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主艺术传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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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女主”是当下流行文化语境下对文艺作品中具有社会独立意识、性别觉醒意识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女权主义的女主角的生动描述。作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文学先驱的国家——英国，是世界女性文学史上的翘楚，是拥有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勃朗特三姐妹等世界著名女作家的国度，自然是“大女主”文学传统的重要标志性文化源流。

［关键词］大女主；英国文学；女性主义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人类文明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跨越昔日国家的疆界，向着更加开放、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女性作为现代社会秩序中的“自我”的“他者”，女性主义作家进行的解构与建构，正在变化的全球语境中凸显出新的突围与实践的意义。［1］从“现实生活+文学家+文学文本+读者”的文学四要素理论视角来看，伴随着19世纪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文学由此开始兴起，无论是女性作家的群体性崛起还是女性读者或是关注女性命运的读者群体，都共同被激活并构建起一个庞大完整的女性文学体系。而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以女性为主要形象的文学作品，以挖掘女性独立意识并感召女性多方面觉醒的诸多艺术手法，也在这样的文艺思潮乃至社会思潮的整体氛围下获得了更大的进步。时至今日，当代最为流行的文学形态即影视剧，在英美语境下，仍然有着大量的女性形象甚至女权主义的艺术形象、作品和手法得以传承并展现，像《乱世佳人》《神奇女侠》《致命女人》《绝望的主妇》《女王的棋局》等，在西方世界继续收割好评、关注与流量，而这种“大女主”艺术形象与作品得以攻城略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尤其是英美在文学史上形成的旗帜鲜明、具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因此，梳理并深层把握这种传统的底层逻辑与表现形式，才能逐本溯源地了解“大女主”这个流行文化形象与审美趣味的当代展现与内在气韵。

一、英国“大女主”文学的时代背景溯源

文学是时代的精神映射，之所以“大女主”文学兴起并繁荣于英国，尤其是在19世纪，自然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家的“黄金时代”铸炼了文学的“黄金时代”。经济上，19世纪的英国正值工业文明的全盛期，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均为世界领先，巨大生产力的解放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与文明，因而也使众多女性群体得以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竞争，丰富的社会实践也增加了她们的社会阅历和职业经验，优化了她们的认知水平，扩大了她们的视野，催生了女性的独立意识。政治上，英国较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试图探索更多元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和渠道，全社会呈现出民主、法治的态势，也为女性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社会基础，女性在教育选择、婚姻选择、职业选择等方面都获得或正在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平等权利。在思想文化上，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观念已在欧洲广泛传播，自食其力、自信自强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深入人心的价值共识。这些都构成了女性意识觉醒、女性思想独立的思想文化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便大英帝国世界霸主地位不再，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超脱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具有非同步性。再加上英美文化同体同源，而美国的主流、流行文化影响广泛，确保了这种“大女主”文艺传统得以延续并发展至今，成为英美文学的亮眼标签。

二、英国文学“大女主”的艺术特点分析

英国女性文学从18世纪开始萌发，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先后出现了《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呼啸山庄》《简·爱》等名垂青史的女性文学巨著，成为英国“大女主”文学的图腾、当代“大女主”艺术形象视野中的“上古神兽”。女性作家利用自身细腻的思维创造出多元化、生动鲜活的形象，关注婚姻家庭、女性命运、两性关系等主题，婚姻与爱情、女性主义与传统的冲突成为她们作品的主要方面。［2］系统深入了解英国文学“大女主”艺术创作的规律和表现手法，有助于理解当代“大女主”流行文化乃至整个当代西方流行文化的关键热点。

（一）对自我命运的独立把握

女权运动的社会层面动力即女性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因而拥有了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经济独立决定其拥有独立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女性相对获得了对自身命运的决定权，而不再完全依附于男性。这种社会革命基础上的话语权革命反映在文学作品上，就是“大女主”掌握自我命运、判别自我价值的独立性。相貌平平的简·爱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命运自不必说，但她因有自食其力的职业能力，因此可以不必像其他女性那样通过美貌依附于男性，即可获得社会认可、生活自足，不仅把握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还反过来拯救了男主。“大女主”之“大”，最基础的动力在于集中化、艺术化地展现了女性经济独立的硬核能力。

