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空间的阅读与主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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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阅读史，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阅读由群体到私人再逐渐走向公共。公共文化空间中的阅读是物质、精神、社会三层意义的结合体，它促进公众的社会交往与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并最终形成一个国家的公共精神与群体认同。编辑主体价值在其中的作用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凸显。编辑由单一的阅读资源提供者转变为阅读资源提供者与阅读推广践行者的结合体，在公共性阅读领域，通过优化阅读资源、共建文化空间、数字赋能融入日常生活三个方面发挥着自身独特价值。

［关键词］公共文化空间；阅读推广；编辑主体；全民阅读；分众出版传播；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思想来自西方，我国学界关于公共服务的研究相对较晚。随着美国学者罗伯特·B.登哈特、珍妮特·V.登哈特将“新公共服务”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目前，公共服务主要是指为弥补市场不足而由以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主提供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供全体公民共同消费与平等享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公共服务事业的总需求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带来人们对于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其中，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占比越来越大，而阅读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需求之一。阅读本身具有无所不在性，其可嵌入一切有需要的空间。如今在“互联网+”的助力下，一切都数字化、数据化并且可视化，人、空间、信息、内容、知识更加便捷地连接起来，阅读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公共文化空间中的阅读在人们精神塑造和社会关系结构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合理的公共阅读空间，实现公众的社会交往从而获得精神需求上的满足，最终形成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公共精神与群体认同。在积极推进全民阅读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创办了包括图书馆、独立书店、社区书屋、乡村书屋等为公众提供知识服务的开放空间和场所，也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等形式延伸公共文化空间，把阅读与博物馆、地铁车厢、公交车站等诸多公共空间连接起来。与此同时，我国文化需求和文化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存在公共文化空间高水平建设相对缺乏，城乡、区域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差距较大，基层文化设施利用不充分，文化服务效能低下等问题。出版业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公共性，在传承文明、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公民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编辑人才是出版业的第一资源，出版内容的发现、挖掘、创新、再造，高度依赖智力资源，依托于强有力、高精尖的出版人才队伍。出版业需要编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同样需要编辑。公共文化空间不能成为一个精巧的物质外壳，而要提升其内涵，发挥阅读的内核作用，真正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一个文化强国必然是一个全民阅读高度发达的国家。编辑作为阅读内容生产和阅读推广的主体，在公共文化空间的阅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凸显自身主体价值，更好地服务人们生活，提升国民阅读力。

一、由群体到私人再逐渐走向公共的阅读

“公共性”是政府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行政主体即政府部门的公共性，管理手段即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价值观即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的公共性，管理目标即公共利益的公共性［1］。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因此，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开展阅读活动也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属于公共活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阅读史，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阅读的功能、形态也发生着变化。在中世纪，由于书籍和阅读能力的稀缺，以听为读的群体阅读是阅读的主要形式，听书已成为社会传统，修道院、大学、集市等公共场所成为公共阅读的空间，民众听书大多为满足自我社交、消费知识等需要，此时的阅读成为公共体形式与私人化目的的结合体。而随着人文主义和印刷业的兴起，私人阅读成为主流，默读取代了朗读，泛读取代了精读。此后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报刊、小册子成为公共舆论的载体，阅读衍生出新的具备公共性的信息传播功能。2006年起，我国开始了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推进以阅读活动为媒介、公共阅读空间为载体的新型互动参与模式［2］。与中世纪的群体阅读不同，如今的阅读真正带有公共性色彩，不仅面向社会全体人员，追求双向甚至多向的交流共享，而且具有公益性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社会治理的功能。公共文化空间中的阅读对于公共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人格是个人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是由社会和文化共同塑造的，公共人格是公共领域自由交往的保证，其核心在于人们要将自我利益和欲望悬置起来［3］。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虚拟世界中，以虚拟互动代替了现实交往。尤其在城市中，一个人可能与远在千里之外的网友称兄道弟，却对左邻右舍一无所知。社交媒体以熟人圈子为基础的交往逻辑虽然基本满足了大多数人的信息需求，但也削弱了公共生活体验。它在具有参与、互动、分享等特征的同时，以表情包、网络语言等方式为用户提供自我保护的屏障，使得用户成为被动、沉默的观察者。人的阅读是需要指导和训练的，公共性阅读通过公共的讨论来展开阅读所能延展的内容，提升人们阅读的经验和品质，从而帮助读者从私密的阅读空间中获得更大的扩展空间。阅读固然可以变成私密的生活，但只有将阅读变成公共空间的讨论话题，积极地展开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人们才能找到持续阅读的动力，培养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二、编辑主体之于公共性阅读的意义

