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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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呈快速攀升态势，其规模在全球仅次于美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有时代性，不仅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且要涵盖技术经济的时代性。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必然会产生具有颠覆性的经济理论问题，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数字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

数字经济优化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表现有四。一是，数字技术通过优化供需匹配度，协调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消费者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行为在不确定性前提下，局部资源配置低效与全局性资源配置潜在高效之间始终存在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借助技术创新来不断优化整体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在交换环节能够显著缩短流通时间、扩大流通范围、加速资本循环和积累。三是，数字平台的统一调配使共享经济成为可能，共享出行、共享物品、共享空间等共享经济的产物，能够显著提升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四是，借助大数据模型和算法经济能够精准预测市场需求的动态趋势和变动规律，提升即时交易的履约效率。

（二）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数字经济带来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从数字化趋势和普惠性方面促使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占有数字化生产要素越多，在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高。数字行业的专业门槛高、规模经济等特点，使数字经济为数字创新者带来了财富，但同时，智能化生产替代社会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且区域、城乡和行业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数字经济通过劳动技能和技术的匹配关系影响就业作用于分配结构，简单劳动力逐渐被智能化和自动化机器替代。在短期，被替代劳动力无法调整技能，获取新工作岗位的难度较大；但在长期，数字经济却会创造新任务而间接增加对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熟练技工等高端人力资本的需求，其报酬远高于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此外，数字连通、数据共享、产业数字化和收入分配均等化使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了共建共享，充分体现收入分配的普惠性原则。数据参与分配也存在一定的挑战，尤其是在数据权属界定、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安全保护、数据的科学分类与交易流通机制等方面。

（三）数字经济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影响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兼顾增长的效率与公平。数字经济通过经济活动、经济主体权利和制度安排作用于城乡结构转换，进而产生收入双重分配效应。一方面，数字经济使农村居民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土地、劳动、资本的重新组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缩小城乡产局。另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也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金融因兼具普惠性和创新性的特征，而有利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也均对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在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和功能属性的作用下，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各种生产组织的商品生产效率、商品周转速度和货币流通速度随之提高，传统劳动、知识劳动和新纳入的社会劳动得到重组。新知识的引入，在实践层面体现为经过数据的智能化改造，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协作模型较传统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以智能化技术为基础的机器体系摧毁了传统生产车间内部基于零配件和流水线的生产组织方式，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虚拟车间”主导新的劳动组织方式，使得大规模多样化生产成为可能。基于此，经济运行效率得以提升。数字经济的核心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具有高技术性和平台性特征，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具有融合性和协同性特征，数字经济的零复制成本决定了其会释放空间外溢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作为基于互联网及相应新兴技术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创造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经济影响传统市场秩序

数字技术引发更低的搜寻成本，进而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及其离散程度，这会作用于产品的种类和媒体的可用性，并改变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匹配程度，最终驱动平台的业务快速增长以及平台企业的迅速崛起。随着平台经济的扩张，垄断问题以及相关的市场秩序监管成为重要问题。平台经济具有强竞争和强垄断的双强特征。平台竞争的“马太效应”使得领先企业能够率先达到用户规模临界值，形成垄断市场、实现“赢者通吃”。但平台经济也是自由进入的，开放性强，技术和产品更新速度快，市场高度竞争。由于双强特征，垄断性平台企业会通过集中数据来建立市场支配地位，进而抑制中小企业创新，造成科技创新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被平台占有。数字经济、平台组织的快速崛起，在大幅改善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在市场秩序治理层面也引发新的挑战。传统的反垄断判定标准、执法方式及监管体系在平台垄断监管层面都将失灵，为顺应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最大限度地激励创新，并有效保护消费者，需要遵循包容审慎、开放透明、灵活有序的监管原则，多措并举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化能力。

