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与文学作品翻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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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语言作为一定社会文化的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语言离不开社会文化，总是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使用。本文以张谷若《大卫·考坡菲》中译本为例，探讨译者在文化语境视角下是如何弥补源语和译语文本语境裂缝从而产生新的话语建构。

关键词：文化语境；《大卫·考坡菲》；话语实践

文化是语言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而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随着人们对文化语境的日益重视，尤其是在翻译领域，文化语境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译者已经意识到在翻译过程中传达文化元素的重要性。翻译是一种跨语言活动，它不仅涉及两种语言符号，还反映了两种语言所体现的不同文化。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这两种文化有全面深入的了解。通过了解文化差异，译者可以理解文化负载的语言现象在原文化语境中的重要性，并在目标文化语境中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奈达（1998）指出，“对真正成功的翻译来说，双文化能力甚至比双语能力还要重要，因为词语只是在其发挥功能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文化语境作为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在文学翻译话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张谷若《大卫·考坡菲》中称呼语和文化词的翻译策略分析，阐释文化语境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影响。

一.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语境

马林诺夫斯基被普遍认为是语境研究的创始人。在实地研究中他发现使用语言的环境、文化和习俗对信息的解读非常重要。在《文化的科学理论》（1944）中，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一个词的意义不是一个事物或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通过在语境中使用词语而产生的，即“情境语境”。之后他扩展了语境的概念，提出了“文化语境”。根据他的观点，人们的话语只有在整个情境和文化语境中才能被理解。之后海姆斯、甘伯兹等人又从不同视角讨论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语境所指非常广泛，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等。奈达将文化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王宁认为所有的意义都是根植于语境中，受传统、成见、信仰、背景等文化因素影响（2009）。文化语境延伸词义甚至衍生新的词义，是各种语言活动的最大语境，也是最难掌握的语境因素。在文学翻译中，如果只关注某一特定的词、句的表面意义，就词译词，忽略其在宏观的文化语境中的深层含义，译者对于原作信息的传达就会出现偏差。在翻译过程中，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自我定位等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吸纳、改造和破坏外来文化，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外来和本土两种文化相结合的“中间产物”。因此，译者若要安然度过翻译这段历程，就得从文化语境出发[1]。翻译本质上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转换；它首先是一种基于语言的活动。在此基础上，翻译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找相似信息的过程。为了正确、完整地表达原文信息，译者需要在目的语中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原文的字面意思，并将其置于目的语文本的语境环境中。一般来说，字面意义可以准确地传递到译文中。然而，如果原文中包含明显的文化词语，译者就必须分析译文的文化语境，以确认隐含的语用意义。因此，翻译作为一种言语交际活动，由于其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传递性质，与语境密切相关。而文学翻译涉及到两个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必然会受到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文学作品与其他文体相比具有其特殊性。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特定时期的时代背景等。米歇尔·巴莱特（MicheleBarett）曾经说过：“如果把语言看做意义建构的过程，那么翻译就拥有了自己的巨大生命力。”翻译与时代大背景下造就的文化及话语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翻译不仅仅要实现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间的形式对等和功能等效，还应上升到文化层面将原作的艺术意境、社会生活映像传达出来。创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是处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的，作品中的的人物也是文化语境中的创作者创作出来的，必然带有特定的文化特征，与文化水乳交融。因此译语文本不再是语言中静止不动的标本，而是读者（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个文化的语言表现[2]。也就是说，意义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在交互传递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译者要做的就是在译语文化背景下构建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

二.文化语境下《大卫·考坡菲》英汉对比分析

文学翻译话语建构不是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作者、译者、读者和目的语接受环境中的任何一个主体均不能统摄整个话语事件，都不是绝对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3]。本文以语境和译者文化取向为切入点，从称呼语和文化词两个向度对张谷若《大卫·考坡菲》中译本话语建构做分析讨论。

（一）称呼语

称呼语是人类日常言语交际中的常见现象，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它是人际关系的晴雨表。称呼语指的是与某人交谈时使用的头衔或姓名。不同的称呼形式揭示了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关系和价值观，传达了含蓄而丰富的情感信息。此外，它们还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由于文化差异，英汉称呼语存在很大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分析称呼语中隐含的文化因素，以便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的表达方式。例1.“No,sir.Inevergivehimnoname.”[4]43译文：“不是那样，少爷。他的名字不是我给他起的。”[5]54称呼语可以表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上面的例子是坡勾提先生在他和大卫的对话中的回答，大卫被称为“少爷”。这是英语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独立使用的单词之一。一般来说，它通常用在正式场合表示尊重，或在陌生人之间用来表示一定的身份距离，“sir”是用来表达比说话人社会地位更高的称呼。坡勾提先生和大卫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姐姐在大卫家做女仆，因此当大卫来到他家时，坡勾提非常高兴，并且对他非常尊重。考虑到这一语境因素，张谷若将原文中的“先生”一词翻译成“少爷”。这一汉语词汇承载着中国历史中封建文化制度的痕迹，表达了说话者对社会地位较高者的尊重。因此，张谷若的翻译成功地将这种称呼语中隐藏的文化背景传达给了读者。例2.“Oh,Davy,Davy!”“Now,Clara”,saysMr.Murdstone,“befirmwiththeboy.Don’tsay,‘Oh,Davy,Davy!’That’schildish.Heknowshislesson,orhedoesnotknowit”.[4]63译文：“哦，卫呀，卫呀！”“我说，坷莱萝，”枚得孙先生说，“对这孩子要坚定。不要净说‘哦，卫呀，卫呀。’那太小孩子气了。他念会了就是念会了，没念会就是没念会。”[5]84称呼语不仅可以表示参与者的社会属性，还可以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情感关系，亲密关系、疏离关系等。在上面的例子中，大卫的母亲坷莱萝称他的儿子为“Davy”，以表达她对儿子的宠爱。考虑到这一点，张谷若将这个称呼翻译成了“卫呀”，这是中国父母对孩子表达爱意时的常见方式。张谷若的翻译考虑了文化因素，能够在目的语中传达出原文的情感意义。例3.“Lord,MasterDavy,”repliedPeggotty.“What’sputmarriageinyourhead?”[4]28译文：“哟，卫少爷，”坡勾提说。“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话来啦？”[5]29例4.“Me,handsome,Davy!”saidPeggotty.“Lawk,no,mydear!Butwhatputmarriageinyourhead?”[4]28译文：“我长得不寒蠢，卫！”坡勾提说。“哟，没有的话，我的乖乖！可是你怎么会想起问结婚的话来啦哪？”[5]30同样在坡勾提夫人的上述讲话中，对大卫的称呼方式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她对大卫的喜爱。一方面，坡勾提夫人在大卫家做女佣，社会地位不如他，尽管大卫还只是个小孩子，结合相应的语境，张谷若将其翻译为“卫少爷”以表示坡勾提夫人对他的尊重，这也清楚地揭示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坡勾提夫人见证了大卫的出生和成长过程，她对大卫的爱甚至和他母亲一样深，因此，第二句中的称呼语被翻译成了“卫”及“我的乖乖”，这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表现了女仆对少爷如对自己孩子般的深厚感情。总之，考虑到东西方称呼语所隐藏的不同文化背景，张谷若翻译出了相对等的汉语称呼语，这些称呼语可以传达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意义。