从内涵看，编辑主体是指在编辑实践活动中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人；从外延看，编辑主体包括所有以规划、设计、组织精神文化生产和以鉴别、选择、优化精神文化成果为手段，以传播、积累、发展精神文化成果为目的，而在著作者和视听者之间进行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的人［4］。公共文化空间中的阅读，编辑依旧“隐身幕后”，但编辑活动早已不是简单的劳作，编辑主体由单一的阅读资源提供者转变为阅读资源提供者与阅读推广践行者的结合体。一是策划者与发起者。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人们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自由发声、分享创作、互动交流，“公民编辑”的把关作用似乎稀释了编辑的专业性，实际上编辑的作用不可能弱化，反而得以强化与升级。简单低级的机械式重复劳作，终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编辑活动升级为基于公共需要的宏观布局与创意投入，广泛挖掘“为人作嫁”的创意空间［5］。出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创造过程，创造性是编辑主体性发挥的不竭动力，编辑在社会文化传播过程中，按照社会需求推动文化产品生产的过程，是社会文化传播活动的源头。如全民阅读活动不仅是培养大众阅读习惯的途径，也是政府引导大众阅读的方法，要加强科普类、爱国教育类、经典阅读类、地方特色类图书出版，把公共性阅读放在大众科学文化素质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的大背景中来观照。二是引导者与规约者。编辑主体在社会文化传播过程中，按照社会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对社会精神文化进行的选择，是一种文化创新，更是一种文化增值，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文化结构的最优化［6］。因此，不仅要从工具性层面看待编辑的作用，更要在文化建构的大背景下来重新认识编辑的主体性，编辑是文化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社会文化传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7］。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工作对象是文化，服务对象是人。在向融媒体发展过程中，人作为交往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比传统媒体时期更为明显和突出［8］。编辑打破以往高高在上的文化地位，而作为与读者平等的主体，作为读者的知心朋友与可信赖的伙伴，参与到公共性阅读中来，成为最具有积极性的主体，通过指导、规范人们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阅读行为，培养人们的阅读品位。公共性阅读对编辑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的价值也随之更加凸显。

三、阅读推广活动中编辑主体性的提升策略

（一）以业为精，优化阅读资源

与以往阅读资源稀缺而造成人们精神空间贫瘠的情况不同，如今是各式图书如潮水般涌现、文化资源大爆发的时代，但人们依旧面临“无书可读”与精神空虚的状态。置身于宏大规模的文化资源中，漂浮于信息的汪洋大海上，缺少识别与判断能力的人们往往随波逐流。此时，编辑的作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彰显——编辑要发挥主体性，扮演好“领读人”的角色。深入了解市场动态，把握受众心理，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积极策划出版畅销书和各类科普读物，同时要努力推出常销书。不是所有畅销书都可以变成常销书，在媒体宣传因素之外，图书本身的内容质量是书籍常销之密码。要实现出版业的长久发展，还是要走文化建构之路，不能仅仅追求一时的市场利益，因此编辑要致力于研制、推广国民基础阅读书目，为人们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从全局看，这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同时，编辑要有分众出版传播理念，从受众实际需求出发，提供优质阅读资源。其中，尤其要注意青少年阅读资源的提供，编辑要成为家长最好的协助者，为中小学生提供教材之外的课外阅读资源，在书店、图书馆、阅读角开辟中小学生阅读专区，并引导家长参与到孩子的阅读中来，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阅读经典的习惯。从区域来看，城乡区域发展差异大，编辑要关注农村阅读资源的质量与获得的便捷性问题。同时，不要忽视伴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极具时代特征的群体——成长于县城空间的青年群体。他们处于文化的“缝隙”之中，受到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无法完全适应乡村的传统文化，时常处于一种文化上的无所适从之中［9］。因此，编辑要关注小镇青年的成长，为其打造可以抚慰精神的公共文化空间，并根据他们的具体需求提供适合其审美需求、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的优质内容。

