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艺术的当代价值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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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学术的视点探究一种风格范式的形成，必然先从开创这种风格的画家创作轨迹寻找灵感。徐惠泉是能从西方绘画中汲取创作养分，大胆开拓出新的艺术语言，同时又赓续传统水墨精神，坚持民族立场的江苏“新文人画”代表人物。可以说，他的创作是以“中”为“体”，深刻地把握中国画与现代艺术两种体系的共通之处，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立的绘画风格。时至今日，在油画挪用中国画创作理念、美学思想成为思潮之时，我们可以对徐惠泉艺术语言的油画挪用价值展开具体考察，从而发现其艺术实践的另一种价值。

一、寻求认同的回路：形式、空间与自我

绘画艺术作为视觉艺术的一种，由认同产生的文化自觉，始终成为其构思、创作、欣赏、批评等环节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由此，中西方绘画的风格样态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文化认同的路向。当代画家往往通过形式表征来完成对文化身份的求索。就艺术认同的视角加以归结，徐惠泉的创作可从以下3个维度加以分析：形式认同、空间认同和自我主体的认同。形式认同是产生绘画风格的基础。这种认同决定了画家创作的主题与表现方式。徐惠泉的绘画很早就以水墨重彩人物著称。一方面，苏州自古便是“仕女画”创作的重镇，徐惠泉从历代名作中汲取技法养分，同时又大胆突破古代仕女画所苛求的“笔墨趣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物画在东、西方绘画的冲突与调和中演绎“笔墨”与“造型”融合之路。徐惠泉的绘画擅长以苏州园林为背景，重点描摹深闺女性的生活状态。《远缘》以表情刻画凸显人物细致入微的情感变化，鲜明地体现了传统文人画“隐逸林泉”的审美品格，从而将古装仕女融入当代都市文化的大语境之中，画面反复出现的墨痕褶皱像龟裂的瓷器，既有皴裂线纹美感又起到分割重彩的作用，做到以新技法、新主题、新形象毫无隔膜的书写传统水墨画的人文精神。另外，“重彩”更多地体现了当代艺术的跨界审美经验，为中国画所不多见。徐惠泉的绘画首先建立在他对于民族人物画深厚的实践探索上，其笔墨兼工带写，根据画面需要自由切换，不拘一格。在此之上，他深得西方当代绘画中“综合材料”审美经验的滋养，能将两种文化土壤不同的风格成功表现于一幅绘画之上。乍见徐惠泉的水墨重彩人物创作会有些许不适应，因为从外部形势看，其“挪用”大胆，突破了中、西两种文化空间的风格规定性和范式稳定性，但这种不适应很快会随着观赏者对作品文化空间跨越的自觉感知而消失，转而为作品全新的视觉体验叫绝。空间认同是艺术认同趋于稳定的重要维度，是基于艺术家对民族、国家、地域三种维度的流动性把握，从而对艺术的探究从表征形式走向精神内涵。徐惠泉的水墨重彩人物画形成了独特的空间认同范式：从传统水墨的民族本性出发，一方面，可以看到徐惠泉独具吴门画派俊逸洒脱的画风背后，明清人物诸家及至任伯年的巨大影响，在“工”与“写”，“色”与“墨”的交融中彰显出一种对于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水墨建构聚合力；另一方面，徐惠泉大胆地进行材料、媒介、审美意象上的实验，《远缘》的局部放大后可见其将水墨、有机颜料、矿物颜料、水溶剂乃至洗涤剂融合运用反复叠加，更将泼墨、泼彩、贴金、敷箔、拓印等技法混搭，多种材料的运用使其水墨重彩人物画厚重而充满质感。从中可见徐惠泉心中蓬勃而出的经验、技能、信仰、价值观等行为因素的“共同体”，由此彰显出两种文化传统在其身上的交汇，形成外向型的创作驱动力。在以上两种认同的基础之上，艺术创作最终指向的是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认同，这种认同最终建立起了艺术家的习惯。哲学家杜威认为，艺术创作本质上就是艺术家自我追寻和发展的过程。徐惠泉的艺术一方面是从中国传统人物画进化而来，他进行艺术实验彰显的是瑰丽恣肆、斑斓厚重的艺术品格，色彩的质感、笔墨的空灵在他的画中完美结合；另一方面，徐惠泉的绘画之所以能不断创造辉煌就在于他敢于挑战一切固有的传统，综合材料创造的美学对象一般追求绚烂而多姿,而中国传统人物画多求古朴雅致，徐惠泉将二者巧妙融合，既有墨的“气格”，又有色彩的“率意”。在他长期的艺术探索中始终在异质文化传统之间自由的旅行，在新的主体文化身份寻绎中，完成了对当代人物画创作的文化超越。

