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的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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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研究转向”使人们进一步从女性主义视角去认识翻译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对女性主义译者的政治需求和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等研究。然而，由于翻译已从单纯的语际交换方式上升到文化、政治干预层面，所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过分彰显女性主体意识和性别立场的观念在翻译过程中难免有些偏激。本文立足于女性主义批评观，结合具体实例深入探讨女性主义在翻译领域的影响及其反思。

关键词：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　文化研究；　反思

女性主义①翻译研究首先于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加拿大，主要是女性主义思想与翻译理论的结合。它将“性别”看成是文本创作的重要因素，试图通过语言突显译者的性别主体作用，从而在文化上追求女性独立的体验和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强调译者主体性、关注女性写作文本和语言、彰显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翻译。其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等。她们提出的很多翻译理论对传统的翻译研究有广泛的影响。

一、翻译活动中的性别视角

随着反抗压迫和争取平等自由权利的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人们开始关注两性的性别差异，所以“性别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女性主义者们常通过“性别”这把利剑抨击父权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并通过翻译话语抵抗性别歧视。雪莉·西蒙说：“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②那么究竟为什么有学者将翻译自然而然地同女性结合在一起，并且贬低女性翻译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呢？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一直处于原作的“模拟”和“派生”的地位，无法与原作相提并论。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在《翻译的性别隐喻》中说：“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③显然，翻译与不同层次的女人的特征相结合，恰恰说明了在两性对立的模式中，男性被赋予正面价值，而女性只是证明男性存在（包括性）的工具。  比如在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的《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中，男人们痛恨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却又堂而皇之地成为蹂躏她们的禽兽；他们为了极力维持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不断地将女性打压和排斥到边缘地位。追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一种男女在性别文化地位上的不平等，即由“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两性有着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是被动的，是被阉割过的，这就像翻译较之原作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一样。首先，从生理性别属性来说，男性和女性是不可置换的。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具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相应的，从文化性别属性而言，原文和译文也是这样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抗。译文就像女性的性别特征一样，只是原文的语言转换，是无法进入经典之流的；而译者也相应地遭到学界排挤，视为低价的工作。所以通过种种比较，一些人就从译文身上找到了女性这个“同等低劣”的对应口。然而，这种强势与弱势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古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古希腊，却在文化上被古希腊征服一样，人们只看到翻译在“复制”，并没有注意到翻译所承担的沟通不同民族文学、文化的桥梁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过滤和再创造都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心理认同过程。同理，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将女性群体的文化和思想传播到大众中，而翻译在此时充当了女性传统和文化交流的媒介。因此，笔者认为，将翻译与男权意识中的女性相提并论是不妥的，因为翻译不会永远处在边缘地位，女性也不会永远处于“失声”的状态。埃莱娜·西苏在其作品《美杜莎的笑声》中就提到女人“甚于男人”的特点：“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地写作。”④西苏不但提出了“躯体写作”的口号，也赞赏女性这种描写肉体美感的方式。女性通过写作来觉醒，走向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同样，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时，也会相应地进行改编和再创造，吃掉男性作家笔下扭曲、诋毁女性的话语，呈现出符合女性价值观的译作。所以，翻译并非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属性，虽然翻译出自原文，但经过“再创造”的翻译是具有不同于原作的面貌和价值的。作者列举的这个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抹杀了男女二元对立和翻译的女性属性的模式，从而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思想。