（二）对女性魅力的独立认定

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魅力的认定势必是颜值为先的，这是父权制、集权制社会形成的对女性的“传宗接代”或“男性玩物”的功能身份安排。因而女性具有独立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性别意识觉醒”。如果经济独立算是整个社会环境中的“自然选择”，那么性别意识觉醒则相当于“性选择”，是一种对自身性别的深刻反思，并对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功能身份的认知革命。不再依靠美貌借男人上位，成为女性独立的又一标志，这也是更加难能可贵的性别意识觉醒，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性别分工的超历史性”，女性与男性只是一种自然的性别分工，而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别捆绑的社会身份，女性同样可以通过社会协作、社会能力获得认可，展现魅力，而不限于性魅力。同样出身一般、相貌平平的伊丽莎白在社交场合拒绝傲慢，尤其对男主的傲慢回以“偏见”，并最终以美好心灵、聪明才智和独立价值观这些非传统女性美德所展现出的魅力征服男主。当然，对自己命运的独立把握，对自身魅力的独立判别，最终必然指向女性最关注的恋爱婚姻问题，而争取婚姻自由本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大女主”文学名著中的“大女主”无一例外对婚姻恋爱自由的追求与判定都是独立的，高度反抗传统男权社会的评价标准，诸如门第、财产权、社会地位的匹配，而更注重个人的品性道德、人格尊严、情感共鸣等。总之，英国“大女主”文学无论是作家还是女主角，其实都是在以艺术的方式寻求自我觉醒、自我升华。正如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思想代表作《第二性——女人》中大声疾呼的：“希望有一天，……女人可以表明她个人的思想，提出问题、怀疑和希望，然后在生命中去寻找她的使命，为广大的人类，不为小小的自我。”［3］

三、关于英国文学“大女主”艺术传统的反思

“大女主”艺术形象与创作传统是女性平权运动、解放运动与女权主义兴起的产物，总体上的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是进步的，文学作品作为人类精神宝库的重要园地，必然是人类精神变革、精神跃迁的集中镜像，因而“大女主”文学必然是标志了这种进步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英国“大女主”文学无论在文学样态还是文化价值、精神内核上都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一）“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对男权的最终妥协

“大女主”文学，势必是在旗帜鲜明地挑战男权，无论是家庭结构、社会地位还是价值观念。但这种挑战是以女性无法超越的生理、心理、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为边界的，一旦到了临界状态，无论是女性作家，还是女性读者都不仅放弃了挑战，甚至反而主动向男权寻求肯定，回归屈从。而且这种屈从不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是自身精神价值的后续乏力造成的，也能够看出男权在思想文化、价值观等精神领域的控制力度和深度。深究这种屈从的原因，更多的是内在精神层面的，即这些标榜独立意识的女性作家，她们所受的教育归根结底也是来自男性社会，其底层逻辑仍然是男性意识和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因此其后无论何种形式、层次和高度的女性独立意识，都是以男性意识为起点的。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悖论，即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作品往往是以男性知名作家的肯定和赞誉作为其“独立”的艺术价值标志的。就如同同时期的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明确指出的，接受教育的女性更加具有捕猎男人的本领和资本。这种悖论往往表现为女性作家在创作作品和女性人物时，因无法彻底摆脱男性评价标准的影响，因而对“大女主”的人生悲剧与痛苦往往缺乏深入挖掘，甚至又回归到了祥林嫂式的“我真傻”的自我归咎老路上来。这就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给女性群体的社会枷锁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深层体现。

