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思想进路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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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工智能的生产性应用不断加强，其对我国就业的替代效应初显。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学界关于人工智能对我国就业影响的过往思想变化及论争，得出结论：人工智能将导致就业总量减少是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终将促进人的主体性地位，伴随着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替代，并最终进化为共产主义；对于我国来说，人工智能将导致就业总量减少的趋势目前将从劳动者就业、劳动者收入分配两方面缩减我国广大劳动者收入。基于上述结论，展望了人工智能与就业的未来三个研究方向，并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就业；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顶尖前沿生产技术之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与此同时亦对劳动者就业带来强大的伴生冲击。区别于大数据等一般高新技术，人工智能以独有的自演化性进一步模糊了生产过程中机器与人的角色，对我国劳动者就业提出了更大挑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报告显示，预计到2055年，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取代全球49%的有薪工作，其中中国和印度受影响最大。《“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指出：“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技术加速应用，对就业替代显应持续显现”；“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才培养培训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将成为就业领域主要矛盾。”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应用，对于挤出我国劳动者就业风险，乃至激化就业矛盾的风险不容忽视。当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国就业形势仍较严峻。“必须深刻认识就业领域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入分析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厘清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者就业影响的思想变化，明确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问题的实质以及作用机理，对于认清当前人工智能对我国就业冲击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风险、缓和就业领域矛盾有着重要意义。

二、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过往研究历程

人工智能概念较为崭新。2016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发展元年，而国内明确将人工智能与就业关联的研究最早见于2017年。彼时学界普遍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大数据等新技术不做具体区分，将人工智能看待为一种高新生产技术来研究其对就业总量影响，研究角度包括效应机制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等，与目前最新研究没有本质差别。(王君与杨威，2017)基于将人工智能划分为高新生产技术的界定，梳理了近现代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百年论争”及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方法、逻辑框架的演变，得出结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会带来就业的波动，尤其是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就业的降低；技术进步在长期内会产生偏向性劳动就业，即会增加技术劳动和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的需求；技术进步对于就业总的影响不确定，现有研究无法明确回答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影响的总效应；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实现依赖于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等；(赵磊与赵晓磊，2017)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及生产力与就业的变革历史视角，通过论证历史中就业与贫穷各自演变规律以及关联程度，得出结论：“随着自然力逐渐取代人力，人类社会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失业压力，这是人工智能普及化必然带来的困惑”。在分析人工智能将对就业产生负向影响的同时，此时已有部分学者表达了由此将衍生的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的担忧：“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下的职业极化压缩了中等收入阶层，拉大了高收入群体与低收人群体的差距，扩大了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研究中发现这种两极分化在“机器换人”浪潮中已初见端倪。例如在东莞市，机器人制造业相关人才，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月薪普遍过万元；而被机器人替代下来的工人，即使再培训转岗薪水也要降低近1/3，也有部分工人转到其他地区从事原来工种，不但薪水有所下降，将来还面临失业风险。如果未来几年“机器换人”大规模推进，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可能会带来影响社会稳定等衍生问题。”(王君与张于喆等，2017)随着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大数据等技术在生产领域应用不断深化，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作为生产手段的相互异质性逐渐受到关注。如果说工业机器人、大数据等技术仅因作为更加高效率的劳动工具从而与过往生产技术产生划分，那么人工智能则因具有创造性与自演化性，模糊了劳动工具与劳动主体的界限，更加具有“人”的属性，从而与过往生产技术乃至机器人、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划清了根本界限。这种创造性属性将会进一步加剧技术替代人类生产的趋势，从就业结构、就业总量上全面替代我国劳动者就业。涂良川(2022)认为：“今天的人工智能不仅具备了代替“蓝领工人”的可能，而且还具备“创造”至少是发现知识的可能，使其在形式上具备生产主体的基本规定性，既产生优于人类劳动主体的“劳动模范”，又具备超越人类劳动主体的“劳动优势”，表达人工智能在生产中以生产效能的方式通过了“图灵测试”，成为生产主体”。然而，“人工智能在现实中却是因为其功能的类人性而被人们认可为具有生产能力的‘主体’”，只具有替代劳动者生产功能的可能性，不具有进化为意识体从而直接替代劳动者的可能。上述过往研究历程显示了学界对于人工智能认识从一般性技术到特异性技术的深化。然而无论是将人工智能归类为一般性高新技术，还是强调其创造性加以单独考察，现实情况是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尚处于导入期，距离最终产业化和全面性应用拓展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对就业的冲击还是局部现象而且相当有限”(王君与张于喆等，2017)。因此，将人工智能暂时保守地看待为一般性高新技术，以此来探讨其应用对我国劳动者就业影响，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

