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大学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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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国家开放大学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但与办学规模相比，其在国际开放教育界的话语权比较小，国际影响力比较弱。主要问题是，能讲会讲英文故事的人少，有吸引力的英文故事不多，有效国际传播途径欠缺。因此，中国开放大学需要扎实推进中国开放大学故事的讲授和传播。依托现有理论研究、实践经验总结、成功案例介绍等形式，通过英文图书、杂志、会议、网站、社交平台等多种手段进行有效传播，有效提升中国开放大学在开放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开放大学；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国际影响力

中国开放大学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这在国际上是公认的事实。但是与办学规模相比，中国开放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就显得比较弱小。在国内，普通大众对开放大学的知晓度不高，专家学者对开放大学教育的认可度不足。国际上，即使是从事开放教育研究的学者，也对中国开放大学的办学现状知之不多。笔者认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便是没有向世界讲好中国开放大学的故事，这其中包括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总结。〔1〕在2016年2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2〕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

一、中国开放大学的国际传播现状

在国际开放教育领域的英文期刊有很多，笔者选择几种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内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比较认可的英文期刊来进行分析说明。一是《亚洲远程教育杂志（AsianJournalofDistanceEducation）》；二是《开放实践（OpenPraxis）》；三是《开放学习（OpenLearning）》。

（一）关于《亚洲远程教育杂志》

《亚洲远程教育杂志》是亚洲开放大学协会主办的网络期刊，一般每年发刊两期，一次是选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年会的优秀论文；另一次是收集开放教育院校及开放大学开放教育理论与实践有关的理论研究和最佳实践案例研究，特别是有关开放教育创新与新技术应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但近两年有例外，2019年和2020年均刊发了3期。通过对该刊2018—2020年三年中刊登的8期网络期刊60篇文章的分析〔4〕，足以凸显中国开放大学的影响力。在所有60份稿件中，按照第一作者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办学单位统计，共涉及到16个国家或地区的37所学校，其中来自印度的稿件最多，有12份；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开放大学，共有6篇；中国大陆有4篇文章入围，其中3篇文章由开放大学学者撰稿，分别是上海开放大学2篇、江苏开放大学1篇。笔者与来自上海开放大学和江苏开放大学的3位第一作者进行过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3位作者参加了在香港公开大学举办的“开放式和创新教育国际会议（ICOIE）”年会，并受邀在会上宣读论文，随后论文被会议主办方推荐给《亚洲远程教育杂志》并发表。可见，中国开放大学的学者在《亚洲远程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开放大学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二）关于《开放实践》

《开放实践》是国际开放教育理事会（ICDE）主办的网络学术刊物。该刊发表的文章有三类：一类是研究性论文；一类属于创新实践总结性文章；还有一类是书评。2018—2020年这三年，每年发表4期，每期发表的文章数量不等，少则7篇，多则11篇（均不含杂志主编撰写的“编者的话”）。三年总计刊发文章102篇，其中研究论文91篇、创新实践总结文章7篇、书评4篇〔5〕。这12期杂志中，2018年第2期刊登的7篇文章，全部来自“2018全球开放教育会议（OpenEducationGlobalConference）”论文；2019年第4期刊登的10篇文章，全部来自“2019全球开放教育会议”论文。在所有刊发的102份稿件中，按照第一作者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办学单位统计，共涉及到30个国家的86家办学单位，发表文章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26篇；发表文章最多的机构是土耳其阿纳多鲁大学，有5篇；并没有来自中国的文章。在2018—2020年这3年里，没有中国大陆学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开放实践》网络期刊上发表文章，只有一位中国学者出现在作者名单中，他是来自汕头广播电视大学的肖俊洪教授。在2020年第2期上，有一篇题为“高等教育数字（开放）教育资源国家基础设施比较研究”的文章，英文标题为“AComparativeStudyofNationalInfrastructuresforDigital（Open）EducationalResourcesinHigherEducation”。该文共有16位署名作者，肖俊洪教授列在第16位〔6〕。