二、徐惠泉水墨画的油画挪用路向

“挪用”指不同媒介传统之间的相互迁移，由形式走向文化的纵深。挪用的发生势必要以创作者对原有传统的背离为前提，这为在某一强大传统的场域之内形成新的认同设置了不小障碍。挪用作为艺术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艺术家对于自身文化元素的挪用，一类是他者元素的挪用。西方现代艺术多以自身传统元素为媒介进行挪用，通过对传统的戏谑与消解达到表达某种观念的目的，如格里柯、毕加索、杜尚等西方艺术大师对古典主义范式的重构，以及吴冠中在中国油画界兴起的对水墨元素挪用的探索。对他者元素的挪用虽不乏“立体主义”的成功典范，但也会造成跨文化媒介间的陌生与不适，从而给艺术探索的成功造成很大障碍。正如《视觉艺术的现象学》一书所指出的：单单还原挪用对象的政治或文化语境，从根本上无法增加观者对仅作为“材料”的挪用，从根本上的艺术冲动及体验。[1]从这个角度而言，有论者将徐惠泉水墨艺术对“重彩”的挪用阐释为“材料美学”并不十分确切。笔者认为，徐惠泉水墨人物画对西方媒介材料的挪用并不能简单地从外在意义构建的文化空间性去理解，而应当将这种实验理解为“中国当代艺术”范畴之内的崭新范式。可以说，徐惠泉的创作是一种意识共同体的书写，充满着能动性、偶发性的意识流动和理想状态的恣意表达。由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这一充满生命情景体验的饱满的创作过程简单地理解成挪用与被挪用的符号连接关系。从此意义上，我们便可以清晰地归结出徐惠泉的创作对当代中国油画“挪用”启示的两种路向。其一，从徐惠泉水墨画挪用“重彩”材料的成功经验出发，可见成功的艺术要以创作者自觉的主体意识为行动基础向着多元认同的世界艺术去努力。其二，徐惠泉对当代艺术材料的挪用并不是单纯的模仿复制，而是充分体现多元文化语境的相得益彰。应当说，徐惠泉的水墨重彩艺术深刻地映射了一种“关系美学”，表现出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范式的“流动”与“反流动性”趋势，本质上这是一种从地方性叙事、跨民族叙事到全球叙事的发展线索，徐惠泉正是“如是而为”并取得成功的。面对油画这一西方艺术媒介，反观当下的中国油画创作中的“挪用”，一方面，中国画家首先想到了将自身的民族语言运用油画表达，这从陈逸飞、吴冠中、杨飞云的探索来看，应该说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将这类风格摆放在西方当代艺术的背景上考察，则可能会发生因为艺术语言的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认同障碍；另一方面，挪用摄影、装置等其他艺术形式和媒材进行油画加工、转化，或是将西方已有的风格进行驳杂化的“生产”，如此则较少能体现主体的艺术语言，只是单纯在材料或观感上标新立异显然无法达到理想的艺术境界，更无法形成新的价值。地域性艺术如何实现全球化认同？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命题。徐惠泉的答卷可以说是成功的。首先，徐惠泉熟悉本民族的艺术语言，不仅素养厚重，而且艺术追求清晰而鲜明。在他看来，种种绘画媒介与材料并非是创作的目的，或是简单的视觉手段，而是帮助艺术家实现艺术风格突破，构建“想象共同体”的环节。其次，徐惠泉擅于把握全球与地方，多元与单元、民族与世界的艺术格局关系，能从自身创作的实际出发，游刃有余地进行驾驭，将每一次创作视为实验和创新的契机，并进行大胆的个性表达。以徐惠泉的创作反观当代中国油画创作中的挪用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一方面，徐惠泉将“水墨”、“重彩”熔于一炉，美学样态多元而统一，从艺术史而言，体现出多种绘画传统“流动”与“逆流”和谐共生的崭新格局，相对于当前中国油画创作实施挪用的过程中某些单一、机械和程式化的倾向，更加开放而有魄力；另一方面，绘画等视觉艺术最能体现不同文明生态的独特样貌，消除差异、打通区隔、谋求合作是推动艺术发展、创造新范式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惠泉的艺术最成功之处在于，面对新媒介和多元的艺术语言，如何融入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大命题，他没有迷失个性化的自我，而是充分能动的大胆实验，最终找到了协调的表达之道，也为人类艺术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范式和经验。

作者：王鹭 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