三、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论争及一般性启示

通过上一部分概述过往研究历程，目前可将人工智能界定为一般性高新技术。以此为基本认定，这一部分将分析既往研究中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重要论争及疑点，厘清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认识的大体变化趋势，并总结这种趋势所具有的一般性启示意义。过往重要论争和疑点主要有二：1.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就业总量影响的增减；2.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替代趋势是否会威胁人的主体性地位。第二点基于第一点的确认而提出，即人工智能将必然导致就业总量不断减少，并因此产生了失业妨碍人生存发展、威胁到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地位的继发疑问。

(一)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就业总量增减影响真的不确定吗？

早期文献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就业影响机制分析始终被重点应用，并常被用于考察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就业总量增减影响。然而机制分析却一直不能准确回答长期下人工智能对就业将产生何种稳定的总效应，总效应正或负两种观点相互辩驳，或总效应直接被认为长期下不确定。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机制通常被分解为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分别指技术进步对劳动者就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所致的岗位创造效应，二者总和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就业总量影响的正负方向。“人工智能对就业具有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已无可置疑，但是两种效应的强弱却具有明显的空间、时间、产业结构和社会文化异质性，即人工智能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劳动者影响不一样，因此总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具有不确定性”(朱力，2022)。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的机制分析虽能具体、准确地考察某时期内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就业总量的影响，然而当涉及长期就业影响的预期时，究竟有无稳定结果和趋势，现有机制分析研究鲜有能给出准确且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当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及历史演化视角下看待时，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劳动者就业影响的本质被准确切中，就业总量增减方向被论证为负，即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导致未来就业岗位持续减少，就业率将必然地下降。前文已将人工智能界定为一般性高新技术。那么，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问题实质上属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分析也自然落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领域。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动态构成中，“人”力部分持续下降，自然力部分持续上升，人对自然力的不断借助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生产力发展史实，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工智能本质上作为深深打上“人”的烙印的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手段，或者说高度发达的一般性生产工具，其与原始社会的弓箭，农业社会的纺车、犁，工业社会的非自动化机器区别仅在于更为复杂地内蕴了更高的生产力，除此之外并无二致。因此，人工智能以生产工具身份加速“人”利用自然力的进程，只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与必然趋势。进一步地，在生产领域“人”力逐渐让渡于自然力的必然趋势，也必将导致劳动者岗位被人工智能大幅替代结果的出现。“当然，新的就业形式比如服务行业的拓展可以吸纳被人工智能排挤出来的人力，问题在于，如果将来人工智能普遍替代了服务行业的人力，那么服务行业中的人力又将被用于何处？这个提问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如果我们将这个提问‘进行到底’，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科技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普及永无止境，自然力替代人力的过程将一直会进行下去，直至有一天“自然力”喧宾夺主，最终全面取代人类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赵磊与赵晓磊，2017)。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加速收缩就业总量是必然趋势，因为技术进步终将使得生产活动中“人的双手”被“自然的手”所取代。此外人工智能不仅会替代有形的手，劳动者脑力思考这种“无形的手”将来会多大程度地被人工智能替代，需加以关注。