（二）以人为本，共建文化空间

文化实践生产出文化空间，人是文化空间的主体，有形的物质文化建筑包含着诸多无形的精神文化活动。列斐伏尔指出，文化空间应该包含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层面。对于空间的研究，必须揭示出物质、精神和社会三个领域的理论统一性［10］。就公共文化空间而言，物质空间是人们集合的地理空间含义，精神空间是凝结其中的公共精神与公共意识，社会空间是人们交往连接的场所。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要以人为本，注重这三个维度的功能满足。编辑在其中要发挥主体性价值，既要参与社区书店、流动图书馆、乡村书屋的文化活动，以及读书节、“图书漂流”、换书大会等公共阅读活动，在现场互动中传递人文价值，又要利用好出版社空间，承接、组织、参与各种城市公益性文化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如在出版社布置展览或组织开放性参观活动，将出版社打造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地标等。目前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多种文化空间功能相互补充，阅读空间业务的混搭和功能的复合，增强了阅读服务便利性和文化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满足人们的多元需求。图书馆的文化共享空间以分散化的小型公共图书馆为重点，拓展了社区书屋、农家书屋、流动图书馆等文化空间，努力实现公共阅读资源的下沉。同时，人们对公共文化空间的需求表现为对大量复合式功能的需求。以“咖啡+文创+图书+电影”为主的独立书店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新坐标，它们既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商业空间，又是兼顾公共利益的公共文化空间。如何防止独立书店成为贩卖文创产品的商业场所，如何避免图书沦为商业空间的附庸？这些问题需要编辑给出专业指导与建议。此外，加强对一些特殊阅读空间的利用，如以地铁车厢、公交车站为代表的城市通勤场所，促使人们在短暂的停留之中获得片刻的休憩，赋能、激活这些空间的文化属性，为疲于奔波的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可以有效提高人们生活幸福感。对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要重视其质量与便利程度，而对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要重视其充实程度，不仅是物质空间和阅读资源的数量到位，更要关注阅读资源的适配性、文化活动举办的丰富性。各类公共文化空间汇集在一起，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数”为媒，融入日常生活

斯科特·麦夸尔在《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移动和植入式媒介设备连同被扩展后的各类数字网络，将城市重造为媒介内容与网络连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媒介空间”［11］，并且“数字网络的分散特点意味着可以获取并整合多重的信息输入，这使得城市居民可以重新定义城市空间的文化氛围，‘参与式公共空间’的理想在实践中显得更为重要”［12］。数字时代的到来本身是技术的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机遇，其危机往往存在于人们对它的理解与使用偏差上。编辑的作用在数字时代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编辑要加强自身技术能力，不能缺位于互联网之中。在算法的筛选下，编辑是保证媒体公共性内容和提升网络空间公共性意识的重要助力，否则商业化、娱乐化的内容将会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损害并消耗人们的精神世界。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圈层化、社群化日益显现，分众出版传播必将更加重要，编辑要深刻认识与理解用户行为。一方面，借助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分析用户数据，并根据用户爱好、兴趣等进行分群分组，同时对传播内容进行分类，实现精准传播。另一方面，文化空间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手段，采取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从而赋能用户更多创新性文化体验。编辑要依照分众出版传播理念和场景适配原则，将公共性阅读与文化服务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营造浓郁的阅读学习氛围，进一步建构全民阅读、书香社会的传媒生态。

作者：陈洁 陈企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