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发展回眸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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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大学英语教材建设步入正轨；世纪之交至党的十八大，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大学英语教材需求量激增，教材内容百花齐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信息化和个性化学习背景下，高等教育迎来新机遇，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繁荣发展。文章还重点梳理了“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英语类教材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绩，以期对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未来发展有所启迪。

［关键词］改革开放；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回眸；展望

我国历来重视外语教育和外语教材的建设。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国家大力推广和发展俄语教育，当时我国高校的外语课主要是俄语。196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新中国首部外语教育规划纲要—《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确定英语为学校教育第一外语。英语教材的编写与出版迎来了短暂的发展，诞生了以凌渭民等编写的《高等工业学校英语》（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大学英语教材，其采取的教学法模式是“以课文为中心，以语法为纲”的传统模式［1］。同一时期，许国璋等编写的《许国璋英语》（最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修订）不仅满足院校教学需求，还服务于社会上广大零基础的英语自学者，风靡全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经历了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的步入正轨阶段、世纪之交至党的十八大的百花齐放建设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繁荣发展阶段，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将教材建设提升至国家事权的高度，大学英语教材建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文章系统回顾几十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1978—1998年）：步入正轨

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召开并提出《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至此，外语教育迎来改革发展的春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声［2］。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迈入改革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恢复高考，英语成绩逐步计入高考总分，全国中学生学英语热情高涨，但同时大学英语教材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开始大规模组织大学英语教材编写。根据当时教学大纲的要求和大学生英语的实际水平，清华大学外语教研室编写了“零起点”理工科大学英语教材《英语教程（理工科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外文系编写了文科大学英语教材《英语（非英语专业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教材的陆续出版缓解了大学课堂英语教材匮乏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过渡作用。这些教材常被称为第二代大学英语教材，它们基本沿袭了第一代教材“以语法为纲”的模式，强调句型操练，英语能力的培养侧重于阅读［3］，有些教材还配套了练习册、教师用书和录音磁带等拓展资源。1985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用）》、1986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文理科本科用）》先后颁布，“大学英语”开始替代“公共英语”这一名称。1987年，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开始向全国推广，这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和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形势，满足改革开放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学英语教育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推进，我国第三代大学英语教材应运而生。其中，董亚芬等主编的《大学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杨惠中等主编的《大学核心英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李相崇等主编的《新英语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的《现代英语》等最具有代表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英语学习需求持续旺盛，众多英语经典原著和译著纷纷出版，以《新概念英语》（NewConceptEnglish）为代表的海外英语教材大量涌入。一方面这些资源是学校英语教育的有益补充，极大地扩展了英语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这些资源为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参考，激发了大学英语教材发展的动力，并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挑战。这一阶段的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特点如下：第一，教材编写引领了当时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教材由“文理分开”向着“文理打通”转变，英语教学逐渐脱离“以语法为纲”，开始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越来越注重教学互动和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第二，教材结构由综合学习“一本通”向听、说、读、写、译等单项技能学习发展；第三，英语四级、六级考试实施以来，大学英语教材在级别划分、词汇选择、语篇难度把握和语法训练上与该考试结合越来越紧密。

