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成果出版现状与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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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领域，其终极目标是经世致用、服务社会。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依托图书、杂志、报纸、电子音像等媒介得以呈现并广泛传播，推动了广西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传统媒体的变迁以及新媒体的崛起给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的转化和作用的发挥带来严峻挑战。对此，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和出版从业者要切实转变观念，以更好应对传统媒体式微现状，通过应用新媒体更有效、更大范围地传播广西民族研究成果。

［关键词］出版传媒；广西民族研究；民族文化传播；社科成果能见度

当今社会，媒介多种多样。出版传媒以“经过审读编校、通过一定物质载体、能够批量复制发行”为特征，其包括图书、杂志、报纸、电子音像和互联网出版等。广播、电视、电影、户外传媒等则属于非出版传媒，但也有将这两者融为一体的互联网媒体平台。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和社会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各种现代传媒。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文化传媒尤其出版传媒是如何发展变迁的？对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的社会能见度有何作用？这是值得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和出版从业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传媒的发展变迁

“书、报、刊”这几种纸质出版传媒曾长期是人们获取知识、传播文化的主要媒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其他传媒兴起，如今更是进入多元媒体时代。具体而言，传媒变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交流、文化传播技术还不够发达，人们获取信息资讯、了解文化知识的渠道主要是图书、报纸、杂志。这一时期，人们读书、学习主要依赖教材教辅，若想满足更多阅读需求则需要到书店买书或者订阅报纸、杂志，而日常资讯的获取主要依靠公共广播。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的文化需求迅猛增长，使得图书、报纸、杂志的销量也迅速增长，大小书店遍及城乡各地。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电视从零星到普及，从人们为了追剧跑到其中一家观看，到大多数家庭拥有私人电视机。电视节目形象、生动、立体化，深受大众喜爱，也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

这一时期，电子音像迅速崛起，磁带、光盘、唱片风靡一时，大小书店也经营各种电子音像产品，电视逐渐普及到城乡家庭。此时，“书、报、刊”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传播文化的主要媒介，电视、收录机、数码播放设备被广泛使用，同时电脑开始兴起并逐渐流行。

（四）2005年左右

到2012年这一时期，个人电脑迅速普及，宽带上网取代了拨号上网，海量的网络资讯、丰富的资源、大量的网站和论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互联网的崛起导致电子音像产业市场份额严重萎缩，“书、报、刊”等出版传媒受到极大冲击，报纸、杂志的订阅大幅减少。很多出版社、杂志社、报社面临经营困境，不少书店、报刊亭倒闭。

（五）2012年至今

2012年前后，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智能手机日益普及、社交软件增多，人们的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甚至日常工作都严重依赖移动互联网。互联网本质上不是一种媒体，而是一个开放的媒体平台，其他出版传媒、非出版传媒承载的内容均可实现网上传播。目前，在多元媒体时代，各类传媒都在应对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二、出版传媒为广西民族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民族研究是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民族研究的丰硕成果是广西民族文化繁荣的体现，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民族研究及其成果的呈现和传播以及社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广西的出版传媒发挥自身媒体优势，服务于有关科研院所，为广西民族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第一，积累、保护、留存大量的民族文化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民族学类科研院所陆续成立，包括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壮学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发展研究会等，以及民族高等院校（如1952年广西民族学院成立，现广西民族大学）等，民族研究的队伍日益壮大。开展田野调查、搜集整理文献实物资料是民族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例如，20世纪50年代，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壮族、瑶族、苗族等11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内部编印（后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145本，辑录了大量珍贵资料，至今仍有宝贵史料价值。传统出版单位对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播做出一定贡献。例如，成立于1957年的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壮学丛书”系列（包括《侬智高研究资料集》等十多种）、《花山崖壁画资料集》等大量文献资料性图书［1］。另外，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科技出版社、广西美术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出版了不少民族资料汇编方面的图书，留存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第二，大量复制和传播广西民族研究成果，提高学术成果的社会能见度。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广西民族研究形成大量的学术专著、社科著作、学术论文或出版，或发表，进入各地的图书馆、文化馆（站）。在出版单位方面，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学类著作最多，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类著作次之，广西其他出版社在自身业务范围内也出版了一些民族文化出版物。在学术期刊方面，《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中国壮学（年刊）》以及广西区内各高校学报、科研院所的学术期刊，也刊发了大量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2］。这些研究成果基本厘清了广西各少数民族源流问题、历史发展问题、语言文字问题，回答了民族划分问题、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等，出版发行之后得到专家学者、民族爱好者和大众的认可。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广西民族文化，启迪了民智，传承了文明。第三，普及民族知识，增强公众民族意识。相较于深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大众化的民族文化读物、民族团结辅导读本、生活化文章等更受大众喜爱。例如，广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的《今日的广西少数民族》，广西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的《壮语900句（壮、汉语对照版）》等，发行量都比较大。此外，一些民族类报纸、期刊，如《广西民族报》（壮文版）、《三月三》（壮文版）以及广西各地的普通报纸、杂志，都刊载了大量民族语言文化、少数民族故事，反映各族人民生活和情感的文章［3］。这些通俗易懂的民族文化作品向大众普及了民族知识，增强了广西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三、传统出版对民族研究的贡献度遭遇挑战

