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育人工作落实的三维路径与发展

导语：资助育人工作落实的三维路径与发展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文章对我国高校推进“资助育人”工作落实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发现高校“资助育人”已经逐渐从重视防止因贫困造成失学、辍学的基本保障型资助向重视多途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精准型资助转变，且基本形成了理清“资助育人”价值取向、审视和把握“资助育人”工作落实问题、突出“资助育人”特色实践的三维推进路径。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更加重视“资助育人”的人文关怀功能、动态性发展变化、协同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精准共建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高校;资助育人;保障型;精准型;协同

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是学生资助工作体系的重要内容，不仅关乎着教育公平、社会公正，还关乎着未来人才培养工作的落实，深刻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200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提出了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标志着我国高校学生资助新体系的建立。“十三五”期间，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将“全面推进资助育人”纳入十大育人体系之一，把“扶困”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建立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助、学生自助的“四位一体”发展型资助体系，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完善精准资助育人，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全四级资助认定工作机制，完善档案、动态管理，建设发展型资助体系，加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素养培育力度。从相关政策文件的不断出台，可见我国高校“资助育人”已经逐渐从重视防止因贫困造成失学、辍学的基本保障型资助向重视多途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精准型资助转变。

一、厘清“资助育人”的价值取向

高校在厘清“资助育人”价值取向的过程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究:一是高校“资助育人”的价值内涵，关注“资助育人”的概念界定及构成要素;二是高校“资助育人”的价值诉求，重点聚焦于对“资助育人”工作落实的理论逻辑、价值立场的讨论。

(一)高校“资助育人”概念界定与构成要素

资助，本义是指提供资金、财物帮助。各高校为切实有效推进“资助育人”工作的落实，积极探索适用于自身的“资助育人”内涵，形成了两种基本界定维度:一是社会本位维度。高校更倾向于将“资助育人”与社会民生工程、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扶贫路径联系起来，认为高校“资助育人”不仅仅是单纯地防止贫困家庭学生失学、辍学，还关乎到我国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整体教育的公平和公正。学者杨振斌指出，高校“资助育人”这一理论课题是党和国家依法保障学生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扶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1］二是学生本位维度。高校关注于从高等教育“怎么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出发，研究“资助育人”如何促进学生的成长和终身发展。金峰等人认为，高校“资助育人”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从满足学生的基本需求向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拓展，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业、心理和职业选择提供更多支持。［2］不同维度的概念界定，拓展了高校“资助育人”的内涵与外延。高校既要重视“资助育人”的社会价值，又要重视其个体价值。

(二)高校“资助育人”的价值诉求

从我国已经建立的系统资助体系来看，高校“资助育人”是一项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实现社会公平发展的事业。各高校在处理不同利益相关群体诉求和期待时，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逻辑和立场。第一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视角，以保障教育公平、社会和谐发展为逻辑起点，聚焦于“资助育人”的精准度，重视制定精准资助科学化标准、加强精准资助规范化管理，并强调利用大数据对“资助育人”的真实情况进行全面把握，对供给侧改革、精准扶贫等政策进行深入解读。第二种是高校内部的视角，以高等教育“怎么培养人”为逻辑起点，聚焦于高校管理者、专任教师对“资助育人”工作推进、落实的感受，重视探索如何将“三全育人”“发展型育人”“大思政”“创新创业”等育人理念与“资助育人”有效融合起来。同时，也积极探索“资助育人”工作推进、落实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第三种是学生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学生发展实际状况为逻辑起点，聚焦于“资助育人”对学生自身产生的实际和终身发展影响，重视利用问卷调查、观察、访谈、实证分析等方式，对学生在接受资助后，其学业、自信心、创新能力、课余生活、交际能力、就业能力等各方面素质产生效果进行研究。第四种是相关利益群体外部的视角，以产生的实际社会效益为逻辑起点，聚焦于家庭、就业单位对“资助育人”政策的感受，重视运用实证分析方式探讨“资助育人”对消除家庭贫困代际传递、乡村人才振兴、校企协同育人等社会效益进行深入探究。

二、审视和把握“资助育人”工作落实的问题

审视和把握“资助育人”工作落实的关键问题对提升“资助育人”工作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为各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推进、落实提供着手点，为其制定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工作思路提供参考;其次，各高校关于“资助育人”工作推进、落实问题的差异，能够丰富相关理论的研究。

(一)横向维度重视关键性问题

运用内容分析法和关键词共现的方法，对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推进、落实的紧迫性程度进行排序，排名靠前的问题集中于精准扶贫、诚信教育、疫情防控、政策完善等方面。面对“资助育人”工作落实的关键性问题，各高校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尝试采用多种方法进行问题解决。在精准扶贫问题上，如何进行资助对象识别与认定、制定精准帮扶措施、明确资助管理、保障资助反馈有效性等现实问题是各高校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各高校尝试使用教育大数据技术助力贫困生的精准扶贫，通过对教育大数据指数的精准测验和实验，推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朝向精准化方向发展。在诚信教育问题上，如何通过加强思政教育成为关注热点，探索通过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自我教育融合到诚信教育中来成为各高校解决诚信教育问题的主要路径。在疫情防控问题上，面对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如何排查隐形贫困学生数量，给予适宜关怀，做好心理辅导，引导了解国家及学校相关资助政策，帮助顺利就业成为各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落实面对新的挑战。在解决疫情防控问题上，各高校积极尝试大数据技术、线上访谈、易班宣传、线上主题党日、团日活动等形式解决问题，也由此反映出各高校在面对突发状况时，有较好的应变能力。在政策完善问题上，如何精准解读并落实国家及学校相关政策、针对现行政策提出改进建议，其中资助政策执行偏差、“资助育人”执行权力冲突与权责分配成为各高校关注的重点;如何构建政府管理与监督、高效落实、社会参与的协同合作机制成为问题解决的主要探索路径。从关键问题分析来看，各高校在推进“资助育人”工作落实的过程中，能够把握重点，有的放矢地解决关键问题，尝试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成为解决关键性问题的新趋势。

