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乡土文学中的农民现代转型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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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现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乡土文学是人类生存的思想故乡和精神家园，是乡土作家对土地作为“人类的一种永恒的眷恋情节”这一存在主义的关怀。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体验、审美情趣发生了巨大转变。在急剧的变革之下，乡土社会原有的紧密的联结也在撕裂与重组中滋生出新的意义空间，创作灵感土壤的“质变”随之带来了乡土文学创作风格的集体性转向，更富时代色彩的新农村题材作品流淌于乡土作家的笔端。由此，对乡土文学的叙事主体、叙事空间、叙事视角及叙事语言再三审视和确认，以及进入了后现代模式的新世纪农民现代转型形象的塑造，成为表征中国传统性和乡土性的重要载体。

一是表现在叙事主体上，进城务工农民成为乡土文学的关注对象。在传统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最经典的人物形象，并且时常呈现二者的交互与对立，用以展现乡土社会的分层和撕裂。而在新世纪乡土文学中，农民尤其是进城务工农民成为乡土文学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一叙事主体的转变，来源于城乡一体化进程下农民对城市的被动“参与”而非主动“融入”。在原有乡土环境中，农民靠天吃饭，土地是农民赖以为生的经济根源；而对于进城务工农民来说，出卖劳动力成了唯一获取经济收入的途径。从依赖土地到出卖劳力，这种改变，看似是农民对谋生方式的主动调整，实则是农民在新生存空间里的被动适应。这种“被动”也恰巧印证了农民在进入城市后对城市文明和社会规范所表现出来的茫然和迟钝。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实则是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对立对峙。相较于传统乡土文学中的农民，新世纪乡土文学中的农民不仅带有乡土气息，还带着几分城市姿态。乡土作家贾平凹在其作品《高兴》里保留了对农民的一贯关注，这部作品正是以进城务工农民为叙事主体，采用口述体的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城市中拾荒人的命运。作品中主人公刘高兴怀揣着对城市的梦想，带着同乡五富远离家乡，一起来到西安讨生活。他们怀揣对生活的希望，一心抱着“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的城市生存理念，但却难免摆脱在与城市文明的碰撞、摩擦、冲突之后黯然离场的命运。故事从城市开始、再到从城市结束，两位主人公更像是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城乡结合地带的边缘人，当乡土社会遭遇城市文明时他们被忽视、被排斥，城终究不是他们的城。再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的主人公暖暖，她是一位原本一心向往城市的农民，迫于无奈才从北京回到家乡。该作品对于暖暖的关注，更多侧重于其受城市文明影响后回乡带领全村人民脱贫致富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暖暖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农民形象，她不再留恋土地，更像是半个城市人，她所呈现的农民现代转型形象及对城市洞若观火般的认识，明显具有现代新特质。但上述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仍囿于社会分层的鸿沟，他们眼中城市仍“高高在上”。

二是表现在叙事空间上，城乡接壤地带成为乡土文学的聚焦场域。现代小说有 3 个要素—人物、情节及环境，其中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里的环境也可称之为场景，一般作为人物塑造的背景而存在。但对于乡土文学而言，场景是小说中最为重要的元素。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市发展“开疆拓土”式的延伸和“攻城略地”式的扩张，由城市化衍生出的城镇化持续发力，城镇作为城市的卫星城四向辐射、急剧膨胀，乡土空间被迫做出让步和牺牲，农民的生存空间和立足之地进一步被压缩和挤占，农民大量出走、纷纷逃离，农民向城市迁徙也引发了乡土文学叙事空间的转场，农民落脚的城乡接壤地带成为乡土文学的聚焦场域，对于农民现代转型形象的塑造也多立足于城市边缘空间。在新的叙事空间里，乡土作品不再呈现以往乡土空间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交互关系，而是转而探讨城市空间里人与城市之间的互斥和对峙，尤其是伴随着农民进城务工，这种冲突感和异己感更为强烈。新世纪的乡土作品将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从乡村恬淡自然的风景画中搬运到城市光怪陆离的信笔涂鸦中，农民善良淳朴的性情被城市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异化。农民在都市空间里的惊悸和固守，也是乡村空间在城市空间包围之下的颠覆与再造。

