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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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全新社会发展阶段，客观因素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变化，矛盾特征体现也相对更为明显。作为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的稳定和发展是国家的关切，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结合我国农村面临的公共危机治理难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从理论建构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可循之策。

关键词：新时代；三农；公共危机治理；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处于全球性的高风险与国内结构性转型叠加的时代，农村也被裹挟进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潮流中。SARS、禽流感、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已经证明我国必须妥善处理农村公共危机事件，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终实现。如果从地域方面来看，农村公共危机事件频现于广大农村范围内，自身带有的地域性特征体现十分明显。由于自身体系内包含农村以及公共危机两方面内容，所以，相关治理工作效果势必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综上所述，想要摆脱农村公共危机压力，必须妥善治理。而在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地域性理解上，学者杨冠琼以出现危机事件的公共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合理进行危机等级划分操作，具体包括区域、国家以及全世界危机事件［1］。截至目前，国内研究领域针对农村公共危机定义的理解比较认同李燕凌提出的理论。而该论题研究阶段内，参照上述观念，将农村公共危机定义理解为：在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共同影响下，最终存在矛盾被激化的可能性，农村公共危机即是具体表达方式。在内部以及外部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多个不同社会关注焦点，如果外部因素的强烈刺激导致临界力强度持续提升，势必最终形成了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2］。

二、我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困境

从近期发展状况来看，公共危机治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国家现阶段处于发展关键节点以及从量到质的转型期，从各个领域方面来看，我国都处在高风险时期，这对处于转型期的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的桎梏，上层实体化和下层碎片化的社会格局的存在，加之全球风险背景下，新的风险源不断出现，农民在灾害面前的承受能力是最弱的，对应的农业也成了不受重视的产业，农村则是弱势集体。在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灾害的威胁下，农村管理现状不容乐观，管理难度巨大，公共危机治理的难题非常明显。

（一）公共危机意识薄弱

基层政府受中央集权历史传统影响，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存在依赖上级政府的意识，不能将危机治理工作前移至预防阶段，只是被动应对甚至受行政道德薄弱，官本位思想影响，遇事不敢报、瞒报，贻误了危机治理的时机。我国市场升级转变的速度很快，社会治理意识存在问题。治理危机所出现的问题在没有影响到自身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是不会过多地关注此事件，认为与自己无关，缺少危机治理常识。因为农民本身不具备危机治理的相关知识，所以很难成为危机治理的根基，现阶段，我国农民对危机治理的定义了解不够，导致基础意识的缺位，无法组成基础的危机治理组织。［3］我国农民自身掌握的危机治理知识不系统，同时，不具备基础学习能力，这也导致了恶性循环，使得我国农民在危机治理方面知识的匮乏。另外，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农业生产，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一方面在激进式发展，围湖造田、开山造田等现象破坏生态环境导致水土流失印发山洪暴发等灾害发生。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采用大量施肥等拔苗式助产方式助产导致水土污染，引发用水危机；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赌博式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比如在没有进行风险评估及专业培训的前提下，将全部土地及资金用来重视新经济作物或是发展畜牧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2004年禽流感引发的公共危机使成千上万家庭血本无归。

（二）公共危机治理主体间性行动逻辑张力大

“主体间性”是上个世纪初期的西方哲学，定义是两者之间的交互性关系，主要包括他人与自我以及社会与个人，为了能够促进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自身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并没有特殊化将自己看作是原子，而是看成与其他存在的主体在一个地位上。如果将其看作哲学模式的调整，我们可以将主体间性理解为对主体性能的传承与发展，“主体-客体”关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且自身带有明显的多样性发展特征。此外，主体和谐、互助、互动、共享关系建设也起着十分关键的影响作用。从根本角度来看，任何主体都要依附其他要素存在，实际交往阶段内，主体性表现也相对较为显著。［4］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即是指在公共危机治理工作开展阶段内，能够承担相应责任的组织机构以及个人等。通过研究能够发现，该部分主体带有多元化特征；而且分布并不集中，主体体系满足系统化、网络化发展要求。［5］通过研究能够发现，对应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组织主要是县级和乡镇政府。县级政府公共危机执政理念偏颇，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忽视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失去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和承载的道义责任。乡镇政府公共危机执政理念不足，处于“悬浮”角色，“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机制内，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拥有较高关注度，其能够将现代理论机制存在的社会风险问题完整表现出来，包括产生了一部分“非正常”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人们在面临不同风险责任状态下，通常将关注重点集中在了解风险产生原因方面，却忽略了即是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有效弥补，从而出现推卸责任等行为，不愿意承担相应风险损失。妥善处理农村突发的公共事件，由于其自身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因此必须强调各个组织单位自觉履行相应责任与义务，并为发展目标实现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其他非政府组织机构，包括民众在内，都会存在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其并不积极履行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6］村社组织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消极无为思想严重，造成危机预警信息网络断裂，严重影响危机治理效果。农民在公共危机治理工作开展阶段内发挥十分关键的主体作用，简单理解即是，如果公共危机治理工作目标能够最终实现，农村将成为最大受益对象。然而，从农村治理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子化的农民，因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关系网络趋于贫乏，治理危机的主体动力不足。费孝通提出，在传统社会，我国农村存在很明显的“熟人社会”问题，通过开展农业活动，其可以将群众有效聚集在一起，并成为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共同体［7］。以规则、治理政策等要素为核心，邻里关系属于重要的社会资源管理范畴，此外积极开展投资活动，避免邻里互动、交流等受到极大不良影响。农民想要将自身所占据的主体地位特征整体表现出来，则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基层组织发展秩序受到极大不良影响。只是在整个市场化发展阶段内，稳定的人际以及利益关系无法继续保持，不同基层组织也会通过非传统的参与渠道，打破限制机制，同时使社会发展稳定性以及乡村治理工作开展承担巨大风险压力。［8］基层政权组织、村社治理主体、农民主体危机治理理念偏颇，动力不足，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各主体之间协调机制不畅，导致公共危机治理不力。

