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代文学欲望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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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统稿才发现，本期重勘的三部小说《美食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妻妾成群》都首发在《收获》杂志，分别发表于1983年第1期、1985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且均为《收获》当期中篇小说头题。从时间分布上看，也正好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前中后期。如果我们做一个更大范围的期刊调查，不只是本期几部小说，《收获》可能为整个改革开放时代提供了最多的现象级文本。其他的，像《十月》《当代》《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也是现象级文本的重要来源刊物，这和刊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地区位优势密切相关，也和刊物的定位、传统甚而某一个阶段某个主编或者编辑的文学趣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系。说到《收获》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大众传媒关注得最多的是它和先锋文学之间的渊源，其实它对思想文化和文学边界的拓殖，是有着一以贯之的刊物传统——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收获》，不仅仅发明汉语文学可能，也引领思想文化前锋，现实地参与到国民精神和审美建构，这是现象级文本植根的土壤。故而，《收获》和其他几家刊物出产最多的现象级文本不是偶然的。期刊以怎样的洞见去发现和编辑文本，在更辽阔的想象中把文本编织到文学脉络和社会结构，需要以期刊和编辑为中心进行专门的研究。还可以观察到的是，不少现象级文本可能会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忌，禁忌不完全等于社会热点和公共议题，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国民心理、文化传统、人性底线和审美惯例等都可以是某个方面的禁忌，有人有边界有秩序就会有禁忌，有禁忌就会有突破禁忌的冲动和快感。

期刊的编辑者需要对挑战禁忌的文本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后果有预先的研判。不过，即便有研判，有的现象级文本最后的命运和走向不是期刊编辑者或者出版人所能掌控的。禁忌性文本容易出圈，一旦出圈成为社会性公共事件，审美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权重就会变得减弱，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举出不少。应该意识到禁忌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往往又是被赋予了创造力，审美领域尤其如此，正是对某些既有禁忌和规则的不断挑战和突破，才可能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或者文学本份的审美开疆拓土。从这种意义上，对某些现象级文本和它嵌入的时代之关系研究，揭示出文学的现象级文本也是整个时代风向的症候性文本，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5年，《废都》《白鹿原》在1993年，都是值得深究的。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2006年，时任《收获》副主编的程永新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过：80年代，张贤亮写了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和李小林等人一起去北京组稿，大家看了这个小说以后都觉得不错，认为张贤亮写出了人性，有一些真实的体验在里面。之后，我们把它作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编发了。北京的一些女作家对此很有意见，说张贤亮的作品体现大男子主义。因为小说里面有一些性描写，主人公章永嶙在与一个女人同甘共苦的生活中恢复了性功能，这种描写在西方文学中很常见，现在回头看也不算什么。但是，当时的文坛对此还是很难接受。老作家冰心也对此提了一些意见，打电话对巴金说，你要管管《收获》了。一开始别人说的时候，巴金没太在意，他还是比较相信我们的判断。但是，冰心给他打电话说这件事，他开始重视起来。他和冰心以姐弟相称。步入高龄的老巴金看完小说之后对我们说，小说没有什么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每一部现象级文本都有一部公开的或者易于发现的发表、阐释和接受史，还有一部文学内外权力斡旋“看不见”的隐秘史。本期张学昕教授论文重勘苏童《妻妾成群》于一个长时段和同时代的审美路线图。如论文指出的，普通读者召唤出来的确实可能是苏童说过的，小说触发来源之一是西安诗人丁当的那几句诗“男人都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嫔妃三千，妻妾成群”。“隐秘的梦想”如果是原型性、集体性的国民心理，或者白日梦式的意淫，甚至恶趣味和劣根性等等，在商业时代都可以换算成注意力以及资本变现。这一点在传统通俗文艺和近些年的像网络文学这样的大众新文娱样式都可以获得有力的佐证。现象级文本在今天可以是资本市场趋之若鹜的大“IP”。这种大“IP”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意识初萌并没有今天的圈钱能力，像本期重勘的《美食家》早已经是苏州的文化符号，《美食家》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就是苏州美食地图和饮食文化简写本，但小说家陆文夫个人从中获得的也只是“陆苏州”这个“虚名”。

