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视域安乐死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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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害人承诺是对该病人能否实施安乐死的最重要要素，在具有有效被害人承诺的情况下，无论是积极安乐死还是消极安乐死的行为至少不应该具有违法性。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并无刑法上的区分意义，因此也不应该将其区别对待。安乐死的“社会决定”是一个难以明晰、确切的概念。所谓的“社会决定论”看起来是在保留被害人的社会性，但是在无形之中也给被害人以枷锁。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某人的继续存活可以为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情况，以所谓的社会利益强行不让病人安乐死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体现。

关键词：被害人承诺；安乐死；医事领域；社会决定

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无法选择自己是否出生，也无法选择自己出生之后所处的环境。但是对于死亡，似乎我们的选择多了一些。而安乐死就是我们对于死亡的一个选择。自我选择权与生命权之间的纷争贯穿了安乐死纷争的始终，这种纷争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安乐死的概念与由来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ｅｕｔｈａｎａｓｉａ”，即“美丽的死”，又称“安死术”或“怜杀”（Ｍｅｒｃｙｋｉｌｌｉｎｇ），本意是指“无痛苦的幸福死亡”［１］。在现代医疗中，安乐死主要是在患有晚期绝症的病人的请求之下，为了使其不再承受痛苦，放弃对其的治疗或是人为加速其死亡的一种方式。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其愿望，安乐死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２］。另一种区分安乐死的方式是根据作为与否将安乐死区分成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如当事人为某种有意的行动处死，安乐死是主动的；如果是故意允许他死去，就是被动安乐死。因此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又分别称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３］。安乐死运动自上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发展［４］，正如历史上许多别的人权运动一样，安乐死运动在发展的初期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受到基督教中国卫生法制２０２２年９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７６·文化生命神圣至上的影响，安乐死最开始在西方并未受到较多人的关注［５］。但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安乐死也开始越来越为人所赞同。目前对于消极安乐死而言，在刑法领域几乎毫无争议的认为其并不属于犯罪。而对于积极安乐死而言，目前仅有荷兰、比利时通过法律明确允许了安乐死［６１。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即发生在陕西汉中的蒲某案。１９８６年汉中某医院收治了一位病人，该病人被诊断为肝硬变腹水且无法治愈。患者不堪忍受痛苦，多次喊叫着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子女求助医生蒲某，请求蒲某结束病人的生命。后蒲某向病人注射了药物，病人死亡。虽然终审判决为无罪释放，但是无罪释放的理由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小，即法院在宣判时是认为蒲某具有违法性的。

二、安乐死情形下的被害人承诺问题

安乐死问题的刑法学本质归根结底是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即被害人承诺在安乐死领域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被害人承诺在其他情形中不可突破的承诺范围。换言之，在安乐死领域下，被害人承诺是否较其他的领域具有特殊性，且该种特殊性是否可以突破刑法对于被害人生命权的保护。笔者之所以如此认为，乃是因为安乐死并非普通的被害人承诺情形。如果安乐死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被害人承诺情形，其无法引起如此多的讨论与争议。被害人承诺是一个刑法上的概念，源自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名言：“符合被害人意志的，不构成不法。”后世学者将其提炼成“得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这一法谚，并广为流传［７］。不过在现代刑法学中，往往认为被害人的承诺在人身损害方面仅仅可以承诺到轻伤，即被害人承诺了其接受行为人对其造成的重伤后果或者死亡后果，此承诺也无法使行为人对于其所造成的重伤后果或者死亡后果免责。笔者认为，安乐死情形下的被害人承诺具有特殊之处，该特殊之处可以从对法律的保护性以及对法规范的敌视性进行阐释。对于一般情形的被害人承诺，无论是刑法学理论还是刑法实务，之所以要选择对于被害人的承诺予以一定的范围限制，主要源于对法益的保护性以及法规范的敌视性。从对法益保护的角度而言，无论是承诺的重伤结果还是死亡结果，对于法益的侵害都是极大的，但是在安乐死的情形中，由于被害人客观上处在极其难以治愈的病痛之下，其对于自身的生命法益的重视程度会逐渐降低，即被害人不再那么关注自己的生命法益。虽然生命法益是至上的，但是如果被害人由于病痛的折磨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则对于被害人而言，其不愿意接受病痛折磨的优先度优于其承受病痛折磨的苟延残喘。与其说生命法益至上，不如说每个人对生命法益的享受是至上的。从对于法规范的敌视性而言，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仅仅是帮助被害人结束痛苦，在现实案例中许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都是因为病患或者病患家属的苦苦哀求才实施了安乐死。在帮助被害人结束痛苦的过程中，行为人或许已经就自己的行为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而且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而言，其往往无法从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得到任何的利益，即除了不愿意再眼睁睁的看着病患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行为人并没有除此之外的任何动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这一切都表明了行为人对于法规范并没有敌视性。因此，在具有有效的被害人承诺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至少不应该认为是违法行为。