（三）关于《开放学习》

《开放学习》是英国开放大学主办的有关远程、开放、灵活学习领域的国际性学术刊物，这是一份在开放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声誉的杂志。能在《开放学习》刊物上发表文章是这个领域专家学者所期望的。但是，在这份杂志上也几乎看不到中国开放大学学者的身影。笔者查阅了2018—2020年这3年间《开放学习》杂志发表的所有文章〔7〕，并对其做了统计分析。不含“编者的话”，3年总计刊发文章59篇，其中研究论文48篇、案例报告2篇、书评9篇。在所有刊发的59份稿件中，按照第一作者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办学单位统计，共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的37家机构，以及2位独立人士。理所当然，英国发表的文章最多，有24篇；其中英国开放大学发表了19篇，是发表文章最多的机构；没有中国开放大学学者的文章入围。可见，在国际开放教育领域，中国开放大学的专家学者发表文章数量之少，与中国开放大学的规模不成比例。与西方国家的开放大学相比，中国开放大学明显较弱，甚至也比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教育机构，如土耳其阿纳多鲁大学、斯里兰卡开放大学等。关于中国开放大学学者撰写的英文专著以“Openeducation”“Distanceeducation”“E-learning”“Openlearning”和“Onlineeducation”为词组，在“国开学术搜索”网上的“书名”范围内搜索，除2021年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的《BeyondDistanceEducation》一书之外，没有发现中国开放大学学者撰写的其他英文学术专著。关于国际开放教育界有声望的中国开放大学学者2020年，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研究院王向旭博士等编著的《国际开放教育研究》〔8〕，专门有一章叫“国际开放教育名家名论”，列出了10位国际知名的开放教育专家，无一位中国学者。从英国开放大学主办的《开放学习》杂志2018年的审稿专家名单〔9〕可以看出，被聘为杂志审稿专家的共有161位，其中来自中国开放大学的学者只有2位，分别是：国家开放大学的韩艳辉副教授,汕头开放大学的肖俊洪教授。综合以上分析，在国际开放教育领域，无论是在专业英文杂志上发表文章，还是出版的英文专著，以及承担国际著名英文杂志的同行评议专家，中国开放大学的学者专家的参与程度较低，致使开放大学的话语权较弱，这与中国开放大学的规模相比较不相适应，与中国开放大学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所处的发展地位不相适应。

二、中国开放大学国际传播存在问题

（一）能讲会讲英文故事的人少

一是能讲英文故事人少。事实上，在开放大学体系，能用英文撰写文章或者发表演讲的确实不多，除了专职的英语教师和外事人员外，其他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英文水平确实很难完成用英文来讲故事。2013年，笔者曾参加过在天津举办的ICDE第25届年会，与参加平行小组会议的一位演讲人有过交流，她说：“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但到了会场上，才知道英语有多么重要。写英文文章本身就不容易，好在还可以请教他人，但参加会议、发表演讲就只能靠自己，感觉很困难。”二是会讲英文故事的人更少。能讲英文故事和会讲英文故事不能相提并论。首先，内容要满足阅读者的兴趣；其次，语言表达要符合英文习惯。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的文章更注重“高大上”，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外国人。其实不然，对于一般人来讲，大部分的内容还是应该“以小见大”。要做到符合英文语言表达习惯，对于中国学者确实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初次用英文来写作，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二）有吸引力的英文故事不多

一是缺少开创性理论成果。中国开放大学一直以吸收消化国际上先进的办学经验而自豪。比如，广播电视大学就是根据英国开放大学的经验而成立的。在其办学实践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学习并吸取国际上其他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来改进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因而得以持续发展和进步。二是缺乏教育实践成果总结。中国开放大学的确是在不断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尽管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不多，但在开放大学办学过程中，还是有许多实践成果的。比如，中国开放大学的办学体系、“五统一”的教学管理、“一村一名大学生”项目等，均是先进开放教育理念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这些既是对国际开放大学办学理论的验证，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办好开放大学也具有指导意义。但仍缺少对这些实践成果的总结，并向国际同行进行广泛介绍。国家开放大学“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马德·本·伊萨·哈利法国王2020年度教育信息化奖”〔10〕（以下简称哈马德国王奖）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早在2004年就启动，17年来培养了53万“留得住、用得上”的毕业生，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对外系统宣传，国际上对此缺乏了解。就是在国内，宣传也不很到位，行业外的影响力也不是很大。三是缺乏对中国开放大学办学成果的自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开放大学起步稍晚，其发展主要是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现的，因此，在理论层面缺少创新的成果。另外，中国开放大学的办学实践始终处在探索过程之中，其在国内的影响力有限、社会认可度不高。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开放大学的研究者或从业者，缺乏向国际同行介绍传播开放大学中国故事的自信心。

（三）欠缺有效国际传播途径

当下开放大学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渠道还是比较多的，如交流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发表英文文章、出版英文专著、利用社交媒体开设“媒体公众号”等。但对于一个开放大学的普通工作人员来说，不管其是研究者，还是教学人员或管理人员，仍然缺乏有效的渠道去参与开放大学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交流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机会不多；在国外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查找渠道不容易，完成稿件后想发表更难；出版英文专著，更不是一般个体能够完成的；利用国外社交媒体开设“媒体公众号”，没有相应的英语能力，很难维护。诸如此类的困难，导致开放大学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弱小。