（二）“黔之驴技穷了”——题材的单一狭窄

女性作家、女性文学与女性艺术形象都是在多角度表现女性的独立意识，而这种独立意识边界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对女性群体的桎梏与限制，无论是女性作家还是女性读者，能够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有机会阅读到文学作品的女性群体，虽然已经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一定的文化熏陶，但受整个社会历史时代的局限，社交圈、生活空间和阅历都十分狭窄单一，因此能够用以展现女性独立意识的题材也势必十分有限，大多局限于女性群体所本能关注的爱情、婚姻、家庭等个人题材，而且创作方式多为自传或半自传。这种单一性、同质化的创作题材，经由女性作家创作、女性读者阅读，整个文学作品与公共话题的共享、解读的过程，更像是女性群体的“抱怨”“吐槽”“八卦”行为，女性意识的萌发与成长仍然是止步于传统女性意识的大概率指向，即“闺房”。这种题材的狭窄所体现的是真实的英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范围内，女性社会生活的单一与狭窄。虽然相较于其他没有婚姻自由的女性而言，女性作家及女性艺术形象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仍然局限于家庭内部，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如商界、政界与复杂的公共社会生活中，女性往往不敢发声，或者不感兴趣甚至没有理性认识。这就决定了女性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是扎堆婚恋家庭这种个人化题材，相对于社会评价标准而言更为安全，相对于读者群体也更受欢迎。因此，“婚恋与家庭”既是女性文学的标签，也是桎梏。

（三）“单打独斗、各自为战”——未形成统一的女性阵营

虽然在英国历史上尤其是风华绝代的19世纪的文坛崛起了多个重量级的女性作家，但相比整个作家群体而言仍然是凤毛麟角，如果要从力量上抗衡自然是杯水车薪，而且不仅是主体力量不足，还没有形成战略合力。这一点很耐人寻味也很遗憾，因为女性作家往往选材上比较统一，因此本应该形成相对一致的文化话语阵地，无论是对女性固有的从属性社会地位与悲惨命运的同情，还是造成其苦难的社会根源的控诉，都是能够形成“女性阵营”的天然优势。而事实正相反，英国女性作家群体反而纷争不断，始终未形成和谐统一的文学体系与创作格局。这一点类似于现实生活中“女人间的纷争”。当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盖斯凯尔夫人等相继崛起并占据一方领地之后，女性文坛进入了风格积聚、流量垄断的境态，也就是说这些“文坛大女主”几乎成了女性文学的创作模板和经典范式，而且以一种更为狭隘和机械的方式规定了后续女性作家的创作路线。这种格局客观上制约了本就薄弱的女性文学创作，直接造成了这个文学类型的后续乏力、后继乏人。这些女性文学的大宗师们似乎缺乏男性同行们的基于长远的战略眼光，没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发展意识和目标，然同时期已有了充分的创作热情和一定经验的女性作家被长期压抑，最终泯然众人。因此，英国女性文学从战略性、源流性和绵延性上极为欠缺，即便同时期也没有形成有层次、有系统的文学流派，基本上是几个各自为战的“大女主”的个人走秀，可谓有巨星无星系。对英国“大女主”文学的辩证反思，恰是对英国女性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深入的、唯物史观的分析与探究，这种有进有退、欲拒还迎、毁誉参半的发展状态，也正体现出了妇女解放事业的曲折性、长期性和迂回性。女性意识的兴起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集中体现，自然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也是文化进步的特征。这种进步也是历史的、阶段性的，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正如文学作品中的“大女主”的局限性、条件性和反复性，而这些也体现出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真实状态与发展趋势。因而对这一问题的辩证反思，在于深入解读英国女性文学的全景，了解其真实起源与流变动力和机制，进一步拓宽女性文学研究的视角，从而为当下英美流行文化中“大女主”的文学审美与批评构建新的认知模式和解释系统。

参考文献：

［1］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徐慧，申红.浅析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创作发展［J］.文学教育（上），2019（10）：40-41.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08.

作者：方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