(二)纵向维度重视差异性问题

基于横向维度的分析，各高校在推进和落实“资助育人”工作过程中都面临着各种现实问题，并在尝试进行问题解决，但实际的研究和实践存在研究进度、研究质量的差异。如为更好地落实精准扶贫，各高校逐渐认识到教育大数据技术手段的重要性，但同一时段在研究进度和研究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2020年文献的分析来看，在研究进度上，大部分集中于提出层面，认为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资助工作的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而部分高校已经进入实践层面，如南京财经大学袁怡琨利用大数据技术助力贫困生的精准认定，已经研发了基于大数据的高校贫困生贫困指数的精准测度系统，同时，还介绍了系统设计原理和可靠性检验结果，且其研究结果也证明所研发的系统具有较强的可靠性。［3］其次，从研究质量来看，依据布拉德福提出的文献离散规律，某个行业或者职业发展的绝大多数关键文献应会出现在相关的核心期刊，以“大数据技术”与“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作为关键词进行不同期刊发文量统计，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刊发在一般省级期刊，部分刊发在高校学报，极少量的研究刊发在综合性的教育学、高等教育类期刊。可见各高校的研究质量存在较大差异，且研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突出“资助育人”的特色实践

各高校的相关研究在不断厘清“资助育人”价值取向、明确“资助育人”工作落实问题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本校和时代特征的特色实践路径。从研究分析来看，基本形成了以发展型育人为目标，以“扶困”“扶智”“扶志”为内容，重视通过利用创新创业、勤工俭学、志愿服务、奖学金政策、能力提升教学项目、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入、党建联合、校企合作等路径作为具体实践策略，强调探索“资助育人”与乡村人才振兴、区块链发展、破壁贫困文化、少数民族大学生培养质量关系建构的基本形势。学者刘泽提出，高校应基于乡村振兴的发展背景，通过构建精准帮扶、厚植情怀、能力提升、环境激励的路径，构建人才振兴导向下的资助育人工作体系。［4］孙礼胜认为，高校资助育人工作，需要探讨红色文化和资助育人的有效相融，并提出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实践育人、创建特色校园文化活动、发挥新媒体价值的资助育人路径。［5］杨晓晶等人认为，新形势下高校应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综合能力，且为持续提升资助育人实效，践行了将“提高经济困难学生综合能力”项目建设融入“资助育人”工作的特色路径。［6］

四、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行动趋向展望

(一)重视“资助育人”工作的人文关怀功能

自《纲要》颁发以来，高校“资助育人”的总目标逐渐从单一的“扶困”向“扶智”“扶志”转变，“资助育人”应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长效机制，进而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虽有一定差异，但基本围绕长效机制开展。兰华等人认为，高校“资助育人”应以经济资助、心理疏导、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励志教育、能力提升为主要内容。［7］而清华大学在实施的过程中，提出“资助育人”应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落实励志教育、诚信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为重心。［2］可见各高校在落实“资助育人”工作过程中，不仅重视思考“资助育人”工作与高校教育本质的联系，还逐渐倾向于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思考如何切实提升“资助育人”质量的问题，多方面、多角度推进受资助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

(二)重视“资助育人”工作的动态性发展变化

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是随社会与时代发展而产生的事物，各高校也在积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进行改革和探索的尝试。首先，在关键性内容把握上，基本形成了“资助育人”价值取向、工作落实问题、特色实践路径的动态性认知和实践。其次，在满足时代发展需求上，积极尝试使用教育大数据技术解决认定、反馈等方面问题，保障精准性。再次，在面对新“境遇”上，如新冠疫情，各高校及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保障资助工作的开展。基于已有的经验和实践，未来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推进与落实，需要继续关注动态性的变化。在新技术的使用上应对不同新的发展需求，能够探索出更多适宜本校“资助育人”的工作策略。

(三)重视“资助育人”工作中利益相关者协同共建

高校在众多利益相关者协同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桥梁和调节作用，且各高校也越来越重视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共建。例如，高校积极解读和执行政府“资助育人”政策，基于精准扶贫、乡村经济振兴、区块链发展、红色文化及传统文化宣传等背景做好与地方的互动，从学生与家长角度出发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求职就业等关键问题。但不管怎样，当下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高校不断积极主动协同各方利益关系，对于地方、用人单位、家庭如何更好地深入到“资助育人”工作中来，如何发挥其效益的相关研究较少。未来在进行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研究的过程中，可基于多元利益视角进行深入研究，如厘清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权利与责任、存在的问题及利益相关者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作者：张建勇 黄永青 张敏杰 单位：滁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