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对文学作品翻译的三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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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者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统筹协调”的作用，通过履行“译者责任”来完成“境、本、人”关联互动，实现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要通过对原文进行“三维”转换来履行译者责任，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此，以莫言获奖小说《蛙》的英译来例证译者在三维转换中的主体创造性，以论证生态翻译学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责任；“三维”转换；《蛙》

一、译者责任的变化

对译者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得出，译者的地位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即从从属者到参与者再到翻译活动的主体。第一阶段以严复的“信达雅”为代表，将翻译行为定义为两种不同语言层面的转换，即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转换，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确立的是原语文化的主体地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翻译行为忠实于原文和作者，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以是否更好地传达原作者的意图来体现。这与西方翻译理论中的“译者隐形论”观点相似，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不留译者的痕迹，而忠实地再现原作的精神内涵和风格韵味，使译文读者能体会到与原作读者相同的文学情趣［1］。这种形而上的翻译理论脱离了实际翻译生态，忽略了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不同，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是不可行的。第二阶段随着翻译界的不断呼吁和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开始被关注，其创造性和价值逐渐获得认可，翻译成为一种“原文—译者—译文”的三元关系流程。近代翻译研究者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既是原文的接收者，又是译文的创作者，译者既要充分理解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又要在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进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处于“上情下达”的核心位置。翻译的“好”与“坏”，全靠译者的“思考”和“感觉”［2］。在这一阶段，译者的地位得以提升，但忽略了对翻译过程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理解比较单一。第三阶段以生态翻译学为代表，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得以确立。翻译行为也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或文化层面的转换，而是译者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进行适应性选择，产出译文，使译文在译语生态中生存下去的适应选择活动［3］。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只有译者才能具体负责统筹协调“翻译环境”“翻译文本”和“翻译群落”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通过译者责任来体现“境、本、人”的关联互动，实现翻译生态的平衡与和谐。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是翻译适应选择论，“适应”指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指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文进行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要在遵循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的基础上，相对集中地进行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译者责任，以莫言获诺奖小说《蛙》英译本为例，分析译者在三维转换中的成功做法，以印证适应选择论的可操作性。