(二)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替代趋势会威胁人的主体性地位吗？

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使就业总量不断减少是历史必然发展趋势，看似威胁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一方面，岗位失去后，人的劳动本能将以何种途径满足难以确定；另一方面，劳动者失去工作岗位后收入来源也将因此被断绝继而陷入贫困，无法获得自身生存发展资料。这些都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的冲击所造成。已有学者表达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地位威胁的担忧：“智能机器人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应该作为一种工具存在，只能‘替代’人的部分劳动，不能影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能威胁到人的主体性地位”(朱巧玲与李敏，2017)。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理应解放人的双手，使人更加富裕、更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更加强化人的主体性地位，为何又会威胁到人的主体性地位？当以经济制度的差异视角来看待时，主体性悖论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劳动者收入来源因人工智能技术被断绝继而使劳动者陷入贫困，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特有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带来两大显著后果：一是智能机器将极大地促进财富创造，但这些财富主要被少数企业主所攫取；二是可供劳动者分配的财富也有大量增加，但获得财富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却只能通过少量的就业岗位获得”(宋富强，2022)。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按要素分配的法则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各自按贡献度参与财富分配。当人工智能取代了劳动力时，财富只能分配至少数开发维护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与技术所有者手中，如此，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更大财富反而被更少的资本技术所有者占得，绝大多数劳动者只能等待饥饿致死。更进一步假设，当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自我演化，可以自开发、自维护时，甚至资本与技术所有者都不再有财富分配资格，那么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海量财富该归属于谁呢？信奉资本主义的所有人，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有谁又能幸存？总而言之，资本主义背景下，人的主体性地位确实受到了威胁，而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人工智能威胁，恰恰是来自于资本主义本身就忽略人的主体性，将物与人一起并列为要素参与分配。当人工智能与人的就业主体性问题放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情况下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的威胁不复存在，反而促进了人的主体性与人的发展。首先要明确的是，“失业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近现代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在没有失业问题的农业社会，贫困问题以及生存问题比工业社会要严重得多”(赵磊与赵晓磊，2017)。失业从来不是人类真正的威胁，失业带来的贫穷才是。就业只是过去实现人尚不完善发展的必要，而不是未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如果说人工智能将导致劳动者全部失业，却让其越来越富裕，这恰意味着人工智能作为先进生产技术，将人类从机械性、程序性的生产活动中解放了出来，让人类完成了从生产性到创造性的进化，在以自动化生产力为基础的条件下，实现了自身经济行为乃至一般行为的跃迁，即“纯粹的创造”。这样的图景，是人工智能，或者说技术进步的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财富按劳分配，且生产要素为所有人共同拥有。即使当人工智能技术有朝一日替代了所有人力劳动者时，按劳分配原则依旧从底层逻辑承认劳动者在过去开发维护人工智能所作贡献，将看似只属于人工智能创造的巨额生产力增益归属于人类。而资本主义冷冰冰地将劳动力作为要素将其与技术等其他要素地位等同，逻辑上最终只能使人失去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占有权。实际上，有朝一日技术替代了所有人体力工作及部分重复性脑力劳动工作时，人类双手彻底解放伴随着创造性得以彻底释放，这恰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高度发达阶段———共产主义所应有的愿景。机械性生产这种无意义的活动交由智能化机械完成，人类活动则升华为创造，体现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极大强化。通过探讨学界过去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两个论争点及疑点，可以得出一般性启示：当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时，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替代趋势会威胁到人的主体性地位，且这种威胁将从劳动者开始发生，逐渐向资本、技术等其它要素所有者蔓延，直至所有人都失去人工智能生产成果所有权。人工智能高度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不仅逻辑上会失去物质生存发展基础，更无法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时，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替代趋势会强化人的主体性地位，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生产力成果将会被所有人所拥有，伴随着人从劳动者身份到创造者身份的转变。此外，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当人工智能等技术高度发达以至所有人都无需再亲手工作时，人类完成从生产力生产者至创造力生产者的进化，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亚形态最终得以进化为共产主义。一言以蔽之，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替代趋势都是历史必然走向。然而只有逐渐完成从资本主义至社会主义的转变，这种趋势才会强化人的主体性，如果固执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的主体性终将会不断被削减。

四、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者就业影响启示及研究展望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探讨了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纯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极端情况下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趋势及后果。而对于我国，生产力发展依旧不充分，允许资本成分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依旧是我国目前最适宜的过渡性经济制度。如果为了彻底解决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我国居民就业的威胁而违背生产力发展现状，贸然地变革至完全公有制，显然不可取。这也意味着现行制度下，一定程度被允许的资本主义成分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对我国就业产生有限威胁，人工智能将会借由“劳动才有收获”、“收获在一定程度上按要素分配”这两条生产力发展尚不完善时期的收入分配客观原则，分别从劳动者就业、劳动者收入分配两个收入实现步骤结构性地缩减我国广大劳动者收入。首先，就业权的威胁首当其冲，表现为人工智能直接替代机械性生产岗位而使广大低技能劳动者收入源泉丧失；其次，即使高技能劳动者暂时不会失去岗位，人工智能也将继而从收入分配权上加剧资本技术所有者与劳动者收入分配的不公而使高技能劳动者收入间接减少。无论失业与否，我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目前都面临着收入降低的威胁，对于占人口大部分比重的低技能劳动者，收入降低问题甚至有升级为贫困问题的风险。因此，怎样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者的就业直接冲击与收入降低间接冲击，既应是未来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重点研究方向，也是我国缓和“就业的潜在冲击”与“防止返贫”的当前要求。基于此，本文建议未来关于我国人工智能与就业的研究重点应从三个方向展开：1.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对策；2.人工智能对就业替代既遂的继发风险及对策；3.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者自身生产性与消费性失衡的研究，前两个方向重点侧重人工智能带来的具体影响，意图解决上文所述的就业直接冲击与间接冲击，第三个方向则将视角转向劳动者自身，意图剖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背景下劳动者自身存在问题。

作者：孙泽阳 单位：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