图书、报纸、杂志以及电子书刊之所以能够对广西民族研究成果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得益于其自身特点：能够大批量印刷复制，依靠强大的发行系统，广泛深入城乡的各个角落。然而，进入融媒体时代，这些传统出版产品的社会能见度迅速降低，对民族研究的贡献度有所弱化。第一，手机阅读的兴盛严重挤压传统纸质阅读乃至电子书刊阅读的市场空间。在媒体不发达、娱乐活动不兴盛的年代，人们需要走进书店或图书馆、文化馆（站）选择购书、借书进行阅读，或者订阅报刊。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影、电视、影音录像等媒体的崛起和生活的娱乐化，文化生活的可选择性增多，大众日益注重娱乐消遣，对纸质“书、报、刊”乃至电子书刊的阅读有所减少。同时，移动互联网兴起，网络资源丰富且简单易得，因而手机阅读占据人们大量的时间。由于民族研究成果属于严肃的社科题材，在整个社会阅读观念、阅读习惯、阅读方式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其受众也在逐步减少。第二，传统出版物印刷复制量、发行渠道萎缩，不利于民族研究成果的传播。受新媒体传播的冲击，目前，我国图书、杂志、报纸的印数下降严重。以图书为例，“走全国市场”的一般社科类图书平均起印数只有5000册左右，能销售1万册以上的图书已算畅销书［4］。民族研究成果通常呈现为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社科图书等，一般不通过市场发行，而是通过全国馆配系统进入各地的图书馆、文化馆（站）。过去馆配“书、报、刊”的采购量比较大，一项成果出来后便能很快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文化场馆，而如今只有少量的成果有机会进入馆配系统和少数文化场馆中。如此一来，民族研究成果的社会能见度便大打折扣。第三，体制机制变革客观上给民族研究成果的出版或发表带来困难。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电子音像出版社是民族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发行并走向社会的重要平台。然而，近二三十年来，出版单位体制机制改革，大多改制为企业，而民族研究及其成果虽然具有社会价值，但是较缺乏市场价值，因此其出版或发表通常不能给出版单位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西的出版传媒单位非常活跃，如今却数量锐减、影响力降低，其中图书出版社8家、杂志社约110家、电子音像出版社3家［5］。出版传媒的减少使民族研究成果的出版或发表变得更加困难；而现有的出版单位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自身经济效益，导致对民族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图书、音像出版业，近几年国家对书号管控和出版管理较为严格，而民族题材通常较为敏感，且一般涉及送审，导致出版时间有所拉长，因而民族研究成果想要大范围地出版发行的难度越来越大。

四、广西民族研究成果的出版发展策略探析

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上述问题，更高效地传播广西民族研究成果？这需要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专家学者、职称评定机构或科研成果评价部门以及出版传媒从业者转变观念，积极思考，寻求对策。第一，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应摈弃“唯纸质出版（发表）论”，树立“互联网出版（发表）+纸质书刊出版（发表）”的新理念。如今，传统“书、报、刊”式微，大量民族研究专著、社科读物或学术论文出版或发表后，只有少数人阅读。对一些确实优秀的民族研究成果，哪怕只有极少人看，也有其重大价值，但对多数成果而言，如果极少人看，甚至无人问津，则说明其价值较小。而这些优秀的民族研究成果如果通过互联网出版（发表），可能有较多的人阅读、引用，其社会效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互联网传媒发达的今天，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应转变观念，摈弃“唯纸质出版（发表）论”，转而注重互联网出版（发表），从而切实提高广西民族研究成果的能见度，真正发挥其社会作用。第二，职称评定机构或科研成果评价部门要逐步构建“以互联网出版（发表）为主”的成果评价或认证体系。当前，职称评定机构仍看重纸质出版，科研课题的结项也仍以纸质出版为主，一是因为一直以来的出版习惯，二是因为传统出版（发表）规范较为严格，需要经过“三审三校”等流程，所出版图书或发表论文要有正规书号、刊号，这意味着需要获得资质认可。出版不同于一般的编印、网络复制传播，其必须经过具有资质的审校人员审读、编校，才能成为思想和内容均合格的产品，从而比较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可。而目前学术性的互联网出版（发表）在正规审校方面还处于摸索完善阶段，这也就使得其还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但随着出版形势的发展，互联网出版（发表）模式一旦成熟，广西民族研究成果也将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出版（发表），不必仅通过纸质“书、报、刊”这些传统出版渠道出版和传播。另外，广西民族研究成果发网络论文、出网络书也可以评职称和结项。因此，职称评定机构或科研成果评价部门应尽快构建相应的成果评价或认证体系，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第三，出版传媒从业者要向互联网传媒转型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书、报、刊”出版发行了很多广西民族研究成果，其贡献度显而易见，但在当前，其不可再抱残守缺。出版传媒从业者要树立“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文化要先行；教育、文化先行，出版传媒要跟上”的理念。因此，传统“书、报、刊”和电子音像社等要积极转型发展。今后，互联网出版（发表）将是传统出版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出版（发表）的本质是将经过严格审校的合格内容先电子化再网络化，这从技术上来说很容易，但其前提是必须解决好网络授权、商业模式等问题。目前，一些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已尝试进行网络出版，但该出版方式的商业模式尚未成熟，这是整个出版行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另外，很多图书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等将向互联网出版转型，其从业人员也将成为互联网书刊编辑人员。届时，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将顺应时代发展而呈现新的面貌，更广泛地赢得受众。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民族志（上下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出版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3］黄健，黄品良.广西期刊的历史、现状及趋势分析［J］.出版广角，2005（12）：52-55.

［4］马宏武.新媒体传播对民族文化传播与融合的作用：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8（06）：109.

［5］易奇志，唐小新.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出版发展策略探析［J］.学术论坛，2015（01）：156-159.

作者：黄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