三、对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分类的反驳

笔者对于将安乐死划分为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分类方法并不赞同。或许确实客观存在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分类，但是从刑法学的角度分析，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其实并无区别。刑法学上的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区别在于积极安乐死是作为，而消极安乐死是不作为。对于积极安乐死而言，由于行为人是主动加速了病患的死亡，因此目前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对于积极安乐死均采取否定的态度。而由于消极安乐死仅仅是放弃对于病患生命的治疗，允许病患生命的逝去，目前许多国家或地区对于消极安乐死采取了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并无法从刑法学的角度予以区分。刑法通说将消极安乐死认为是一种不作为，因为其体现在仅仅是放弃了对于病患的治疗。但是在抢救病患的情况下，放弃治疗往往是关闭对病患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如果说，积极安乐死是主动加速了病患的死亡，但在有医疗器械维持病患生命的情况下，选择关闭或者撤除医疗器械，何尝不是一种主动加速对病患死亡的作为。从客观事实上而言，积极主动的对病患注射药物使其死亡与主动的选择关闭或者撤除对病患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均是对于病患死亡过程的加速。如果医生可以选择关闭或者撤除对病患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客观上加速了病患死亡的过程而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那么医生同样可以在面对病患时选择并不对病患进行治疗，医生对于这种见死不救同样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就是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区分并不妥当。在德国，也有不少刑法学者对于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区分标准在于作为与不作为就提出了质疑［８］。在笔者看来，对于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区分本无意义。无论是通过作为的方式还是通过不作为的方式，在客观上均加速了病患的死亡过程，其在刑法学上均是具有相同含义的行为。由于刑法学上对于作为与不作为的犯罪均采取了同样打击的态度，因此行为人无论采取了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损害了某种法益，均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在安乐死的情形下，允许不作为的安乐死而不允许作为的安乐死是刑法学的悖论所在。政府允许了不作为的安乐死，也即在不作为的安乐死的情况下，被害人承诺与安乐死的特殊性导致了政府并不对不作为的安乐死进行刑罚；可是针对作为的安乐死，同样具有被害人承诺以及安乐死的特殊性，却未能突破刑法对于法益的保护。由此可见，在刑法层面上而言，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其实并无区别。以作为或不作为区分安乐死的类别或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四、对个人决定与社会决定的思考