三是表现在叙事视角上，生活日常成为乡土文学青睐的典型话题。在以往的乡土作品中，作家们往往着眼于乡土历史文化的宏大叙事。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经典作品为例，这些作品创作于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是颇为厚重的乡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如何艰难前行，《白鹿原》则以白鹿两家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或颓败为叙事线索。两部作品的叙事视角都带有历史的纵深性，其对乡土社会的呈现和乡土文化的反思均基于历史的纵向维度，着眼于国家民族命运，叙事带有大变革浓重色彩。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品则跳脱出传统乡土作品宏大历史叙事，将叙事的基点下放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上。其创作的视点不断下移，平实的视角取代了作者对底层人民的俯视和普通群众对上流社会的仰视。极具戏剧化与冲突化的故事情节被淡化和剥离，取而代之的是对农民一日三餐和柴米油盐的描写。在此基础上，农民现代转型形象得以生动刻画，农民的勤恳善良、沉实厚重、老实本分、凝滞守成，都被一一观照出来。这种叙事视角向平视、自然的转向，不仅增加了文学叙事的真实性和亲和力，而且对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关注更给乡土文学作品增添了几分感性，这种人道主义色彩赋予了乡土文学直击人心的磅礴力量。然而，这种“向阳”转向也不免带有暗影，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过度关注，使得乡土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局限于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中，难以从更高的维度来审视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本质；对农民的命运刻画过度局限于个体或个例，难以揭示农民这一群体与社会转型与改革之间的深入关联；对感性的过度渲染使得情绪走在理性之前，缺乏更为深入的客观审视和理性烛照。

四是表现在叙事语言上，平实质朴成为乡土文学偏好的审美风格。新世纪的乡土文学以小农民视角进行故事书写，回归了乡土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属性，虽未能全方位地追踪当下乡村发生的深刻变革，但在重建农民与乡土社会联结方面却大有裨益。正因为这种对普通生活日常的亲近和洞悉，使得新世纪乡土文学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偏爱一种更直白、平实、朴素的语言风格，这可称之为乡土文学的“祛魅”。为更深刻地探知普通农民的生活滋味，新世纪乡土文学将其触角深入到工地、棚改区、廉租房，触碰那些破败、杂乱、污秽，小心翼翼地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内部和社会生活的深层，明明是深刻而厚重的话题，却以一种全然不带修饰和雕琢的笔触呈现，以一种“裸妆”的方式回到大众的视野，映证“朴素往往才是最深入人心的”。新世纪的乡土文学作品在找回真实感这一方面的确费尽心思，其褪去原有的臃肿姿态，删繁就简、轻装上阵，这种色彩的简化并没有削弱乡土文学在农民形象塑造上的表现力，寥寥数笔勾勒的线条美反而凸显了农民与生俱来的乡土本色，更显生动和细腻。

一个时期自有一个时期的农民故事，一个时期也有一个时期的农民形象。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变革，乡土文学还会诞生新的叙事主体、叙事空间、叙事视角及叙事风格，但农民的本质是不褪色的，他们会以新的面貌投射于乡土作家笔下。正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2021 年 7 月出版的《现代转型体验：新世纪乡土文学研究》所说的那样，农民正在社会转型中体味新的现代体验。该书以新世纪乡土文学为研究对象，对社会转型中的农民进行探讨，深入新世纪以来农民的情感世界与文化症候，提炼出“怨羡、焦虑、浮躁、疾病”4 种宏观现代心理体验，分析农民土地意识、性观念、人际关系、宗教信仰及乡村社会的民主意识、法制观念、知识观念、消费观念等，呈现新世纪以来农民剧烈的文化心理冲突、人格嬗变及乡村秩序变革。全书始终贯穿历史意识，坚持对人的观念的理解和把握，注重文学内外部结合、宏观社会心理与微观文本结合，较准确把握农民身心体验，并加以现代性反思。可以说，《现代转型体验：新世纪乡土文学研究》一书呈现的新世纪农民现代转型形象塑造，或对当前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甚至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均具有较强的现实参照意义。

作者：徐方亮 单位：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