策就很难取得成效。在既有教育场域和教育生态框架下，长期形成的教育惯性思维不会轻易改变，教育创新改革与教育新模式、新文化、新价值的确立需要时间的浸润滋养。可以判断，“双减”政策的深入实施，将对我国未来教育政策的改革完善乃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带来一系列影响。对此，我们仍需持续关注并进行系统研究。

作者:杨金东 单位: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