再说《妻妾成群》，可以想见，有多少人是冲着“妻妾成群”，包括后来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来阅读苏童并定义苏童。确实，如张学昕教授所言，《妻妾成群》“苏童的写作，完成了一次历史性、根本性的转变”，是苏童最初对“旧”世界的想象和书写冲动，或者“对旧时代一种古怪的激情”。这是小说家苏童和作为代表的批评家张学昕的审美密约。我也相信，普通读者中会有一部分能够加入到这个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审美共同体，体悟到《妻妾成群》的“人性漩涡中徒然的挣扎”（程光炜）。读者构成的复杂性，包括具体到专业读者构成的复杂性，顾奕俊博士论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关注到同时代批评家之间的冲撞和对话。现在可以看到，一本收入四十余篇评论的《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小说发表不到两年就正式出版，且首印一万册。这不仅能够看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文学圈的反响，也能部分反映文学批评在1980年代在向圈外溢出的影响力。同时，顾奕俊还注意到“性”之于张贤亮的写作策略。揣度禁忌的社会容忍度，冒犯之。但事实上，当普通读者讲小说的某些片段当着“小黄书”阅读时，“性”与附着于“性”的幻术，只是张贤亮极其有限的、解决相应叙事问题的途径方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此，贾平凹的《废都》又予以升级。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很多审美终端不在“性”的小说都以“性”作为营销的卖点，比如《白鹿原》《上海宝贝》等，且无需像八十年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遮遮掩掩。作为现象级文本的《妻妾成群》（也包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肯定激活并吸附了有着“非文学性”（比如性幻想和吃货梦）“隐秘的梦想”的潜在读者，他们是《妻妾成群》也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庞大的读者俱乐部的一员。事实上，还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有两点：第一，苏童《妻妾成群》发表的1980年代，一方面“妻妾成群”已然是一个吐弃的旧社会关系方式，但作为文化心理是国民的残梦，文化心理和社会关系方式存续的不对等，助长了意淫的“隐秘的梦想”在幽暗处生长；另一方面，更开放的“性”欲望化时代还没有降临。《妻妾成群》在相对匮乏的时代，满足了一部分读者“隐秘的梦想”。缘此，扩大了《妻妾成群》读者的基本盘面。第二，我们承认和强调小说家和专业读者的“深读”，同时那些把《妻妾成群》就读成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宅斗的“浅读”是不是也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可以作如是观。不只是“色”，《美食家》的食，对应的也是吃饱到吃好到吃得艺术化的匮乏恢复到“丰盈”的过渡时代。一定意义上，《美食家》的前文本（潜文本）是物质匮乏的饥饿记忆及其书写，在“吃”的文学表达上，《美食家》和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具有互文性。这提醒我们注意，欲望的文学表达得以葳蕤滋生的时代恰恰对应着压抑和匮乏。文学表达成为现实生活解放和补偿的替代品。值得一提的，压抑和匮乏并无终结之处，解放和补偿只是阶段性的，所谓欲壑难填。

就像李徽昭教授论文所认为的：“《美食家》既有当代中国的政治反思，也有对饮食等日常生活与城市文化的深度介入，形成了欲望消费与城市及时代的间性思考。在历史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之间，《美食家》建构了欲望与消费的新观念，解放了曾受革命禁锢的欲望与消费，从而成为时代变革的内在动力。”在李徽昭教授的描述中，可作多义性解读的文学文本成为现象级文本是一个不断溢出，不断破壁、跨越圈层的过程。本期设计里还可以有八十年代之后的《白鹿原》《我爱美元》《废都》《上海宝贝》等涉欲望表达的文本。预想中，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欲望样本的扩容，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欲望表达，流与变渐次展开。本栏目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