（二）文化词

不同文化的传统价值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不同，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能具有不同的隐喻意义，反映不同的情感。因此，为了充分理解原文语境，找到最合适的译文，译者应该特别注意词语的文化内涵。文化词在原语文化中涵盖了非常广泛的范畴，其翻译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如移情法、直译加注释法、意译法等。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是关于19世纪英国普通人的生活，它给目标读者描述了全新而陌生的生活和文化。例5.Mr.Spikerwassointerested,thathebecamequitestony.[4]379译文：斯派克先生的关切到了极点，听了这话竟呆若木鸡。[5]557在上面的例子中，“石头”一词显示了斯派克先生的惊讶和沉默。然而，在中国读者看来，“石头”这个形象带有“冷”的含义。因此，考虑到这种文化差异，张谷若将这个词翻译成“呆若木鸡”。例6.ThisisawayoflifewhichremindsmeoftheperiodwhenIwasmy-selfinastateofcelibacy,andMrs.MieawberhadnotyetbeensolicitedtoplightherfaithattheHymenealaltar.[4]415译文：这种生活方式，使我想起当年我还是独身一个，米考伯太太还没经人死乞活求，在月老神前，誓愿以身相许的时期。[5]611在上面的例子中，米考伯先生回忆起他和妻子结婚前的单身生活，当时大卫邀请他在租来的公寓里吃饭。在古希腊神话中，Hymenaeus是婚姻之神，英语母语的读者对它相当熟悉。然而，如果逐字翻译，中国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考虑到文化背景，张谷若将其翻译成“月老神”，月老才是中国文化中负责人类婚姻的神。脚注中加入了对外来文化因素的解释，以帮助目标读者理解。例7.Iamtakenhomeinasadplight，andIhavebeef-steaksputtomyeyes，andamrubbedwithvinegarandbrandy[…][4]272-273译文：他们把我弄回家去，样子可就惨啦，他们给我在眼上糊上牛肉，擦上醋和白兰地[……](注：眼打青了，用生牛肉糊在眼上是英国很老的医疗法，取其凉而有水分。白兰地和醋可使血不凝聚而疏散。)[5]395添加脚注是张谷若翻译的一个典型特征。狄更斯善于运用历史典故、民俗、风俗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不同的文化习俗给目标读者的理解造成了障碍。张谷若经常通过脚注来解释这些文化元素，这不仅有助于读者充分理解，而且能更好地保持原文的真实性。大卫在上学时与一个年轻的屠夫打架而受伤。在英国，用牛肉、白兰地和醋治疗伤口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地的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上述例子。然而，如果不加解释地逐字翻译，它会让中国读者感到困惑。因此，张谷若在脚注中给出了解释性信息，这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英语文化语境，帮助他们理解译文。例8.Heattendedonus,asImaysay,insackclothandashes.[4]295译文：我可以打比喻说，他伺候我们的时候，是身穿粗麻布衣、头顶残灰烬的。(注：身穿粗麻布衣、头上撒灰，表示哀悼或忏悔。屡见《圣经》。)[5]427-428在翻译中，由于文化的不同，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不会产生相同的认知效果。在这一点上，译者必须寻求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融合点，以便为原文选择对等或相似的译文。在英语中，“麻布和灰烬”是指哀悼的意思。因此，张谷若把它翻译成了“身穿粗麻布衣、头顶残灰烬”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类似的含义。他的翻译不仅体现了原文的词语意义，也再现了原文的语用意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关注原文的社会文化语境，避免过度归化，最大程度传达原文的语义和意境。另一方面，应该充分发挥目标语的优势，考虑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语境，最大限度地适应翻译语境。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民族习俗等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是隐性的，但却是无处不在的。不同的称呼语和文化词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原著读者所熟悉和广泛接受的文化因素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寻找两种文化的融合点，通过不同的翻译操作调节不相容的文化成分，从而确保目的语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如果不注意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译者就无法在翻译中提供足够的文化背景知识，译语读者就无法了解源语文化不同于自己文化的特点。由于文化与语言的辩证关系，翻译实践的过程反映了文化语境因素和语际转换对新的话语的建构。

作者：郑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