三、提升中国开放大学国际传播力的对策

（一）创新机制，培养好讲故事人才

讲好开放大学中国故事，最需要培养两种人：一种是具有一定声望的专家学者；另一种是年轻的科研骨干。前者已经具备开放教育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后者则有更好的英语基础和社交媒体应用能力。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青年骨干，均需通过政策支持、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等创新体制机制方式，对其所从事的开放教育研究和传播加以支持。对于有一定声望的专家学者，更要注重提高其英文表达能力和新媒体应用能力；对于青年骨干，则要着重提高其开放教育理论创新能力和经验总结能力。具体而言：政策支持：制定相应的政策，给予开放大学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讲授人与学校教学人员、管理人员相同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待遇；其创作的内容或取得的成果，与学科科研成果享有同等学术待遇等。物质奖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机会（包含但不限于申报项目、参与国际会议、高水平访学等）、资金和时间。要让专家和骨干有机会、有资金、有时间从事或参与开放教育领域的科学研究，也有机会、资金、时间从事或参与讲述开放大学中国故事。精神鼓励：表彰奖励是精神鼓励的良好形式之一。为表彰在开放大学体系科研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个人，挖掘有潜力的学术新生力量，国家开放大学开展了“科研贡献奖”和“青年学术新秀”遴选活动。笔者认为，类似的精神鼓励应该在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内持续推进，以勉励“贡献奖”获得者进一步努力实践，争取获得更大成就；激发“学术新秀”的创新动力，开辟新的学术研究天地。

（二）丰富内容，撰写出有特色的中国故事

要创新故事内容,撰写代表中国传统、中国形象和中国精神的开放大学故事,传播反映中国开放大学的理论探索成果和实践经验总结，以及从业者和学习者的真情实感、真实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特色开放大学理论探索成果的故事。中国开放大学在发展战略、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课程与教学、管理与服务、质量保证、资源建设等方面均具有特点，应该是国际开放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讲好这些故事，使其成为世界开放大学的共同财富。其次，要讲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办学实践经验总结成果的故事。如“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残疾人学历教育、边远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终身学习等，均有非常好的经验值得总结，有非常典型的成果可以推广。最后，要讲好学习者接受开放大学教育后成长、成才，并为社会做贡献的故事。据国家开放大学网站〔11〕介绍，办学40年来，国家开放大学累计招收各类学生2050余万人，培养毕业生1512余万人。其绝大部分工作生活在基层，为当地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积累了大量生动的励志故事。同时，开放大学还“培养了大量‘留得住、干得好’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几乎人人都有非常生动的学习成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故事。

（三）拓宽渠道，用好各种传播媒体

一是用好传统手段。通过传统媒体向国际社会讲中国开放大学故事，应包含出版图书、创办杂志、举办高质量国际研讨会、人员交流互访等。第一，组织出版英文专著。由国家开放大学或其他地方开放大学牵头组织专家学者撰写反映开放大学发展战略、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课程与教学、管理与服务、质量保证、资源建设等理论探索成果和实践经验总结类书稿，以单本或文集的形式出版。这样的开放大学中国故事内容，是国际开放教育界所需要的，也是我们讲好开放大学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开放大学国际影响力的必经之路。第二，创办英文期刊杂志。目前，中国开放大学体系共有37份杂志，全部是中文杂志，创办一份开放教育领域的英文杂志，是开放大学的责任与义务。创办英文期刊，是增强中国开放大学在世界开放教育领域的话语权，提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之一。第三，定期举办国际开放教育专题研讨会。定期举办规模在100人以下的小型开放教育国际研讨会，会议全程以英文为工作语言。除一定数量的国内开放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开放教育研究学者等参加外，会议还要邀请国际上著名开放教育专家学者参会指导，也应邀请其他国家开放大学的研究人员或从业者参会。会议的邀请、组织，以及会后的参会论文推荐等，均可参照香港公开大学“开放与创新教育国际会议”的成功做法。第四，增加人员交流。人员交流是双方沟通交流最直接的形式，应采取各种措施，通过送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多渠道开展人员交流。除通过集体组织外，更要鼓励学者个人通过多种联系渠道。当然，与短期交流相比较，笔者更倾向于较长时间的交流，比如3个月以上的访学。二是用好用活新媒体平台。在多种媒体盛行的时代，仅仅借助传统媒体发声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用好用活新媒体平台，更好地实现开放大学中国故事的广泛传播。首先，要增强现有英文网站的活力，吸引更多人上传故事、浏览内容，并进行传播。几乎每一所开放大学都有门户网站的英文页面，其内容与中文版会略有不同。英文网站的功能是面向国际传播学校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文网站应增强活力，优化内容，增加互动功能，吸引观众关注网站，并进行再传播。其次，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开放大学中国故事。与中文网站的信息传播相比，如何利用英文社交平台传播开放大学中国故事，还没有真正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鼓励个人创设新媒体账号，使更多人成为开放大学中国故事的讲述人和传播者。国家开放大学外语教学部韩艳辉副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讲好开放大学中国故事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总之，国家开放大学要在“未来30年，分‘三步走’建设世界一流开放大学”〔11〕，需要扎实推进开放大学中国故事的讲授和推广工作，加快提升中国开放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开放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放大学体系，特别是省级以上开放大学，共同采取一系列措施，投入相应的人财物条件，发动、鼓励或组织专家，包括普通教师，共同讲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放大学中国故事，并通过图书、杂志、会议、网站、社交平台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以迅速提升中国开放大学在开放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全球开放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

作者：王柱国 徐锦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