（三）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体制和机制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所打造的基层政府体系暂不包含可以处理农村突发事件的组织单位，一旦出现突发问题，只能由中央以及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临时性成立工作团队，不仅工作主动性较差，而且沟通程度相对较低，一旦工作处理不当，或者衔接方面出现问题，则很难得到预期风险处理效果。此外，上级打造的沟通机制并不顺畅，政府与其他治理单位也不能协调发展。农村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单位存在明显的内部分裂问题，各个机构独立开展政务工作，统筹机制效用无法全面体现出来，而且农村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组织系统建设也无法满足集成化、立体化发展要求。童星（公共管理危机理论研究人员）表示，进入风险社会发展阶段内，公共危机也带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之所以存在公共危机事件，主要原因即是制度要素发挥关键性影响作用，集中表现为制度机制并不完善。李飞星等研究人员表示，公共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即是利益分配不平均，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矛盾现象。只有摆脱制度困境，才能够实现农村突发公共治理工作目标。未能打造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对应配套设施建设也并不完善，在多方面要素共同影响下而陷入低效甚至是失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

三、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应对

（一）分主体进行危机意识的培养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作者奥尔森强调，群体规模是左右集体行为的核心要素。如果群体规模相对十分有限，则个人贡献会直接决定行动效果，因此，主体单位会在集体行动领域内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应行为也会逐步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而群体人员数量有限，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对他人行为进行有效观察，同时不需要承担巨大成本压力。在群体规模持续增大情况下，个人付出状态的改变，并不会对发展效果产生明显影响；此外，组织成员数量越多，监督压力也会明显提升，这些都是导致集体行动目标无法最终实现的根本原因。在奥尔森看来，合理进行受益者划分，充分发挥政策激励效用，尽量避免搭便车等现象产生。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理念进行全面调整，将危机管理工作开展所发挥的关键性影响作用整体表现出来，只有主体充分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才能够更为认真履行自身责任与义务。在发展阶段内，政府组织定期开展绩效评估操作，而基层政府也颁布多项政策，使评估结果满足准确性、客观性要求。全面落实治理工作责任，科学进行绩效考核范围划分。另一方面，加大集体意识培养力度，在多方主体共同努力下，拥有完善的网络治理工作系统。将弱自治模式、“熟人”“不得罪”治理逻辑转化为主动性、自治行为的秩序化轨道。同时，加大农民危机意识培养强度，采取有效措施，对农民产生有效激励，其也会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阶段内作为内生动力进行全面应用。重视学校教育，将极易引发的农村公共危机教育归入到课程大纲内，同时为不同年龄段学生打造公共安全读本，适时更新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护知识内容。同时利用电视、电台、网络、宣传画等覆盖面较广的优势，将危机教育以老百姓容易接收的方式进行普及。以案例分析方式，使教育工作能够更为贴近生活，农村地区的教育更多的要使用农闲时间。所有参与教育活动的农民都会得到对应奖励，这也是进行集体意识培养的有效方式，避免其出现扰乱正常公共秩序的行为。

