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期刊编辑社会效益意识分析
时间:2022-09-05 10: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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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印刷出版时期,还是以数字出版为主的现在,期刊编辑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内容的选择与优化,因此,大众容易忽视期刊编辑的作用,甚至部分读者认为期刊编辑可有可无。事实上,期刊编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有时甚至超过创造者本身。因此,强调期刊编辑的社会效益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广义层面来说,科技期刊是传播媒介的一种,同时也隶属于文化商品。作为传播媒介,其在科学成果传播及现代化文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化商品,科技期刊与其他文化产品又不存在有本质区别。从历史层面来说,科技期刊的科学价值是影响其生存意义的关键,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期刊价值场域的稳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因此,编辑社会效益意识的养成与强化是满足其职能需求的重要内容。[1]
二、科技期刊社会效益的内涵
就内容生产而言,科技期刊编辑既需要仔细甄别,又需要不断挖掘提炼,既要详细加工,也要有所创造。可以说,编辑是科学文本内容的主要决策者。结合上述辩证,科技期刊绝不是世俗社会的产物,不能仅以经济效益对其编辑的社会效益进行评价。基于科技期刊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道德观——服务于社会生产力的创新
现阶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社会共识。科技期刊是传播科技成果、普及科技知识的重要媒介,应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发展的原则,致力于为科技生产力创新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每一项先进的科技成果,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周期的实践和应用,才能真正为社会生产做出贡献。其中,作为科学文本内容的最终缔造者,编辑需要仔细斟酌,给予大众正确的思想引导、价值引导,切忌夸大其词或使用模糊词语误导读者。
(二)内容观——是对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传播
科技期刊编辑的服务对象是相对固定的,其社会效益意识的服务对象也同样如此。因此,在期刊内容选择与创造方面,并不能将大众文化需求作为主要的考量指标,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升,科技期刊内容更要确保真实性与准确性。[2]
(三)政治观——具备高度的意识形态敏锐性
提到科学,很多人会将其与理性联系在一起,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理论为主的科技期刊也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另一种体现,一些国家开始借助科技期刊进行政治攻击,也有部分国家将科技期刊当作政治诱导的工具。比如,德国科学期刊中《有机化学何去何从》一文,部分内容就涉及攻击他国政治。反观我国,意识形态斗争与民族问题、主权问题等息息相关。作为期刊编辑,只有具备正确的政治观念,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在第一时间对敏感的政治问题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才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
三、科技期刊编辑社会效益意识养成的必要性
(一)新时代科技出版事业持续发展的需要
关于不利于学术期刊持续发展的因素,国家有关部门也进行了阐述,其中,特别对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这一问题进行了强调,再次对科技期刊社会效益的重要地位进行了说明。[3]
(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出版工作相关要求的需要
新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对于科技期刊出版十分重视。不论是领域内的专家座谈会,还是国家有关部门举办的思想工作会议,均要求将社会效益居于首位,同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将建设一流科技期刊和学术平台作为主要目标导向,产出更加优质的科技期刊。
(三)充分发挥科技期刊科学交流基本功能的需要
科技期刊最早于17世纪诞生于欧洲。一直以来,其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促进科研交流,实现科学研发的良性循环,构建科学共同体。大科学时代的来临使科技期刊独立性更强,几乎与科学共同体成为两个独立的单元,科学期刊在社会建制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愈发显现。但促进科学交流仍然是科技期刊创建的主要目标,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依然需要通过科技期刊传播。因此,同样需要对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进行重点思考,从而更好地通过科学交流基本功能的展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构建服务。
四、科技期刊编辑社会效益意识的养成与强化的路径
(一)树立爱岗敬业精神,强化职业道德修养
前文提到,在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科技期刊具有了一定的行政色彩。为确保科研成果及科学知识向生产力的顺利转化,强化对科技期刊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在编辑时能立足国情。从这一方面来说,编辑所产生的工作效益并不仅仅集中于某一期刊,影响力也并不只是某一机构,更多的是面向全社会。例如,医学类期刊侧重于向医疗机构输送最新研究成果,材料类期刊重点向相关企业传递最前沿知识等。基于此,编辑应具备爱岗敬业的工作精神,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及重要输出,重视个人职业道德修养的提升。一方面,编辑的爱岗敬业精神会直接关系到期刊的质量,同时,也会对投放到市场后所产生的舆论导向及价值主导产生影响。只有编辑具有了较高的责任心,在选稿、约稿等多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传播正确信息。另一方面,编辑本身的职业道德也与该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部分编辑可能会在利益的诱导下偏离道德底线,从而为期刊机构等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舆论。当然,除编辑自身工作态度及准则的转变以外,为了更好地对编辑的思想及行为进行约束,相关管理机构也可以出台相关管理条例。[4]