二、译者对莫言获诺奖小说《蛙》英译本的三维转换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指出，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4］。适应就是受制约，选择就是能支配。译者对原文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并对译文进行优化选择，选择的原则是“汰弱留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在译语生态环境中适应度较高的词句、篇章、风格等语言形式加以保留，即采取对等的归化翻译方式；而对适应度较低的语言形式进行淘汰，即采取增译、减译、删除、注释等方式提高译文在译语读者中的可接受度和在译语生态中的适应度。例（1）：……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5］14...calledmygrandmasister-in-law,andcalledGuguniece.［6］20小说中，日军司令为了招降姑姑的父亲，在言语中示好，称姑姑的母亲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Sister-in-law和niece两个词是英文中嫂子与侄子的意思，译语读者非常熟悉，在译语生态环境中适应性强，又能从上下文中明显看出日军司令口头上示好的用意，故而译者葛浩文依照“汰弱留强”的原则，对原语语言信息加以保留，直接采取接受度最高的对等翻译方式，即归化的翻译方式，实现了语言维的成功转换。而译语中不存在或读者不习惯的表达方式或语言形式，在译语环境中适应性较差，译者则采取增译或保留原文语言形式的异化翻译方式。例（2）：贤弟［5］118worthybrother［6］137例（3）：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5］3DearSugitaniAkihitosensei［6］9例（2）原文中的“贤弟”是汉语中表示敬意的称呼，英语不存在对等的语言表达形式，对译语读者来说属于不习惯的表达方式，在译语环境中适应性弱，故译者葛浩文对原文语言形式进行淘汰，采用增译的方式，增添了worthy这个词，既很好地保留了原文语言的意义，又能让译语读者了解到说话者的敬意，以此来实现语言形式的转换。例（3）原文中“尊敬的……先生”，在英语中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是DearMr.或Gentleman，但葛浩文没有采取译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形式，而是选择充分保留原文表达形式，主导性地进行介入干预，引用第三方语言来填补信息，对译语进行优化选择，保留了日语敬称sensei这个词，较好地传达了原文中人物的日本文化背景。同时，通过上下文，译语读者不难理解这是原文中对日本人的一种敬称表达，不妨碍译语读者的接受度，是对原语和译语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的一种方式，能够使翻译生态达到宏观上的平衡与和谐。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认为，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译者在翻译时不仅对原语的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还要关注原语所属的文化系统，注意传达文化内涵，避免因译语文化而曲解原语文化的含义。例（4）：我本铁拐仙，引领玉犬下凡尘。送子娘娘是我姑，派我到此来化缘。施我小钱换贵子，骑马游街换状元。［5］253Iron-crutchLi,cametothehumanworldwithaheavenlyjadedog.Myaunt,thefertilityGoddess,hassentmeheretobegforalms.Yourcharitywillrewardyouwithason,whowillridethestreetsasscholarnumberone.［6］283例（4）中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4个人物形象——“铁拐李”“玉犬”“送子娘娘”“状元”。译者葛浩文充分适应原语生态环境，有效传递4个人物形象中能与译语文化相对接的文化信息，而在译语中无法转化的文化信息则进行简化或忽略，从而对这4个文化词汇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其中，“铁拐李”作为中国道教文化中的代表人物，地位较高，属于典型人物形象，但原语文化内涵在译语环境中没有对应的文化形象，属于在译语生态中适应性差的文化信息，葛浩文为尽量保留原语文化内涵，对其进行了淘汰，即只保留其字面意义或进行注释，故采取了直译加音译的方法来表现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与姓氏。“状元”人物形象缺乏典型性，文化内涵负载不深，因此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式。“铁拐李”和“状元”这两个原语文化形象在译语文化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信息，葛浩文为了降低译语读者理解时的难度，直接忽略了二者的文化背景传递，而采取最简洁的翻译方式，以提高原语文化内涵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玉犬”“送子娘娘”两个形象中的“犬”和“娘娘”在译语文化中存在一定的可接受度，即对应dog和Goddess两个词。因此，译者对原语和译语生态环境进行协调与融合，即对两种语言的文化信息进行创造性融合，采取创造性翻译方式来转换文化信息，创造了中西融合的人物形象，分别用直译加意译的方法解释了这两个文化形象的身份，即“玉犬”是来自天庭的，因此增译了heavenly；“送子娘娘”是给人带来子孙后代的，故增译了代表生育能力的fertility。译者以增译、注释的方式使文化信息翻译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可见，译者葛浩文在进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时，也是遵循“汰弱留强”的原则，既要充分适应原语生态环境，也要考虑原语文化内涵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译语读者接受度高的文化内涵尽量充分传递，接受度低的文化内涵采取增译、注释的方式传递，而难以接受的文化内涵则减译或不译。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指出，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4］。译者除传递原语的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外，还要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例（5）：“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她干这行脑子里有灵感，手上有感觉。见过她接生的女人或被她接生过的女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5］17Guguwasanaturalgeniusasawoman’sdoctor.Whatherinstincttoldher,herhandsputintopractice.Womenwhowitnessedheratworkorthosewhowereherpatientsabsolutelyreveredandadmiredher.［6］24《蛙》英译者葛浩文作为有名的汉学家，在选择翻译莫言的作品时，就对其作品中反映的20世纪末期中国民间生活状况的主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莫言敢说真话［7］。《蛙》这部作品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原文主人公姑姑是一个拥有非凡接生天赋的人，作者想要塑造的是因接生技术高超而备受敬重的主人公形象。因此，葛浩文在译文中为了表现姑姑接生技术的高超和受人敬重这两点，对莫言原作品的交际意图进行忠实的转换。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形式进行了改译。在例（5）中，葛浩文进行了两处改译，第一处是句式结构的改译，原语句子“她干这行脑子里有灵感，手上有感觉”是并列结构，而译文中采取了主句加从句的结构，突出表现了姑姑能将脑子里的所有想法都通过高超的技能加以实现，进一步强调了姑姑在接生方面的天赋，从而达到使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要塑造的人物形象这一交际意图。第二处是将“五体投地”这个汉语成语改译为两个同义词reveredandadmired，并加上副词absolutely进行强调。“五体投地”这个汉语成语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是古印度佛教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比喻佩服到了极点。译者为了向译语读者传递姑姑在女性心中备受敬重的人物形象，放弃了原语的成语形式，转而以同义动词进行强调，成功地实现了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交际意图。可见，译者对原文语言形式进行淘汰的同时，主要考虑的是对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的转换。因此，葛浩文在进行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时，非常注意传递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通过灵活的翻译策略使译语读者充分理解并接受原作者的意图，是很成功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方式。

结语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统筹协调的作用，通过履行译者责任来完成“境、本、人”关联互动，实现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和谐。译者有责任协调文本生态、翻译生态、“翻译群落”生态的关系，使译语作品在译语生态里“生存”［3］。本文认为，莫言作品《蛙》的英译者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充分适应原作品的生态环境，通过灵活的翻译策略对原语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交际意图进行了“汰弱留强”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很好地履行了译者责任，是文学作品翻译的一个典范。

参考文献

［1］VENUTIL.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1995：36.

［2］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3）：12-18.

［3］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2014（1）：29-35.

［4］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5］莫言.蛙［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6］MOYAN.Frog［M］.Melbourne：PenguinGroup，2014.

［7］葛浩文.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2-23（7）.

作者：曾辉 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