（二）健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组织体系

成立一个专门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常设机构，有效的组织保障使各治理主体权责明确，在危机事件发生前、中、后信息畅通，有了专业机构的授权，则其可以对预警信息投以较高关注度，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最终关键的即是将组织保障效用整体表现出来。对于政府而言，其作为主体机构，必须重视预警有效性，并保证足够的物质准备。其属于政府核心定位管理范畴，自身也会从建设型政府逐步过渡到服务型政府范围内。而公共危机治理的另一个主体单位即是村社组织，其主要开展宣传工作，而且在危机事件形成后，积极进行有价值信息搜集，并对农村群众提供心理安慰服务。充分发挥村社组织、村干部、民间组织等协作伙伴的作用。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使其能够将社会组织在治理工作开展阶段内具备的连接作用整体表现出来。从根本角度来看，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流程相对较为复杂，实践结果证明，政府单独开展治理工作，一般无法达到理想工作状态，因此，必须对农村社会组织效用发挥投以较高关注度。而公共危机治理系统中，农村社会组织必须积极参与，确保政府与农民可以进行有效交流，避免相互合作无法顺利进行。综上所述，充分体现政府主体地位，加大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强度，同时将多种力量汇集在一起，为持续扩大治理范围做好充分准备。

（三）构建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体系

诺思表示：我们可以将制度看作是社会管理规则，人们会参照内部关系进行限制条件的制定。［9］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存在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系统。想要妥善处理危机事件，则必须拥有健全组织体系，同时为实现工作目标做好充分准备。综上所述，优化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结合实际发展状态，避免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建设受到极大不良影响。同时，由于应对危机需要政府采取与常态管理不同的紧急措施和程序，也应尽快制定或完善各种农村公共危机处置方案。在制定制度和处置方案时，要结合农村实际特点注重伦理维度的融入。费孝通先生指出：受传统理念影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非常注重伦理，而且对伦理道德水平要求较高，而过分使用强制性法律手段，可能直接产生极大不良影响，不仅巩固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甚至无法满足法治社会发展要求［10］。所以，农村地区在强调遵守传统伦理道德条件下，更多的学习法律知识，改善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运作效率，同时避免公共危机治理工作目标无法最终实现。此外，改变传统的二元结构，进行制度创新。打破阻碍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要充分实现城乡一体化改革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推动，更加系统准确地融入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各领域中去。

（四）顺应环境变化，转变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思维

当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公共危机事件也不断增加，对公共危机的防控与治理必须打造科学链条，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公共危机治理已经对新技术、新想法应用产生强大依赖，在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作用条件下，使不同信息可以全面融合在一起。打造标准化发展整体，改善公共危机的治理工作效率。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正是有了大数据技术，我们实现了时代转型发展目标，相关因素也有助于公共危机防范以及风险管理工作开展。大数据环境内，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模式在决策主体、决策客体和决策过程方面与过去防控行为的区别在于决策特点存在着差异性。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要真正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改变决策模式，使相关行为得到有效控制。对于现代决策机制而言，传统旧方法已经不适应现代发展趋势，所以新辅助模式制定也成为最为关键的工作目标。

（五）充分发挥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扶持政策作用

一方面，扩大经费保障范围，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撑。如果经费投入力度不足，势必无法将制度措施效用整体表现出来。加大公共危机治理资金的专项投入对农村经济发展效果影响作用很大。例如，农业活动开展阶段内，其自身受不可控因素影响很大，但收益空间却十分受限，如果投资主体对收益要求较高，则不愿意参与到农业生产活动开展阶段内。此种状态下，政府应当对农业进行有效保护，通过财政介入等方式，满足市场资源优化分配要求，在市场失灵现象得到有效处理后，在不断加大投入力度，避免利益关系受到不良影响。弥补先天性缺陷后，农业投资收益目标也将最终实现。［11］通过分析农村公共危机的特点，制定出一个危机治理专项资金预算、评估和保障体系，确保危机发生后能有建立起一个指挥有序、程序规范、保障有力、快速高效的应急保障机制。同时，划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危机财政支出责任。激发地方基层政府、村社组织和农民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向上级政府积极主动的申请经费并合理分配，激发危机治理各主体间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根本角度入手，改善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建设强度，由于其主要解决人为要素，所以，参照不同主体特征，建设一批灵活的治理队伍。以多元化发展原则为基础，确保农业生产能够与危机治理工作全面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在满足公共危机治理规律发展要求基础上，更为全面的掌握群众思维特点，并与群众保持良好沟通关系，确保形成危机事件后，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方式，对不良影响范围进行有效控制。

参考文献

［1］杨冠琼．危机事件的特征、类别与政府危机管埋［J］.新视野，2003：44-46.

［2］李燕凌，周先进，周长青.对农村社会公共危机主要表现形式的研究［J］.农业经济，2005：6-7.

［3］谢时研.探析当前我国农民公共危机意识存在的问题及培育路径［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9-371.

［4］王雪梅.共生管理理念及其应用价值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107.

［5］夏支平.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67.

［6］武红阵.农村突发公共事件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机制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9.

［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0．

［8］徐玉兰，阮睿颖．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52．

［9］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3.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48-54.

［11］彭艺.加大财政投入确保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J］.农业经济，2010：42-44.

作者：教立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