二、女性主义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如上文所述，由于性别差异，女性与翻译一样通常被贬斥到边缘地位，所以，女性主义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选择文本”的阶段，通常会融入女性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筛选，从而突显女性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体验。再者，与男性译者不同，女性译者通常更注重妇女的“身体语言”，也更在意通过字、词的翻译彰显女性译者的主体性。比如，伊娃·恩斯勒的《阴道独白》引入中国时有两个较为权威的译本，一个是喻荣军的翻译版本，另一个是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的改编版本⑤（此外还有各种高校社团、专业和民间团体改编的版本）。由于艾晓明教授是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者，所以其翻译版本字里行间散发着反抗男权思想、唤醒女性独立意识的气息。在原作中“因为他喜欢看”（Because He Liked to Look at It）这一章有这样一段话：“Our self-hatred is only the internalized repression and hatred of patriarchal culture.”⑥ 喻版的翻译为：“我们自己对它的憎恶只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压抑，我们自己对它的憎恶是我们强权文化所宣扬的结果。”而艾版的翻译是：“我们厌恶自己，这只是内化了父权文化，因为这个文化让我们压抑性欲、讨厌自己。”可以看出，对于“patriarchal”这个词，喻荣军翻译为“强权的”，而艾晓明翻译为“父权的”；并且，喻版将“强权文化”放在了末尾，而艾版却强调是父权文化让“我们压抑和讨厌自己”。相较而言，男性译者更注重作者宏观的感情，而女性译者更关注敏感词汇的细节问题。其实“patriarchal”原意是“家长的”“族长的”，但是艾版直接深化为“父权的”。这就要谈到原剧作者伊娃·恩斯勒，她本身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的创作初衷是因为了解到很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个人体验被剥夺和长期身体得不到尊重的遭遇，所以希望以大胆诉说阴道的方式使女性认识并认同自己的性别属性，坚决反抗性别暴力。而同为女权主义者的艾晓明在翻译时也就更有共鸣：她看到了作者笔下抨击父权文化对女性压抑和侮辱的隐含话语，展示了女性苏醒了的主体意识和女性文化色彩。再者，女性主义译者较之于男性译者在翻译时，对于女性身体词语的翻译也更加直白。以以上三个版本为例，在第二章“阴毛”（Hair）中，原剧写道：“I realized then that hair is there for a reason.”喻版翻译为：“于是，我认识到那层细软的毛发长在那里的原因。”而艾版则直接译为：“终于，我明白了，阴毛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两版的差别显而易见，喻版采用了委婉的说法，而艾版则直呼“阴道”大名。笔者以为，艾版这种露骨的译法恰巧符合了女性主义者将女性的身体话语大声说出来的思想。在男性主义社会中，严苛的社会风气让女性无法在公众场合直呼阴道的名字，只能用隐语暗示。笔者推测，喻荣军作为一名男性，也是出于对代表女性的敏感词汇的忌讳才选择了委婉的译法。这也证明了女性译者在翻译时有意识地对文本的译法进行了干预，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但是，强调译者的主体性或者主观能动性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女性主义译者介入社会的有效手段，过度将翻译同政治手段联系在一起的方法着实有些偏激。女性主义者们从翻译的角度出发以及思维的扩散应始终围绕翻译的本质进行，大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男性对女性的尊重，提升译者、译作的地位。

三、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反思

翻译的本质目的是什么？不同视域下的翻译的目的不尽相同。解构主义者强调，在解构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和译文从属于作者和原文的关系，倡导原文与译文间的平等互补模式；而女性主义者则是要摆脱译文与原文的性别从属关系，突出女性独立的特征。笔者认为，翻译虽然在不同视角下的追求各异，但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生产出优秀的译文，使不同民族了解到本语文化的精髓。就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而言，翻译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女性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操纵，但是它不该成为女性政治实践或者文化策略的工具，从而丧失了翻译的本质。正是由于女性被视为“第二性”的特点，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往往只选择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忽略了男性作家写作中有价值的文本。实际上，这种选择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偏颇。我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就是以旦角为世人熟知。京剧剧本就是作者的原创，而演员就是译者。这样看来，优秀的译者是完全可以站在对方性别的角度诠释好原作的。同样，很多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依然是很美好的，比如说巴尔扎克笔下天真烂漫的欧也妮、哈代笔下坚忍不拔的苔丝，以及雨果笔下纯洁善良的爱斯梅哈达。女性主义者不应该只将目光局限于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因为“性别”这个概念已经广泛深入到人们的思想生活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意识到传统的男女失衡的性别问题，所以他们也会感同身受地将这种现象以翻译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女性在翻译时更加直接而已。而就女性主义者通常提到的“忠实”原则来说，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人们忠实于“女性自我的写作方案”⑦。但问题是女性主义者提倡的“女性译者的主动性”是否会重蹈男权主义者贬低女性形象的覆辙呢？因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译者一定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感对文本进行批评性的解读。如果“忠实”变成了“极端忠实”，让一些狭隘的女性主义者将语言作为打击男性译者或作者的工具，那便不可避免地会回归到性别的二元对立当中去。因此，英国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在其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中提出的“双性同体”概念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二元对立的旧有模式。伍尔芙在对妇女的创作考察中常常从其个人文化教养和经济地位的角度进行切入，她认为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的情感生活、工作经验被男性严格限制已是司空见惯，而这正是女性的翻译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不仅要抨击男权中心对女性的压制，同时也要积极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得两性互相接纳。而笔者认为，“双性同体”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具备双性的视角和换位思考的能力。两性间相互理解是一方面，同时，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减少“性别因素”带来的歧视、侮辱和压制，以一个健康、平等的眼光挑选文本至关重要。

四、结语

翻译研究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下实现了从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上升到文化层面的变化，也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本文通过上述分析研究，表明女性主义翻译旨在彰显女性的独立意识并保留女性翻译特有的文学传统；同时，笔者也看到了翻译活动在女性主义运动影响下的不足，即夸大女性主义翻译的政治和权力作用，将翻译视为宣扬女权和其政治目的的利器，从而忽略了翻译的本来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提升了翻译的地位，也让很多女性作家和译者摆脱了文化上的压抑，突破了性别上的束缚。

作者：李晓萌 单位：北京体育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