(二)严格管理学术不端等不良现象,彰显科技期刊权威
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内容的传播速度大大提升。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科技期刊内容的准确性及真实性十分重要。事实上,编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以内容筛选与提纯为主,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将期刊商品化的行为。即将不同版本或不同质量的文章进行拼接从而形成新的期刊文章,或者部分期刊的创作者并非是为了传播科技信息,而希望通过期刊发表达到职称评选等学术目标。通过对近几年国内科技期刊市场的观察可以发现,期刊市场中学术次品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甚至部分单位或机构为追求政绩或期刊发表数量,出现规模化创作或其他学术不端的行为。编辑是维护期刊权威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应严格管理前文提到的学术不端现象,坚决遵守相关管理制度,强化对论文重复率及其他质量指标的审查。一旦发现存在任何不良行为,不仅要将稿件原路退回,还要给予警告,或建立机构内容的黑名单,对存在不良行为的作者进行管理。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应该注意区分“学术不端”行为,一些由于格式、文章结构等导致文章审核不通过的情况并不属于上述范畴。此时,就需要具备一定科学知识储备与文化修养的期刊编辑进行二次创作。
(三)关注社会时事热点,坚守意识形态底线
科学存在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而科技期刊是为社会群众获取科学服务的重要渠道,因此,关注并掌握更多的社会热点,将编辑的工作与大众需求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社会环境愈发复杂的现在,编辑们可通过科学原理对大众的意识形态进行积极引导,同时期刊也是政府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欧美一些国家找到中国的攻击点,试图将疫情问题演变成为政治问题,个别国家不惜编造证据进行攻击。基于此,编辑在选稿过程中应选取更具说服力,且针对性更强的论题,如将新冠肺炎公共防疫的重要性、隔离措施的实施等作为入手点进行阐述,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强化中国人民的抗疫信心,减少不良信息对其心理及理性认知产生的影响。
(四)搭建新平台,营造学术百家争鸣新局面
科学的产生大多依附于人才的智慧与先进思想。现阶段,生活环境的多样式的文化生态也得到了拓展,不同领域或不同身份的个体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往往会存在差异。这一差异反映到科技期刊上就会造成巨大的知识争议。因此,作为编辑,自身应保持理性态度,不能受到任何非权威信息的影响,认可科学的探索价值及创新性,在对科技期刊进行编辑时正确引导。从内容层面来说,科技期刊编辑社会效益意识的养成与强化应重点关注产出。而从时间层面来说,社会效益的提升需要编辑善于使用各种融媒体平台,促推科技成果传播速度。基于此,科技期刊应加快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步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新冠肺炎出版数据库,及时更新全球各地关于新冠肺炎的研究发现。我国也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中设立了战“疫”专题,专门用来讲述一线科学家的抗疫故事。目前仅微信端的阅读量就已经达到了50万次。为了解公众对科技研究成果的看法,可鼓励社会群众通过微博等平台对医学、生物学等的科研成果进行讨论,从而增加社会群众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参与感,营造百家争鸣的科学研究局面,引进更多创新性更强的文章。
(五)提高产出质量,夯实效益基础
首先,科学期刊的产出是激发社会效益的前提条件。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推动下,期刊质量得到了提升。也正是基于这一计划的实施,国内科技研究者及科技期刊编辑等针对期刊编辑所应该具备的社会效益意识进行了探讨。多数学者认为,高质量稿源是社会效益提升的根本。基于此,编辑应逐渐摆脱科技评价中“唯论文”的种种限制,积极向更高级刊物推荐作品,或者通过绿色通道的构建,将高质量稿件推荐给更高级别刊物,从而激发论文创作者的创作兴趣,促进稿件质量的不断提升。其次,产出功能的实现需要强大的组织保障。结合钱德勒的结构跟随战略理论,科技出版方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再次调整,从而为科技期刊的发表争取更多的资源,同时确保期刊投放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减少理想效果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在此过程中,编辑需要选择最高效的方式录用最高质量的稿件。还是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期刊选稿为例,部分机构的编辑创建了投稿的绿色通道,仅通过同行评议就能够完成高质量科技期刊认定,从而快速发布研究成果。这一做法吸引了诸多优秀创作者的加入。此外,疫情状态下快速应急机制的建立,如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辑组倡导构建学术委员会,对不同稿件内容质量进行科学分类也引发了其他期刊编辑关于如何高效获得优质稿件的思考。与此同时,以国家学术交流平台等为主的组织结构优势也得以显现。
五、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期刊编辑社会效益意识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要想促进编辑社会效益意识的提升,需要对科技期刊社会效益内涵等理论性知识有清楚的认知,从而明确编辑社会效益意识养成的入手点,并通过新平台创建、树立爱岗敬业精神等手段的应用促进其强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编辑社会效益意识的不断变化,相关机构及单位所采用的针对性措施也要进行适当调整,从而为科技期刊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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