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数字经济将孕育新动能。数字经济由于其高成长性，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经济具有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平台经济与超速成长、网络效应与“赢家通吃”、“蒲公英效应”与生态竞争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蕴含着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即创新效应、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和外溢效应等。新动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产生新要素。在数字经济下，数据是驱动经济运行的生产要素。数据成为生产要素需要通过数字化让数据转换为信息并让信息向价值转换。数据的数字化在于一个国家数字化处理能力、国民数字素质以及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程度。数据开放、数据免费使用、数据为公共品是数字经济产权的主要形式。在数字经济时代，财产所有权已全面弱化，数据所有权开始全面转向个人和企业。相应地，用大数据、数字化、智能化、生物技术等方式来确立新的数字信用关系，在降低经济交易成本的同时，能够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造就了新的经济形态。技术革命直接引发经济变革，技术革命通过规则革命间接诱导经济变革，归纳演绎出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十大经济新形态，包括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尾部经济、体验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全时经济、空间经济、平台经济、生态经济。虽然十大经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有所差异，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彼此交叉融合，呈现为复合叠加状态。同时，新型经济形态不是对传统经济形态的扬弃，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延展与创新，是“数字化技术”影响“传统经济”，对其进行系统性改造与优化，强化了经济形态的动态更新特征。

（二）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第一，数字技术使产业内部以及产业间协同方式改变，决策过程中数据分析的支持得以强化、信息处理变得定制化和智能化，提升了产业效率；第二，通过激活闲置资产、降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实现信息实施获取而降低交易成本，构建能够凸显长尾效应和提高用户黏性的数字化生态，从而驱动产业跨界融合；第三，通过构造具有竞争性的多元数字化生态、生态内部企业优胜劣汰竞争机制，打破传统产业边界，降低了进入壁垒，重构了基于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第四，通过追求以用户价值为导向、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附加值、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组织升级。其次，数字经济驱动了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数字经济爆发式增长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然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还缺乏绝对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呈现出“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的特征，数字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不够强，行业壁垒和市场分割使得数据和信息难以自由流动、充分共享，即存在“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现象。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需着力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建设数字经济重大战略平台，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优化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融合度与渗透力。

（三）数字经济扩大开放发展

数字经济演进到一定水平，为电子商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电子商务发展所依托的技术和平台又为数字贸易的拓展以及扩大开放提供了契机。电子商务借助互联网进行货物和服务贸易；而数字经济则侧重于数字化交付内容和服务的流动，其核心是数据的流动。数字贸易产品涵盖了数字产品、服务贸易和实体货物，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涌现，数字贸易的内容也在逐渐更新与升级。数字贸易依靠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引发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度变革，缓解信息非对称从而提高供求匹配度，以智能互联的生态系统缩减贸易中间环节，最终有效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商业版图重构。数字贸易中的数字产品是一种在国际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中间产品，因而数字产品的不断更新与创新所引起的数字贸易的不断发展会对全球价值链中各国各产业的生产与利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出现了数字化、服务化、去中介化以及定制化新态势。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模式及路径因此深刻变革，出现了轻海外资产、低就业、区位决定因素变化、服务业投资比重上升、非股权投资增多以及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更为灵活等六个特征。

研究展望

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服务共同富裕和新发展格局，是深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一是在总体层面，需要深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迎接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探讨如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创新、价值理论创新、竞争与垄断理论创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创新，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解释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需要从多维视角分析数字经济能够释放的积极效应。新时代的现代化要求新型工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其中信息化作为技术手段在经济社会运行层面就体现为数字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跟踪和探讨数字经济推动工业化跨越式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效果，研究其理论逻辑、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二是经济行为主体层面，研究如何提升企业、消费者和政府的数字素养和能力，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活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要经历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三个阶段，企业应提升搜集、加工和利用海量数据的意识与能力，在采购、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实现智能化决策管理的策略选择。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核心是提升消费者的数字素养，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需要探讨怎样合理配置各类教育资源，提高全民的数字获取、数字交流、数字创建、数字消费、数字安全、数字伦理、数字规范和数字健康等技能。研究政府如何强化管理、使用和共享公共数据信息，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研究数字经济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协调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三是产业发展层面，研究如何建设高质量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体系。探索完善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体系以及科技创新体系，以提升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效率。在此基础上以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架构，以信息流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协同联动，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和数据链的五链融合，打通实体经济发展的堵点、攻克产业发展的技术痛点。进一步，基于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考察以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为抓手，加快推动我国实体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选择。四是制度设计层面，一方面研究借助数字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探讨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设计。首先，利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完善商品和要素的定价机制、交易机制、信用机制以及信息传递机制，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化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作用。同时深化研究平台经济的反垄断问题，在数据产权不确定的背景下，破除市场势力滥用和不公平竞争，探寻克服市场缺陷的制度性安排。其次，围绕平台企业、数字金融和贸易监管制度以及数字隐私保护制度、公共数据开放与共享制度，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解放、发展和保护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的生产力。

作者：师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