二、世纪之交至党的十八大（1999—2012年）：百花齐放

随着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扩招阶段，大学英语教材需求量激增，教材的编写政策也进一步完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大批大学英语教材。进入21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更加深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掀起全民学英语的热潮，这对大学英语教材建设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9年，高校理工科和文理科大纲合并后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高等学校本科用）》颁布，面向21世纪的第四代大学英语教材陆续问世。2005年10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了两批已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目录，共计1110种，其中英语类教材30种。郑树棠等主编的《新视野大学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杨立民等主编的《现代大学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邹为诚等主编的《综合英语教程1—6册（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等榜上有名。“十五”期间除了大学英语教材，专门用途英语、商务英语、英语专业课程（如语音、语法、翻译、写作等）的教材编写和出版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这些教材以培养高素质和复合型外语创新人才为目标，注重人文性，突出时代性，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2］。2004年，教育部印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对大学生三个层次的英语能力做了具体要求，强调了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的重要性，这也成为新教材编写与出版的“指挥棒”。2006年8月和2008年2月，教育部先后公布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表及补充选题表，两批共计237种英语教材名列其中。翟象俊等主编的《21世纪大学英语（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董亚芬等主编的《大学英语（第2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郑树棠等主编的《新视野大学英语（第2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等大部分教材在入选“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目录之后，经过修订继续入选“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还有一些新的立体化教材，如秦秀白等主编的“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杨治中等主编的《新起点大学英语基础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楼光庆等主编的《现代英语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等一大批英语教材纷纷问世。这一阶段的英语教材建设体现了如下特点：第一，教材编写紧扣教育部新颁布的教学大纲和教学精神要求；第二，视听说材料和立体化、网络化资源成为教材的有力支撑；第三，教材的编写采用新的教学理念，越来越重视“以学生为中心”，从强调阅读向注重听、说、写等技能倾斜；第四，大学公共英语教材编写以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为导向的趋势更加明显；第五，英语专业课程及专门用途英语教材建设发展迅速。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至今）：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语教育与学习步入信息化和个性化新时代，英语教材建设也朝着符合国家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和育人性等教材方面的要求有序推进，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的优秀教材陆续出版，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为了响应时代号召，在新形势下，教育部先后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为大学教材建设指引方向。2018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我国外语教育史上第一个覆盖外语类各专业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为贯彻该国家标准，教育部于2020年4月和11月先后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和《新文科建设宣言》，大学英语专业发展和教材建设进入全新阶段。2013年，教育部启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研制工作，经过多轮修订，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2022）于2020年10月正式发布《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指南指出，教材建设要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坚守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同时，该指南也强调，院校应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及其他优秀教材，积极推进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建设，重视教学参考资料的选择或编写。由此，“十二五”期间各大出版社紧锣密鼓组织专家修订教材，积极投入第五代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11月和2014年10月，教育部分别公布了两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其中近百种英语教材入选。入选“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的很多教材经过进一步修订继续入选“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有不少新的系列教材问世。例如，SimonGreenall和文秋芳主编的《新标准大学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赵雯等主编的《新通用大学英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守仁等主编的《新世界大学英语系列教材读写教程》（译林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等。这些教材不仅是“十二五”期间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硕果，也在整个“十三五”期间作为优秀教材应用于我国的大学英语课堂，服务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启发并带动新教材的问世。“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的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主题性+实用性：多种教学方法的融合促进多学科、多主题的融通，教材内容选择和编排更加体现实用性，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为重点；第二，立体化+多样化：纸质教材之外的多媒体、立体化拓展资源建设更能满足信息化时代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在建设多层次、多模态、开放式英语教材的方向前进一大步；第三，科学性+规范性：这一阶段一系列教学指南和教学标准的制定、修订和颁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学英语教材建设暴露的问题，例如教材级别划分不严谨，内容编写同质化严重，质量参差不齐，内容与未来人才需求脱节，教材评估体系薄弱，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教师受限于教材资源而失去主动性等问题［4］；第四，从出版格局上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三足鼎立，它们出版的教材从数量、质量和影响力上远超其他出版社。

四、新时代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英语教材建设之路。然而，在新时代，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建设仍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教材内容方面，课程思政融入不足，教材需要增加展现中国面孔、中国背景、中国文化、中国参与、中国贡献、中国创造等内容，引导学生学会用英语介绍中国、讲述中国故事；第二，教材研发方面，教材编写需要贯彻新的教学指南和教学标准，及时修订或编写新内容，强化学科核心素养，并加强研究和理论指导，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英语教材编研体系；第三，立体化资源建设方面，在多数教材仍然以纸质课本为主的情况下，教材编者和出版单位应重视研发新形态教材，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开发多介质教材和立体化资源；第四，教材建设结构方面，在各类公共英语基础课教材数量众多的基础上，教材编研要加大专门用途英语教材的产出力度。此外，随着国家大力提倡职业本科教育，职业本科英语教材建设也需要加快发展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教育理念、育人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这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董亚芬.《大学英语（文理科本科用）》试用教材的编写原则与指导思想［J］.外语界，1986（04）：20-24.

［2］王定华，杨丹.人类命运的回响：中国共产党外语教育100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

［3］李荫华.继承、借鉴与创新：关于《大学英语》系列教材（全新版）的编写［J］.外语界，2001（05）：2-8，57.

［4］张雪梅.新时代高校英语教材建设的思考［J］.外语界，2019（06）：88-93.

［5］赵婀娜.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材建设工作综述［N］.人民日报，2021-10-11.

作者：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