我国有学者认为要从刑法角度上解决安乐死的问题，需要结合“自我决定”与“社会决定”［９］，即只有在自我决定与社会决定均同意对病患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下，该安乐死的实施才并不会违反刑法。笔者对该观点原则上表示赞同，但是如何界定自我决定与社会决定的界限，却值得深入思考。笔者列出以下两个情形：在第一个情形中，某人孤苦伶仃，在被无法治愈的病痛折磨，且只能存活几个月，在此情况下他向医生要求对其实施安乐死；在第二个情形中，某人在被无法治愈的病痛折磨，且只能存活几个月，在此情况下他向医生要求对其实施安乐死。而在这个时候他的至亲对他说：“你死了，我会选择自杀去陪你的。”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对于病患而言，由于其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其可能要承担的代价就是需要多被病痛折磨几个月。人确实具有社会性的本质特征，每个人也确实应该担负起自身在社会中的责任。但是当个人决定自己的死亡之时，社会该如何对其决定进行评判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社会决定论提出的方法是将“社会决定”的判断要素，主要由患者的余命、疼痛程度、家庭构成、社会整体的医疗资源等客观情况构成［９］。通过对于客观情况的判断，得出社会对其选择安乐死的评判。但是笔者对于此评判标准则存在着质疑，因为此评判标准毫无疑问的在以客观条件衡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也即社会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应该继续存续下去是持有不同的态度的，且这一个不同的态度并不是取决于患者自我的选择，而是取决于社会通过客观构成的判断。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判断的价值太过于功利，是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思想。如果我们将该种价值判断继续延伸下去，很可能导致社会对于每个人的生命都给予其不同的评价，每一个人的生命将不再处于相同的地位之上。

五、对安乐死立法之展望

我国现在对于消极安乐死已经持一个肯定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消极安乐死也开始逐渐地被大家所使用和接受。笔者在此对于安乐死立法的展望，是对于我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积极安乐死的立法提出的展望。

（一）严守病患承诺之底线

对于每一个被实施积极安乐死的对象，均需要通过明确的、具有可验证性的方式表达对于积极安乐死的肯定态度。明确指的是该对象对于其将被实施积极安乐死的肯定态度是明确的。具有可验证性指的是该对象是通过遗嘱或是书面申请等书面形式，以及在除了遗嘱受益人之外的第三人且该第三人必须包括其主治医师、主治医师之外的其他医师之前同意其将被实施积极安乐死的口头表达形式，该口头表达形式必须具有录像保存。

（二）需病患的疾病在当时医疗条件无法治愈

对于每一个被实施积极安乐死的病患，需要有２名以上的从事在病患所患绝症领域治疗工作的医生签字，证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病患所患的疾病无法被治愈，且这２名医生需要终身对该签字负责。但是，这种无法被治愈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无法被治愈。如果当时存在着较为先进的技术，但是这种技术仅仅处在临床研究阶段或者病患本身的经济条件完全无法支撑享用该技术对其进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都不需要对其签名承担责任。（三）给予做出决定的病患一定的冷静时间在病患请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下，应该由专业的临终关怀人士告知病患在安乐死的过程中病人可能会发生的一系列不适的感觉。此外，在病患作出决定之后，应该给予病患一定期限的冷静时间，这段冷静时间至少应该达到数天，且在这段冷静时间中应该给予病患一定程度的镇痛药物，防止病患仅仅是因为一段时间的极端疼痛而选择对自己实施安乐死。只有在这段冷静期结束之后，病人依然请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方才可以由专门人士对其进行安乐死。病人在冷静时间之后所做出的请求安乐死的行为方式，应该与首次其所做出请求的行为方式一样严守病患承诺之底线。

六、对我国安乐死立法前景分析

随着独立人权与独立人格的思想逐渐被我国的民众所接受，我国对于安乐死的态度也有所缓和。据有关调查显示，自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１７年，以每１０年为一个阶段的数据调查显示，患者家属与患者对于安乐死的支持态度从４０％上升到了７０％，医务组对于安乐死的支持态度从７０％上升到了８０％，而对于对照组及一些普通群众而言，对于安乐死的支持态度已从３５％上升到了７０％［１０］。癌症是一种长寿病，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逐年上升，癌症在我国的发病率也会越来越普遍。而在整个社会都开始逐渐的适应癌症带给社会的影响时，对于癌症晚期病人的愈加同情会导致我国对于安乐死的态度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拥抱。对于生与死的态度，人们也会越来越开明。刑法归根结底仅仅是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当整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开始为了某一个需求而不吝于突破之前社会不愿意突破的秩序时，刑法也许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对这个需求放开口子，至少目前仅仅从刑法学理论上而言，积极安乐死似乎并不是没有办法脱罪的。

作者：王植尧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